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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跨越单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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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之一即是,其实我们几乎无法给予某个具体的年份以简单而确切的定义,尽管我们不得不尝试这样做。首先,这个世界由复杂的层面组成,它们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其次,那些曾经言之凿凿、振奋人心的判断有些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又很可能在多年之后再次焕发生机。

  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以“年终特刊”再一次面对读者,一年即逝。

  作为媒体,我们总感觉有责任为读者梳理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梳理”往往是仓促的。在去年的“年终特刊”上,我们将2002年称之为中国的“国际化元年”。还好,我们的希冀正在成为现实。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尽管还有困难,还有各种旧体制束缚导致的市场有效性的不足,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市场经济制度将在中国取得最终的成功。而透过2002年的现实我们发现,旧体制向新制度的转型有加速进展的迹象。因此我们说,2003年的中国将是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的一年,推进转型的各种力量增大的一年,在转型中人物的命运更加跌宕起伏的一年。

  我们今天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200余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也有人在转型中迷失或牺牲;有人在转型中成长、发展,也有人在转型中止步、彷徨。

  我们发现,和生活十分相似,其实转型也不像黑与白那样简单分明。一些策略会起作用,另一些不会;一些政策能成功,另一些却失败;一些人走下去,另一些被甩出来。转型是将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

  我们还发现,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的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不断成熟、接近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市场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市场最终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还预感到,2003年中国的产权改革将加快。在产权改革这一领域中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比较强调效率,比如建议将资产出售给战略投资者或有能力的现实企业经营者,认为这样的方式看上去虽不尽公平,但对长期增长有好处。另外一种则认为公平最重要,他们建议将资产平均量化到每一个合格的公民头上,然后在市场的游戏中再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前者现实,后者浪漫。

  其实就算是强调效率者,也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建设性的不平等,一种是破坏性的不平等。前者指增加社会整体财富或为社会提供正确的激励,有利于长远利益。比如MBO管理层收购显然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产权改革形式,但它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后者,是通过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或行贿获取经济利益,或是官员将权力拿去直接交易——这样不仅不平等,还不增加社会财富。

  说到公平,我们不得不再次提起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奥肯认为平等其实可以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个角度去考察。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机会平等问题,靠什么?靠市场经济,靠减少行政审批,包括防止在制度设计时就把意欲寻租的潜规则设计进去。至于结果不平等,市场竞争也会造成,这需要政府的平衡,靠税收、社会保障来调整。

  其实公正也是这样,起点和程序的公正显然比结果更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说,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

  毫无疑问,佩雷菲特在他的《论经济奇迹》中所说的“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决不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无足挂齿的附属物。他还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发展的原因一无所知才想起了“信任”这个名词。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

  就人类而言,基于信任的“奇迹”不是上天赋予的,贫困也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2003,祝读者好运。

  靠不住的结论

  在回顾2002年的世界时,你会发现美国与欧洲并未陷入最初设想的经济衰退,反恐战争也并未引发严重的全球恐怖主义浪潮与可能紧接而来的悲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但这种宏观性评估很容易忽略阿根廷人面临国家崩溃的痛楚及莫斯科与巴厘岛人的真实恐惧。就像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相信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繁荣的凯歌高奏的时代,是新经济的光辉旅程,却遗忘了东南亚在危机之后的绝望。

  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将多么轻易地推翻我们昨天的信念。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在2001年9月24日的“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宣称,在一年后遭到了数不清的攻击与嘲笑,但嘲笑者似乎都已忘记在“9·11”之后虽然短暂却浓雾笼罩的迷惘期内,我们又是如此坚定地认定,历史已经发生剧烈转折,一切皆已不可预料。但是谁又能保证,未来事态的发展,将不会再次证明格雷先生的正确性?比如,当我们在2050年回顾本世纪初期的历史时,的确有可能得出2001年是通往大规模全球混乱的入口这样的结论。

  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恩来曾语出惊人:“现在对它做出评价,仍为时过早。”这句话契合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治学方式——选择至少50年前的事件进行研究。对于过于迫近的问题进行判断,常常是轻率与武断的代名词。这令威廉·夏伊勒在撰写《第三帝国的兴亡》时惶恐不安,他期待历史能够融入更直接的个人经验,但更恐惧做出可笑的结论。

  但对于媒体而言,比可笑结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不得不尝试着做些结论,但我们又做不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早夭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曾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在该报两位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揭露出水门事件后,雄心勃勃的媒体人甚至开始相信,新闻除了是随时面临被抛进历史垃圾桶命运的草稿外,它还可能改变历史本身。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安东尼·吉登斯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大众媒体已更深入地卷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正在行进的历史的记录者,它的观点与偏见都已无可匹敌地影响了我们的下一步判断。从戴安娜之死到“9·11”,我们目睹了媒体如何将单一性的事件制造成一股全球性的潮流,公众的舆论与心理本身而非单纯的行动与结果,成为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媒体的惶惑

  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尽管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日益令人瞩目,但其从业者的智识却没有同步提高。对于美国新闻界而言,1999年的记者肯定比1900年的记者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也阅读过更多的书籍,但这改变不了这样的残酷现实——他们都会在泡沫破灭之前,信誓旦旦地写道:“如今看来,我们的经济已进入一个无限的繁荣期。”而1911年的诺曼·安吉尔与1999年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似乎是同代人,因为他们都曾宣称:“全球贸易的不断增长,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将会迎来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大众媒体永远是公众情绪的庸俗的俘虏,不管它的读者来自美洲、欧洲还是亚洲。尽管报纸并非肥皂与汽车,它蕴涵了更多的智力与情感成分,但它仍是一件期待被销售与消费的商品,很少有人愿意阅读那些离自己生活过于遥远的东西,就像男人与那些比自己稍漂亮的姑娘相处会更自如些,媒体必须满足这种平均取中的阅读期待。

  今天与100年前相比,惟一变化了的是,读者群体的划分更为细致。上世纪初,赫斯特宣称,他的媒体符合所有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阅读倾向,他们渴望暴力与情色的刺激,喜欢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更想目睹富人被推翻在地。如今,媒体不再能代表阶层,它只能代表某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群体并满足细分后的品质需求,尽管它的发行量有了惊人的增长。媒体只能呈现世界的某一断片,并不由自主地带有更强的偏向性。对于华尔街的丑闻,《新闻周刊》在其中看到了美国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义;《福布斯》欢呼资本主义再次完成了一次自我修复,成功地挺过了考验;而《花花公子》则像《华尔街日报》揭露出舞弊的财务报表一样,为男性读者揭开了那些为安然、世通公司工作的动人女郎的制服……

  好了,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最初目的。作为读者,当你在2002年12月30日拿到这份橙色新闻纸时,你会下意识地寻找我们对于2002年所做出的结论,你像我一样期待我们的结论既新颖又具有说服力。我们所有的同行都致力于维系这种阅读惯性,将过去一年中的新闻事件重新收集在一起再次批发出去。人们之所以这样是想通过重新评判新闻的意义,来报复我们在面对种种突发事件时的被动与无措;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阅读,我们试图将记忆截断,我们幻想我们的生活在几天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坦率讲,还有什么比幻想重新开始的生活更激动人心的呢?

  连续与断裂

  在描述英国历史的特性时,19世纪的历史学家Edward A Freeman说,比起法国史与德国史,英国史具有更强的连续性,它缺乏那种扭转全国情绪的突然性的革命事件,也使英国人更好地保持了传统。

  重温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它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即是强烈的断裂感。即使在“告别革命”的1990年代,眼花缭乱并常常是猝不及防的社会变革,仍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速的、跳跃式的变革。但是,当我们看到《时代》杂志有关中国专刊的封面(在这幅政治波普风格的画面中,意气风发的工农兵变成了手持移动电话的商人)时,我们意识到对这种社会变迁,旁观者与我们自己的理解一样难以深入。表层的迅速流动常常与深层的相对静止并行不悖,他们以极度矛盾的方式共同呈现出来。

  历史的另一条线索

  在12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约翰·格雷告诉我,他不相信中国在1920年代进行的激进启蒙会收到成效,激进地试图完全复制西方模式只会遭到失败。仅仅依靠书面材料的格雷当然很难理解,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努力如何鼓舞了一代代知识青年,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尝试,80年后仍是我们重要的遗产。毛泽东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努力,可能超出20世纪所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在2002年底发表在《新政治家》的一篇文章中,约翰·格雷再次重申了他对现代化的质疑,他相信这种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那场运动诞生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对进步与理性的信仰,它相信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必然向前发展,人类能够创造一种普遍性的文明;另一条则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宽容精神的坚持。在检视20世纪落后地区追求现代化的案例时,约翰·格雷发现对现代化的追求,往往较难产生第二条线索。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建设起高楼大厦,用汽车与飞机代步,享受着移动通信带来的便捷,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保持褊狭的观念。

  并非“不可避免”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一样试图否定我的同行包括我自己的一切努力。在援引约翰·格雷时,我想到了他的朋友尼尔·福格森,这位牛津大学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在和我们告别时开玩笑地说,希望我们都能按时到家。他对此解释道,尽管他这句话99.99%可能成为废话,但是“安全到家”这一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在你忍耐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试图相对清晰地表达我对于2002年的看法:在观念层面上,我们想当然地看待一切,认为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中国已融汇进了一个新潮流,一切结果都顺理成章。

  在2002年年终,我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2002年是中国的变革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篇文章后面,是我的同事们报道的具有这种转型与变革气质或参与其中的近200位人物,他们各自的性格与成就(或失败)印证了2002年中国的转型意义。是的,我们试图为之服务的读者,他们是中国的改革、尤其是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信仰者,他们也希望我们在提供具体实用的信息之余,还能发挥某种“功能”,即一次次地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印证他们头脑中的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加入WTO这一行动将不可逆转地促进中国变革,全球化将彻底改变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商业行为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推动力,而一旦健康的商业游戏规则建立起来,我们将出现一个稳固的社会中间群体,他们将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民主进程;中国将取代东亚诸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将利用20到50年的时间完成现代化之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奇迹,并很可能如胡鞍钢所说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新一代人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的光芒下成长,他们将必然地创造一个更多元的社会;渐进改革是成功的,我们拒绝激进变化……

  经济决定一切?

  我们相信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步时,其他变革必定不可避免。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同意经济学家布莱德福特·德龙所言:“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这种“经济决定论”在最近的几年转变为对富人群体的盲目尊崇,漏洞百出的福布斯中国富人榜始终处于媒体关注的中心位置。而仰融、杨斌与刘晓庆的窘境、黄巧灵的被中伤,并未减弱新兴企业家的形象。中国的企业家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只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将最终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被夸张的全球化力量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在当时激起了关于种种光辉景象与可能的悲剧的想象,今天看起来并不完全如此。就像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向东所说,对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心,绝大部分并没有成为现实。这同样回应了大多数人对于2002年的看法:它带来的好处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大。

  事实上,在回顾1978年至今的历史中,你完全可以认定每一年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改革加速的一年。即使仅从关税一项来看,中国政府在1999年做出的努力,也同样惊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充分的例证来证明WTO的种种规则是否能够促使成员国完成彻底的变革,进入一个繁荣时代。

  毫无疑问,加入WTO是中国新变革的催化剂,但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对单一行为的后果的过度期待。单一的全球化潮流无法为一个国家提供足够的提升力,在此刻,我们甚至需要怀疑是否拥有我们想象的不可阻挡的通向自由市场与富裕生活的全球化乌托邦。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兰·鲁格曼教授提醒我们,WTO其实从来就不是一支力量组织,它不过是由200多人组成的微弱的国际机构,贸易协商是通过各成员之间,而非该组织完成,当某些成员国试图违背协议时,WTO无能为力。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鲁格曼就一直表明,其实从未有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全球90%的投资与贸易仍集中在三极之间(美国、欧洲与日本)。我们热衷于谈论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却往往忽略这样的事实,对于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而言,中国的销售额常常只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的百分之几。

  事实上,改革并非轻而易举。不错,全球贸易、跨国公司与私营企业都在共同改变中国经济的运行结构,然而它们的作用可能并非如媒体与公众夸张的那样大。中国拥有500亿美元的FDI,却只有三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赚到了钱;我们对于民营企业的表现充满热望,但从《远东经济评论》今年首次评选出的中国大陆企业排行榜来看,国有大型企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为柳传志与张瑞敏进入全球杰出企业家行列欢呼,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领导的企业的规模仅仅是大型跨国企业的百分之几,他们并不是中国企业的全部面貌;我们相信进入WTO能够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以合并国营企业来创建较大型公司为基础的产业政策未能实现建立高效而富有竞争力的公司的目标。

  重思中国奇迹

  《经济学人》总编辑比尔·埃默特对我这样解释在1980年代中期前往日本的原因:“我想去发现日本的不同之处,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日本和它创造的奇迹。”但多年之后,埃默特却说,“结果,我发现一切正常。”因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未打破正常的经济增长模式,廉价的劳动力,适当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外部环境,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日本创造奇迹的方式,在东南亚诸国也同样创造了奇迹,在更早的英国、美国与荷兰似乎皆是如此,用以解释日本与亚洲诸国更高的增长率的原因,主要是技术的进步。

  比尔·埃默特的经验同样有助于破除流行在整个90年代的有关中国奇迹的老套路。在出版于2002年5月的报告《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中,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尽管过去的23年中,中国的GDP翻了7倍,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贸易额则跃居世界第六位。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仍只有“失落十年”的日本的1/4,而日本的GDP只有美国与欧盟的一半,也小于亚洲七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GDP总值之和。在1970年至2000年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1%上升至4%,而GDP的比例从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亚洲七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对应的贸易比例都由2%升至8%左右,而日本的GDP更是由2%升至10%,亚洲七国由1%升至4%左右。这份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远非人们惯常想象的那样强大,它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甚至也并非亚洲的主宰力量,它更未吞噬亚洲各国的增长空间。“2020年的中国——依然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即使基于未来20年的乐观假设,中国也只会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仍不及发达国家。”这份报告判断道。

  漫长的现代化

  我愿意承认,从历史的长河看,2002年的中国仍处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之中,这场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并在20世纪屡经磨难与挫折,在最近的20年收到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些关键的年份,比如1911年、1949年、1956年、1978年甚至1992年,2002年其实可以说是过去24年一直在延续的1978年的精神的继续。

  但正如约翰·格雷谈到的,像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面临着不平衡。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田溯宁号召的宽带救国,我们用各种方式、做出不同的牺牲以追随现代化的一条线索,即物质上的成功,却在政治文明、自由民主、道德责任这条线索上始终缺乏重大的突破。

  我们在2002年对富人与企业家的热情,在相当程度上仍类似于我们在1960年代对解放军、或是1980年代对大学生的热情。我们对WTO、跨国公司与技术革命甚至乡村直选的信仰,也与1920年代的铁路救国、教育救国与农村救国不无相似。他们不仅是公众的集体性行为,也同时是知识分子下意识的观念。

  疏离与超越

  在这个信息焦虑的年代,我们相信一张好的报纸,除了忠实地记录时代,它更应致力于挑战你头脑中的一些固有观念,提供更广泛的探讨平台,以证明一切问题与结论都具有强烈的开放性。这正是我们在2002年年底试图呈现的姿态,它拒绝孤立与静止地看待问题,也不满足已有的结论。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共同思考,并敢于质疑自己的思维惯性。在重新梳理2002年庞杂的新闻脉络时,王小波逝世5周年的纪念也同样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好奇。5年后,大多数人终于可以平静地说,王小波不是什么特别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说与散文也不都是上乘之作,但是没人怀疑他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姿态意义,尽管他只是呈现出一个健康人(同样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面,诚实、拒绝褊狭、对多元生态的坚持、自我怀疑与嘲讽。

  “今日的农村正在破产”,这是《大公报》在1935年的一篇社论的标题。这仿佛是李昌平在2001年试图说的话。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的种种民主试验与农村改革,与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支持的“乡村试验”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崛起,与1937年以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繁荣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当然,如果做出太多这样的类比,自然就会滑进消极主义的漩涡。我相信即使龙应台为梁启超感慨时,也要承认即使一百年后我们仍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这种相似更多的缘于螺旋式上升。

  我想再次借用周恩来的语句:对2002年做出评价,或许仍然为时过早。我不断强调的一点是,没有那种“不言自明的结论”、没有“想当然的结果”、没有“必然如此”的推断,历史也不可能仅仅由某一种动力(比如经济)推动,而认定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观点也是荒谬的……尽管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年终特刊”的热潮中。我们相信对于中国(其实对于任何国家都一样)而言,我们必须学会用更具连续性与全面的眼光来考察它,否则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崩溃论”与“中国的世纪”这两种同样不负责任的结论中摇摆不定。

  我们希望在力图表明自己对事物清晰简洁的看法的同时,同样要敢于呈现自己的彷徨与无知和对未知事物的艰难探索过程。我们也同样希望我们的读者不要过分局限于现实生活的琐碎与杂乱,能够在某一时刻跳跃出令人压迫与窒息的日常生活,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而恰到好处的疏离与超越将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味。

  学会与矛盾相处

  据说是卡尔·马克思发明了“历史的垃圾桶(Dustbin of History)”这个词汇它用来收纳种种曾经盛行一时的东西。好了,我们现在要倾泄掉,以便开始崭新的旅程。其实,只有在偶然的时刻,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崭新地开始,因为生活总是具有连续性。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充满理性,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清晰无比,很可能在另一时刻,就遗忘掉所有的承诺与誓言,不可理喻。所以,我们认为将人简化成“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或是“非理性动物”都是片面的,他们总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这确保了人类社会总是通向一个我们无法预料(可能是灾难,更可能蕴涵无穷兴奋)的结果。所以,在讲述了中国与我们自己的种种矛盾之处后,对于2003年的最大期望在于我们能够学会与自己的矛盾相处。尽管我们对于这种可能性抱有怀疑,但此刻仍会乐观而理性地说,欢迎进入2003年。

2002年12月30日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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