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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既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已经建有比较完善而高效的减灾体制、指挥系统、救援力量以及全面的信息发布体系，同时也给美国政府及企业界上了一堂沉重而有价值的应急机制课。 在“9.11”之前，《财富》500大企业中几乎有一半并没有建立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应急的计划。2002年11月，曾任里根政府大使的反恐怖问题专家、马什危机咨询公司董事长布雷默在以“领导者的力量：把握新的现实”为主题的《财富》全球论坛上指出。 《商业周刊》则回忆道：1997年秋天，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邀请几名私营部门人士参与了一项“计算机恐怖”的模拟演示，之后发表的报告中提议之一就是设立一项政府基金，“支持可以用来防御物质威胁的机构：应急交易场所、应急数据存储中心和专用的通讯系统。”然而，银行家们近乎一致反对，“请别再增加新规定了”，他们担心政府有可能实施更多的管制和控制。 “9.11”之后，美国政府和重要机构，包括企业界，不得不开始面临美国历史上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之一。 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在《美国伤风世界肺炎》的文章中介绍说，一旦面对紧急状态，美国联邦紧急管理局（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便会启动，它获国会充分授权，有办法筹措巨款重建回天灾人祸带来的破坏——90年代初加州经济不景气时遇上连串天灾，便是该局使其恢复元气。 在世贸中心占有25个楼层的摩根斯坦利却在“9.11”后几天内就宣布，公司已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则显示了应急机制的重要性及威力。几年前摩根斯坦利就花费巨资添置了远程数据安全战略，危急时刻，该防灾系统忠实地工作到大楼倒塌前的最后一秒钟，将重要的业务信息完好无损地传送到几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办事处。 而包括所罗门美邦、高盛、雷曼兄弟以及美林等各大投资银行也都有紧急应变计划（但都是针对电力供应中断等一般危机），将工作地点迁移至哈德逊河对面的新泽西州及纽约皇后区及布鲁克林区，力求继续维持部分业务操作。 因“9.11”报道获得普立策突发新闻奖的《华尔街日报》也上演了经典一幕： 当天在离开距世贸中心仅一条街的世界金融中心大楼之前，总编保罗·斯泰格尔下了一道紧急命令，“编辑、技术、排版制作人员等统统乘船到南布伦瑞克（道琼斯在新泽西州的印刷基地）集结，记者回家继续办公，电脑全部打开，电话保持畅通。”与此同时，道琼斯首席技术官比尔·戈弗雷定购了100台电脑，又设法遥控打开原办公大楼卫星控制的电脑并与之连通；该报在全国17个印点全力配合。次日凌晨，《华尔街日报》如期出版。 正因为各个层面的应急机制，美国虽然遭受重创但其赖以成长的制度仍旧良性运转。在“9.11”事件中几乎丧失了全部纽约雇员的政府债券交易公司坎特·菲茨杰拉德，在13日市场开始交易时其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便开始上班了。《商业周刊》写道，“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恐怖分子只是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图腾性的标志，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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