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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变革与长三角一体化
2003年1月7日16:06   [ 林建生 新望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既是上海扩张的过程,又是江浙等省与上海融为一体的过程;既是分工定位的过程,又是竞争激烈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其间还伴随着上海市郊和临近上海的苏浙两地城市化进程,乃至整个长三角的都市化进程

  长江三角洲历来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块土地占全国1%、人口占全国6.25%的地方,创造出了占全国1/5强的工业总产值及占全国18%左右的GDP。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苏州、无锡、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的经济总量也都在全国名列前茅。随着上海及周边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体化、都市圈化已成为该地区共同的呼声。

  龙头已经昂起

  长三角即是大上海

  · 入世和世界工厂、大上海都市圈以及申博效应成为江浙沪三地共同关心的主题。

  · 江浙沪在实现跨区域资源配置和资源共享方面已有突破性动作,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局”。

  上海曾是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但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一度下降,与此同时,香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资本整合中国经济的时代。在香港的龙头作用下,自南到北明显地呈梯度发展态势,上海不仅被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超越,而且也被邻居——江苏浙江甩在后面。大环境和体制是制约当时上海发展的主要问题。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融入国际经济,香港龙头作用和其领衔下的珠三角更靠近国际市场,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市场经济优于上海的内向型产品经济;另外,当时全国对上海加工制造业的倚重,不轻易允许其进行体制变革,所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浙反而因体制改革领先于上海。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时才开始扭转。

  90年代之后,上海经济增长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苏浙粤闽的增量提高不一样,上海首先面临的是存量调整,即把包罗万象的工业大量地转移出去。原来占上海财政来源1/4、出口1/3的纺织业,主要转向苏南地区;家电、自行车、缝纫机等上海计划经济年代的主打产品,由于全面衰落,也尽量地转移了出去,以腾出宝贵的土地发展三产。之后,上海工业以高起点的欧美日本技术和资本进行产业改造与整合。宝钢成立后,上海多家钢铁企业并入宝钢;引进德国技术的上海大众把原来的汽车企业并入成立集团公司;上海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利用的是美国的贝尔通讯技术;成立SVA上广电集团以后,上海规模巨大的家电制造业已经逐渐演变成传媒企业。改革与调整使上海制造业脱胎换骨,迅速得到提升。

  浦东的开发,不仅马上引起国际资本的响应,而且还带来了苏南的繁荣。在苏南经济因制度原因出现衰退之时,苏南的外资仍支撑了苏南经济的持续增长。“白发苏州”因外资的到来再次焕发青春。一向排外封闭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迎来了以高级技术人才为主的人才争夺战和移民高潮。上海、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外向型经济甚至开始赶上和超过珠三角。与珠三角的起点有所不同的是,长三角利用外资主要是改造传统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在基础设施方面,路、桥、隧道等也都有外资的大规模参与。另外因为长三角基础设施良好,腹地广大,居于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一些国内和亚洲大型金融企业总部纷纷开始向上海搬迁。

  上海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江浙两省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上海的服务业的需求猛增,上海物流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近10年来,上海孜孜不倦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地铁、高架桥、横跨黄浦江的斜拉桥、苏州河治理、浦东国际机场乃至磁悬浮列车等都是大手笔的杰作。2001年上海提出要以“三港”信息港、海港、航空港“两网”轨道交通网和高速公路网为重点进行城市大交通建设,实现15分钟上网、30分钟互通、60分钟抵达的“15、30、60”目标。同时还将建设涵盖苏南浙北部分地区在内的一批多功能、现代化的交通换乘枢纽,加强轨道交通与其它交通、市区交通与市外交通的衔接。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又在国际舞台频频露脸。2001年成功地举办APEC首脑会议,2010年世界博览会申办成功。上海已经把发展的目光超越了珠三角的龙头香港,而向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看齐。

  早在1986年,为发挥上海的经济带动作用,提高长三角经济协作程度,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成立了上海经济区。最初是江浙沪三省市,后来扩大到整个华东地区。但这一倡导仅仅停留在政府文件和会议上。加之上海自身经济尚在转型中,江浙发展速度及制度创新势头又远远超过上海,所以,上海经济区最后不了了之。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上海不再局限于自己核心圈的发展,而上海的周边地区也发现,大上海的辐射效应业已体现出来,现在江浙沪三地明确提出“经济一体化”,这大大超出原先“加强经济协作”的境界。而且,上海的领导地位显得越来越主动,龙头老大,当仁不让,也再不像从前因底气不足而遮遮掩掩了。1998年、2000年、2002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第一、二、三次会议分别在扬州市、杭州市和绍兴市召开;同时,长三角15个城市的市长论坛、企业家论坛定期举行,并形成峰会制度。入世和世界工厂、大上海都市圈以及申博效应成为三地共同关心的主题。尽管这些会议较多务虚,还没有形成具有协调作用和约束机制的实体机构,但江浙沪党政领导、企业界、学界及社会团体,在实现跨区域资源配置和资源共享方面已有突破性动作。可以说,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局”。

  一体化大势所趋

  江浙沪各有心思

  · 在城市圈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上海和江浙分歧突出。上海坚持传统的核心圈向外摊大饼式的发展道路。

  · 虽然一体化将会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已是共识,但竞争、利益分割,甚至相互使绊仍是最现实的选择。

  · 长三角的一体化基础较好,分工定位也比较清晰,最有可能在京津唐、珠三角、长三角三个都市圈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好的协调机制。

  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人缘相亲。共同的文化背景,各方面联系密切,长三角这种天然的联系历来就没有因为行政的分属而阻隔。上海开埠后,除外国资本需要上海作为渗透到长江流域的桥头堡以外,江浙资源输入对上海的繁荣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巧雅致的吴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母文化。蛰伏在苏州的地主贵族是上海民族资本的主要来源,无锡实业的崛起又迅速被大上海吸纳,浙江宁波以裁缝为代表的手工业主是构成上海企业家资源的主要部分。可以说苏州人无锡人宁波人和殖民者一起构成了当时上海的主流社会,并影响到现在。海派文化形成之后,长三角对海派文化很快就产生了极强的认同感:苏州无锡的教师、医生进修主要是到上海;上海的电视、报纸对苏南的影响要比省内南京的影响还大;苏南乡镇企业曾依赖于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而获得技术;嘉兴、湖州的大学生以到上海就业为最高理想;宁波、绍兴与上海有着极深广的人缘关系;上海甚至在长三角培养了大批申花足球队和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球迷;近年,上海作为会展中心和信息中心,与苏杭等城市一起频繁举办各种论坛、会议和经贸活动;电讯部门的统计表明,苏南、浙北地区与上海之间的电讯业务量大于各自的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长三角一体化其实传统已久。

  然而,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一体化将会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竞争、利益分割,甚至相互使绊仍是最现实的选择。“块块经济”始终是长三角的一大奇观。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拼地价、拼税收政策,抢外资。江浙沪在吸引外资方面竞相压价,优惠政策已超越国家规定。一般成熟的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土地出让金应在10万元以上,但长三角地区地价普遍从每亩15万元跌到5万元左右。除上级政府要求必须上缴部分,地方政府应得的土地出让金一般都放弃了,甚至还贴上基础设施的投入;在税收方面,早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底线,老企业的33%的企业所得税中,3%的地方所得也是先征后返。另外,非开发区内企业享有开发区优惠政策者比比皆是。由于土地资源和税收均是政府掌握的调节工具,所以,具有强势政府传统的苏南诸城市在争夺外资战中略占上风,2001年,苏州市利用外资竟高于上海。

  其二,壁垒重重,统一的市场体系被行政区划所割裂。江浙许多著名企业,为利用上海资源愿把企业总部搬到上海,上海也以巨大的热情,欢迎它们的到来。上海领导人在考察江浙一些地方的时候,主动上门邀请这些企业到上海来。但这种热情被江浙当地政府视为“挖墙角”举动,担心本地税源的流失而力阻这些企业进驻上海。江苏春兰集团和江苏阳光集团之所以仍然安心于本地,与当地政府的“做工作”大有关系。在浙江,除杭州对上海保持这样的警惕以外,宁波、温州企业进军上海的主动性和规模似乎要大得多。这与宁波、温州的市场化发育程度高有关,也与宁波、温州两地民营企业多、土地资源紧缺有关。

  其三,低水平重复建设,港口大战导致资源浪费。上海要建设航运中心,把港运中心从内河迁到外海,在大小洋山投资300亿元建大型海港,这使作为长江港口的苏南诸港(南京港、镇江港、江阴港、张家港港、常熟港和太仓港)缺少了整合的力量,地位相对削弱。本来,苏南诸港均是上海港的配套外港,但这些港口却都是各自为政,条块交错,矛盾重重。像张家港港就是自找货源,成为实际吞吐量达2500万吨的大港,是全国最大的木材进口港和粮油中转港。而其它港口因货源不足,可能沦落为一些大型企业的货主码头和专业码头。宁波港缺乏像长江诸港能沿长江上溯的流域内广大腹地,迫切需要上海与其合作。但洋山港的兴建,使宁波港作为东方大港的希望落空,宁波港将逐渐被边缘化。所以,一方面长三角各港与宁波港的装运能力在放空,另一方面又在大兴土木建港。区域壁垒使资源在不断地浪费。

  其四,“南上海”的崛起使苏南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上海发展规划与江浙意愿脱节,皆因本位主义作怪。上海发展重心南移对苏南影响尤甚。2002年10月开始,虹桥国际机场所有国际航班东移至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定位转向国内化甚至支线化,这使得苏南的苏州、昆山、吴江的IT产业遭受重创。IT产业不同于传统运输量大的产业,周期短、体积小,要求快进快出,十分依赖航空运输。昆山认为,近在咫尺的虹桥机场是昆山的投资环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则专门修建了到虹桥的机场路,是工业园区的配套工程。国际航班远移浦东,使苏州、昆山到机场的路程增加两个小时。此情此景之下,迫使苏南重新考虑自己建设国际机场,而这又导致苏州和无锡为机场的选址争吵不休。机场之争实际是对国际IT产业资本的争夺。而上海张江工业园的上升势头也由此盖过了苏南诸开发区。这表明,在这场争夺战中,上海拥有比江浙更多的出牌机会。

  其五,在城市圈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上海和江浙分歧突出。上海坚持传统的核心圈向外摊大饼式的发展道路,而苏锡杭甬要求体现功能差别,错位发展。杭州希望做上海的后花园,要求把上海的一部分功能移植过去;苏州强调在上海的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昆山人认为,蛙步发展更体现出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因为,像昆山等苏南的县级市的经济水平和发展程度都高于上海的郊县。但上海坚持要把郊县变成郊区,再发展成市区。这大大削弱了上海应该具有的远程辐射能力。

  在上海规划与江浙要求矛盾重重时,江浙两省迅速走到一起,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规模很大的苏南和浙北已经通过苏嘉杭高速公路相连通,绕过了传统的中转中心上海;太湖西岸从南京向东南进入浙北地区的宁杭高速公路正加紧修建。如果江浙两省走到一起,绕开上海,先行一体化,那么,大上海恐怕也不是滋味。

  对比其他都市圈,北京城集中了相当多的全国性资源而迅速发展,但与环绕周围落后的河北农村和城市差距却越来越大。北京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形成了孤岛型的现代化。北京在京津唐都市圈形成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龙头作用;在珠三角,香港经济的失落感与香港自身在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壮大过程中缺乏调整有关,而两种制度的差别又人为阻隔了香港与珠三角之间资源的自由流动。相比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基础较好,分工定位也比较清晰,也最有可能在三个都市圈中脱颖而出。但关键在于好的协调机制。在政府配置资源依然起重要作用的今天,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都存在外部性。趋利避害,需要相互协商。

  行政割据必将打破

  一体化即是都市圈化

  · 长三角受上海辐射呈梯度递减态势,长三角的一体化并不是通过资本要素的相互渗透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龙头的上海并没有多少资本外移。

  · 上海的龙头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外移以及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物流贸易等服务功能上。

  · 长三角各地,不要把本地方的发展寄托于上海的辐射,而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才能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

  长三角一体化既是上海扩张的过程,又是江浙等省与上海融为一体的过程;既是分工定位的过程,又是竞争激烈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其间还伴随着上海市郊和临近上海的苏浙两地城市化进程,乃至整个长三角的都市化进程。如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如何推进都市圈化?我们认为:

  第一,长三角基础设施应尽快纳入一体化发展规划之中。长期以来,上海的基础设施主要是解决历史欠账问题,主要考虑和国际市场保持快进快出,但与长三角本地其他城市的接轨融合考虑不多。上海的出城、出境历来是交通瓶颈。因此,尽管长三角其它地方发展也非常迅速,但与上海的差距却在拉大。江苏和浙江的基础设施尽量希望与上海接通,如苏州在沪宁高速公路及多条高等级公路的基础上,最近又专门立项,准备独立建一条苏沪高速公路。但在这方面,上海的主动性就差多了。许多公路都是江苏段、浙江段先修完,等着上海。上海西北与江苏太仓相连接的苏宜公路,上海路段路面狭窄,路况也差。崇海大桥、杭州湾大桥因涉及到跨省市,要比江阴大桥、苏通大桥的规划建设慢得多。长三角一体化,说到底,上海的主动带动作用是关键。由于长三角对上海需求巨大,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彻底打通,将对上海带来巨大收益。这一点,聪明有余的上海人不要“拎勿清”。

  第二,产业结构和布局应当有所选择,不同层面的城市形成不同的分工协作体系。上海产业结构已经是实现从二、三、一向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变。2001年其三大产业之比1.7:47.6:50.7,而长三角的其他城市(除舟山市)第二产业依然超过50%,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苏州、无锡、宁波等二级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更高,这三个市的三个产业分别为5.2:56.8:38.0,4.0:55.2:40.8,7.6:54.8:37.6。在财政收入方面,上海以1995.6亿元,占GDP的40.3%而遥遥领先,其他城市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未超过15%。上海已处在工业化后期,制造业正在向长三角转移扩散。但这一过程,也使长三角对上海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如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长三角,上海的高档住宅、高级写字楼持续热销,外地驻沪贸易公司不断涌现,商务活动十分活跃;在工业布局和产业分工上,上海和长三角同样是发展高科技产业,但上海不应把目光只停留在IT产业,而着力跟踪生物医药、海洋开发、宇航通讯等具有世界前瞻性的行业;就是同样发展IT产业,苏州和昆山完全依赖外资或台资,主要集中在显示器、记忆体、扫描仪等技术成熟的产品,而上海有自己的研发基础,完全可以发展IT产业的核心技术CPU和具有原创性的软件业。所以,上海尽管存在产业转移和升级中的阵痛,但带来的是自己提高和长三角共同的发展。上海要“舍得起”。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重点是作为各增长极的城市的一体化,即城市连片壮大而成为都市圈。上海拥有良好的产业结构及其升级能力,无疑是长三角都市圈的核心。靠近上海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其人均GDP和上海差距不大,可以看成是长三角都市圈的内圈。从无锡到浦东再到宁波是长三角中的小三角,目前,在小三角内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规划把苏锡和杭甬单独作为两个都市圈发展,这样,就必须正确定位好与上海都市圈的关系。现在看来,上海都市圈是大圈,可以涵盖苏锡和杭甬两个都市圈,但上海由于自身要消化庞大的郊区、郊县,特别是向浦东发展的势头短时期内不可能消退,所以,苏锡、杭甬可独立发展都市圈,以提高各自在长三角中作为两个发展极的作用。另外,应积极发挥南京都市圈的作用。南京在长三角的西端,受上海影响相对较小,但南京是拥有600万人口特大城市,其产业结构相当完整,第三产业已经接近第二产业。江苏省把南京定为省内三大都市圈(南京、苏锡常、徐州)首要发展的都市圈,规划中的南京都市圈把一小时路程内的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滁州囊括进去。这样,南京成为长三角次中心城市,也是上海向苏北、苏中和安徽辐射的二传手。发挥好南京都市圈的作用,实际上可以看作上海都市圈作用的放大。

  县域经济的发展为长三角都市圈带来丰富性和层次感。长三角极富竞争力的县级市,全国少有。2002年12月揭晓的第二届百强县(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有七个长三角县级市名列前十位。县域经济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中间力量,只有县域经济的崛起才可能使城市连片化、都市化。在长三角有众多的年GDP达200-400多亿和财政收入30-40亿的新兴县级市,其县城正在向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上)演变。从行政体制和级别上,为小三角内县级市的成长拓展空间,是今后应当加以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四,长三角各地虽然互补空间很大,但产业扩散和辐射不会自动发生。长三角受上海辐射呈梯度递减态势。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长三角的一体化并不是通过资本要素的相互渗透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龙头的上海并没有多少资本外移。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上海的龙头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外移以及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物流贸易等服务功能上。从以往的经验看,上海向长三角扩张,需要有接纳扩张的市场主体。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快,企业多,机制活,那么,这个地方就更能接受上海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长三角各地,不要把本地方的发展寄托于上海的辐射,而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才能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目前看,长三角最活跃的是以台资为代表的外资和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民资,是它们在整合长三角的资源。在长三角各地都能看到,台湾、浙江资本北伐西进。其活跃表现,放大了上海和长三角的辐射能力,也使苏北、安徽受益。

  未来长三角:中国经济最亮的亮点

  · 长三角的一体化实际上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整个长三角区域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世界。

  ·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主体力量是市场,是企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企业制度,将会为一体化释放出新的能量。

  长三角的一体化实际上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上海、江苏、浙江已累计批准三资企业7万多个,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累计1500亿美元,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这些三资企业的客户、协作生产厂家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遍布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关机构估计,十年后,江、浙、沪地区将会有十几万个外商投资项目和累计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实际使用外资数额。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的存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整个长三角区域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走向世界。

  上海港国际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上升就是一个佐证。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港的吞吐量仅为3万多标准箱,到了2000年则飙升至561万标箱,2001年底的吞吐量更是在630万标箱以上。预计,到2010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1300万到1500万标箱。如此巨大的国际资本集结量和如此庞大的国际货物吞吐量,正是与长三角地区的“世界工厂”地位互为因果。

  “如何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是上海政界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上海的国际化,实质上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只有长三角一体化,才使上海有望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为核心城市的五大都市圈之后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主体力量是市场,是企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企业制度,将会为一体化释放出新的能量。企业的发展壮大及对国内市场的覆盖率是提高城市化和国内一体化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应当及早动手,消除地方保护对人口和要素跨地区流动的任何限制和歧视,为区内企业发展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让一批领袖企业成为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与经脉。

  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只是一个“开局”。抓住时机,向纵深发展,尚需各方努力。我们建议:当前应当尽快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及市内交通等方面建设一体化政策框架;在环境保护和旅游方面,联手整合,使跨境工程尽快立项、上马,形成长三角大旅游圈;建立区域内金融、人才、技术和产权交易的大市场,形成规模型、集约型的新兴市场体系和产业体系;甚至有必要建立一种超脱于省级政府以上的类似于“都”、“州”、“盟”之类的非政府组织,共同决策、协调行动,尽快结束那种议而不决的状态;还可以在“江南经济文化圈”的概念之下,拓展一体化空间,把皖南、赣北也囊括进来。

  可以乐观地预测:如果能够切实把一体化进程不断推向深入,未来的长三角应当是中国及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区域,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中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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