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茂军 北京报道 北京显然正被恐惧所笼罩,口罩成为这种恐惧的物化符号,公共场合的一声咳嗽足以引爆相当面积的不安与慌乱,商铺、餐厅和夜总会门可罗雀,超市里抢购的人群却几乎洗劫了粮、油和副食的货架,药店门口的告示说:口罩、温度计、消毒药水和维生素C通通告罄……过去三年中,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类似申奥成功这样的幸运与狂欢,由此滋生的自信,却有可能因骤至的SARS病毒而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4月的北京,飘悠着太多可疑的杨絮。”这条呈明显诗意的手机短信,非常准确地描摹出目前北京人的某种心态,人们的生活似乎在一夜间充斥着不洁。 4月24日,公司在京广中心办公的项先生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到处弥漫的消毒水的味儿强化了这种不洁感,其实每天这样担惊受怕、毛骨悚然地生活才是比SARS更可怕的事儿。项先生对生存哲学的感悟显然有不同于常人的角度,他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提醒记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次SARS至今还只是在大城市流行,患病者中白领人士占了相当的比例。“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看是因为知识阶层人士普遍对SARS有着足够的认识,畏从知生,不必要的惊吓使我们的生理免疫系统遭受破坏,抵抗病毒的能力反而被削弱。” 针对项先生所说的现象,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一家生物制剂公司的蒲剑博士认为目前还不能说是一“科学的提法”,但他同时证实,历史上的确有过某种病毒只在某个特定种群里肆虐的事例,比如15世纪末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西班牙病菌完全击溃,同样,一心想要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邪恶地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毛毯作为礼物送给对方……“死于西班牙病菌和天花的土著人要远远超过被殖民者所杀害的人数;这些病毒之所以只对土著人有反应,是因为那些西班牙人和美国白人的身上已经拥有这些病毒的抗体。” 蒲剑博士告诉记者,不应该排除某些人在感染了SARS之后并没有出现临床症状,他们是一些表现健康的带菌者。所以他认为政府紧急停止“五一”黄金周的计划是非常明智的,控制、减少人员的流动可以有效制止SARS向目前还很安全的农村与中西部地区扩散。 我们注意到4月23日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总额的SARS防治基金,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的建设,中央财政又另外安排了9亿元的专项资金。 中央政府的担忧得到民间的积极响应,4月22日,网络上开始陆续有帖子呼吁大学生们不要离开北京,建议那些急于回家的人想象一下“一个从北京重灾区返乡的人,将病毒带回家的可能性有多大?”遗憾的是这样的理智目前还是太少,受恐惧心理左右的返乡者还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趋之若鹜。4月24日,南昌铁路局客运段T146次列车的一位车长告诉记者:现在的客流呈明显的单向性特征,有点类似春运开始的那段时间。 和任何灾难来临时一样,这场从人的生理病变开始的祸事,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部分人心理的紊乱,甚至还在局部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失衡乃至混乱,但正如杨絮只有15天左右的张狂,目前正在发展的疫情肯定会在不久后的某个日子里尘埃落定。这一信念,随着政府对其前期少数官员不作为的清算举措而在民间日益坚定。 媒体上对白衣战士的煽情,已经卓有成效地让这个曾经饱受社会腹诽的行业形象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一位北大的学生在网络上发帖子,“请为我的父母祈祷!”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双双战斗在和SARS交火的第一线。说实话,这个帖子中处处可见的“流泪”、“心碎”这类字眼让人很不喜欢,但这个学生说: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希望他在SARS过后还能记住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多想再天天听我妈的唠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说,具备自疗性质的民间信仰系统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必须的。在SARS疯狂传播的日子里,封闭在家里的人们也许会绝望地感觉到人类的软弱可欺——又是和所有的灾难来临时一样,人性中那些最柔软的东西总是在这个时候如期而至,支撑着人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在北京的某个高楼群落中,曾经有过一个因姥姥患SARS去世、妈妈染病而被幽闭在自己家里的小女孩,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的生活由学校安排,每日三餐放在门口,由她自己取回去。”现在,有令人欣慰、倍感温馨的好消息传来,这个在惊恐中度日的孩子,终于听到周围邻居的一声声问候,她甚至在某个晚上还享受了一个同龄人专门为她演奏的小提琴曲《平安夜》——尽管这所有的问候与祝福至今还是由电话线送抵。 居住在南三环东路16号楼的阿昌在这个非常时期突然发现了自己的9点变化:主动给远方的亲人致电,对老婆的炒菜手艺只夸不贬,注意到原来上班路上有樱花盛开,开始视有班可上为一种福,从来没有收到、同时发出这么多的祝福与问候,不再过彻夜难归的周末,原来很多解不开的心结豁然开朗,生气与抱怨越来越少,开心与关心越来越多。 “其实,生命每天都会因为别的什么意外事故而面临危险,为什么非要等到SARS出现我们才明白一些事情,才去做一些改变呢?”阿昌这样问自己,也这样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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