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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中国的人口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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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济观察报 ]

  在《人口问题的另一种思考》(《经济观察报》2002年10月14日第78期C1版)中,两位经济学博士通过对话对人口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尽管从中受益匪浅,但有些观点还是不能认同。

  两位博士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是否过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些认为自己人口过多的国家并不是人口多,而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走错了。也就是说,人口是否过多是一个假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建设性的,人口压力带来的问题确实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通过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可以缓解或解决人口带来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人口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一国人口是否过多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有衡量标准的。

  一个绕不过去的比较对象是日本。日本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中国,这也是两位博士认为中国人口并不多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一方面日本的资本总量是中国的数倍,劳动力的素质也要优于中国许多,资源有相互替代性;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后迅速地实现了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日本使用了全球的资源。人口的本土密度并不说明问题,日本所控制的资源(不妨想想中国的日资企业用的资源是哪国的,而创造的利润呢?)在短期内还会继续增加,因此,以日本国民为基数的人均真实资源占有量是高于中国的。可以设想,如果日本只能局限在本土发展,那么现在对人口问题讨论最多的一定是日本学者。日本突破了资源约束,而中国恐怕不能走日本走过的路,因此,日本不再是一个可比较的参照体。

  再看国内,中国现在有8亿农民,人均耕地不到2亩,而美国一个家庭农场有土地3000亩,德国一户农民有土地300亩,日本这一数字也有30亩。即使我们达到日本的水平,至少要有7亿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目前有5亿人,为了吸纳这新增的7亿人口,经济总量至少要翻1.5倍,城市容量和数量都要大规模增长,同时需要大量的资源配套,这将大大延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选择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无法避免的结局。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很重要,发展模式的优化可以缓解人口压力,一味地将发展问题归结到人口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不重要,可以凭市场机制自发解决,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危险的。

  杨宏伟 上海

  土地产权之我见

  看到大连读者尹燕海《现有土地基本制度是农村稳定的基础》(《经济观察报》2002年10月21日第79期A2版)一文,大意即土地不应自由买卖而应固定于分散农户,此种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所在。对此笔者拟提出几条商榷意见。

  尹读者的文章是因第74期《经济观察报》中对杨小凯教授的一篇访谈而发。杨教授在回答“入世后中国有哪些需加快解决的问题”时说“要把农民真正变成自由民,只要土地可以买卖了,农民就可以离开农村”。杨小凯教授的立论基础,即“农民应该有自主选择权”,具体讲来即可以选择离开农村。而尹读者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即“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可以以一定的政策制度限制土地产权”。我倾向杨小凯的观点。

  尹读者讲,“杨先生实现土地自由买卖的看法根本错误在于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即人口过剩”。我以为杨小凯教授虽为外籍院士,但其在国内出生国内成长,未必就不了解中国国情。他的理论前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加强,而明晰产权实行土地自由买卖有助于解放农民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按尹读者的说法,“如果实现土地自由买卖,那么出卖土地的农民只能进入城市谋生,一旦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了”,这一点,我觉得未免以偏概全。在我看来,实行土地自由买卖不等于农民一定会卖土地,卖掉土地不一定非要进城市,进了城市也未必找不到工作。事实是,如果觉得卖掉土地不合算,没有谁会非要做土地交易,只有当有更好的其他投资对象时,他们才会这样。退一步说,即便出卖土地,也未必非上城市打工。而到城市打工者,也许会对城市就业造成一定压力,但也应该看到,这部分人为城市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多为城市居民不愿或不屑从事的工作。由上可见,土地自由买卖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

  放眼世界,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农业可以占用如此之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当然,在实行土地买卖之后,可能会出现农民非理性等现象,但这方面我认为正是政府和媒体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且如果措施得当,我认为非理性现象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能因为可能会摔跤就连路都不敢走了吧。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利弊两方面效应。而评价政策是否可行,不在于它是否会有弊端以及弊端有多大,而应该在于“利”是否超过了“不利”。土地所有权缺位,造成不能自由买卖,限制农民流动,打击农民积极性,征用农民土地存在寻租空间,实在是利少弊多。

  杜新峰 北京

  读《我们离商业

  领袖多远?》有感

  《我们离商业领袖多远?》(《经济观察报》2002年11月4日第81期C1版)一文无疑是给中国的企业家们敲了一声刺耳的警钟。的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着可以“炫耀”的巨大市场,而印度人“是以勇敢进入他人的市场为荣,他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应当是一种催促”。对此,中国的企业家们就担当着领路人的角色,他们必须第一个跑在前面与外来的人握手,熟知合作伙伴的背景、当前情况等等,但是他们如果连与对方交流的能力都没有,又何以担此大任?

  袁晖晖 北京

2002年11月12日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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