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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生存,还是死亡?
http://business.sohu.com/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
      ————《旧唐书·文苑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老子·道德经》


      当我们仔细考察身处困局的国有银行时,发现它们既非商业银行,甚至连企业都谈不上,仅仅是对财政的“买单者”和对民众的“慈善家”,基本上没有自主的盈利模式。 

      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科尔奈所定义的“父爱情结”(paternalism),一种为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的直接操纵,以及政府迫使企业担负追求就业、稳定或其他政治支持等职能的复杂情绪。 

      虚弱的国有银行单纯依赖自身的力量已难以痊愈,它们已必须面对或生存或死亡的背水一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国有银行的改革如果能从触动产权和消除垄断开始重塑盈利模式,那么天地不仁任由银行在市场中浮沉,总比父爱笼罩给银行带来更多的生存之机遇。 

      第一部分 国有银行:没有盈利模式的慈善机构


一、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一位朋友到美国后这样感慨,以她对美国银行的想入非非,以为美国的商业银行会很客气地为她提供个人帐户和信用卡服务,走入银行后方才大吃一惊,因为她抵美不久,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空白,因此不可能申请信用卡,等要申请个人储蓄帐户,才发现银行既没有各种储蓄帐户的介绍资料,也没有不同期限的储蓄利率表,只好跑到咨询台去询问,咨询女郎的回答很耐心详尽,可惜每问一次居然必须缴纳50美分!哪有我们四大国有银行免费咨询、免费开户、免费送你各种各样的银行卡来得服务周全!反过来,国有银行居然能坚持对民众亲和再亲和,免费再免费,说明国有银行离市场,不是一墙之隔, 而是一海之遥。 

      先从两个似乎不相关的故事说起。 


      故事一、人行道之怒。 

      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为前方的行人动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因此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英国有个名词,就是“人行道之怒”(pavement rage或road rage)。伦敦著名购物街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就是“怒火”旺盛的地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导,牛津街的上班族行色匆匆,在牛津街上的步行速度不低于每小时4英里;而观光客们的步行速度有如“牛步”,平均每小时仅1英里。结果有高达89%的英国民众表示在牛津街有过“人行道之怒”。 

      在中国有人行道之怒吗? 有的,但表现得更为荒谬些。例如北京媒体上曾经有这样的呼吁:一些到超市中只是买块豆腐提瓶醋的老人付款时也得排长队,商家为什么不给开个零星购物通道?一些退休职工不过是到银行去交个几十块钱的水电、燃气、电话费而已,银行为什么不给开个小额存取款窗口?银行愿意为老人存取数百块钱开养老金支取专柜,却不愿意为提取几十万现金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银行愿意为所有客户提供宽敞的营业大厅和矿泉水,却不曾见到为黄金客户提供“贵宾室”。如果超市是要考虑盈利的,那么商家就应该为大宗购物而非一块豆腐开辟快速结帐出口,因为这些“黄金客户”才是为商家带来盈利的,而买块豆腐的先生,在享受了超市低廉价格的同时,却也同样耗费了商家的结帐手续,给商家带来的是净亏损,所以这些人排队恐怕是“不可抱怨”。银行也一样,苛刻些说,那些存储蓄帐户不过数千元的客户因资金太少,其给银行带来的好处,可能还不能弥补银行为其提供频繁的零星存取的支出,因此银行对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的零星存款,不仅不应该提供优先服务,反而应劝这些客户更多地使用ATM设备来“自我服务”,或者索性对零星存取结转业务只提供收费服务。这样,超市、银行等等才不至于人多热闹,却干赔不赚。不过我相信如此“赤裸裸”地宣扬国有银行应该对其服务收费几乎会激起民愤,国人已经习惯了银行几十年来的“免费大餐”,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其实银行并非慈善家而是企业,老人们频繁地到银行办理取养老金或缴费等零星业务,一定无法忍受“国家的银行”居然要象他,一个劳动了辛勤一辈子的工人收取手续费! 


      故事二、流浪的硬币 

      中原某城市的公共交通很发达,由于采用了投币上车,所以每天公交公司收入大量的硬币,每天需得解缴银行。这些硬币多达十几万元,需要用一辆公交车开着送到银行去。银行的柜台工作人员甚至不敢将这些沉甸甸的,装满了硬币的袋子放到二楼的现金库去,怕压塌了楼板!要是银行偶尔收这么多硬币,倒也可以专门组织一班人马清点分理,做一期趣闻类的电视节目,显示银行如何为民兢兢业业。但现在是每天这么大量的硬币汹涌而来,银行每天都需要专门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连夜清点这些硬币,那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恼人的悲剧:如若不接受公交公司解缴的硬币,就可能失去一个大客户,毕竟公交公司在银行的往来帐户不全是硬币,还有其他有利可图的大量业务;如若接受了这些硬币,实在是让柜面的年轻人每天都得熬夜清点,不及时清点的话每天短缺个百儿千块银行肯定无法忍受。可是,这区区十几万元硬币,给银行员工带来的痛苦,给银行为存储、清点带来的费用支出,实在是远远超出了其可能给银行带来的利润! 

      这个“硬币”的烦恼,先是由该市的工商银行来承受,坚持了一年多,工商银行终于无法再忍受,将此转给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坚持了半年就溃败下来,将这个“烫手山芋”转给了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早知底细,一位年轻的副行长冒着违法和丢乌纱帽的危险,和公交公司达成了谅解协议,鉴于处理这些硬币实在劳心劳力,代价高昂,所以公交公司达本着对建设银行的悯恤之情,私下同意建设银行对此部分硬币存款不支付利息!这种君子协定如何违法?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存款是必须有利息的。商业银行如若想停止提供免费服务竟然闹到了冒丢官和违法风险的荒唐地步! 

      幸运的是,硬币的流浪终于停止了;不幸的是,更大规模的“硬币流浪”有蔓延的趋势,由于国有银行生而不幸不能对服务收费,所以已经出现了一些个体户在每天银行下班之前,背着一袋零钱来存款,第二天再提出整票去做生意。个体户不仅省略了清点零钱的财务费用,连保险箱的费用也省略了。银行明知他是“揩油水”,也只能为其“打工”。幸亏迄今为止这样精明的个体户还不多,否则大家一起来搭银行免费服务的便车,势必会造成硬币零钱们从每天傍晚洪水办流浪进来,而到隔日早晨变成崭新的整钞大摇大摆流浪出去!

二、在没有盈利模式中艰难求生 

      企业有关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收费乃天经地义,但国有银行似乎是例外,国有银行不得不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面对国家财政时,继续扮演“买单者”;另一个角色是面对公众时,定格为“慈善家”,四大银行唯独没有资格扮演“企业”这个角色。如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称:“政府还没有把商业银行看作是真正的商业企业。只是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才明确提出,中国的银行也是企业。而我们通常更多地是把国有商业银行看成是调节经济的工具,而且它们还过多地承担了社会稳定的职能。”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其盈利模式吗?除了不公开发行的各大银行的年报中会披露一些相对详尽的资产损益之外,从各类年鉴和各大银行的网站上,我们很难窥得国有银行盈利模式的全貌。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粗略地勾勒出如下图表。 


      表1、国有银行的损益构成 

      营业收入 100% 营业支出 100% 
      1.利息收入 69% 1.利息支出 57% 
      2.金融机构往来收入 17% 2.营业费用 22% 
      3.国债收益 10% 3.各项准备计提 10% 
      4.手续费收入 2% 4.金融机构往来支出 6% 
      5.汇兑收益 1% 5.固定资产折旧 3% 
      6.其他营业收入 1% 6.其他营业支出 2%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四大国有银行历年的损益表估算而成。 


      上表显示,利息、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国债收益和手续费收益等是国有银行最重要的利源构成;而利息支出、营业费用、准备计提和金融机构往来支出则是最重要的支出项目。稍微加以留意,我们就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国有银行因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不恰当地被剥夺了盈利模式,在艰难中求生,而祸患常积于忽微。 


      问一:利息收入是操之银行手中的稳定利源吗? 

      利息收入无异是银行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但迄今银行基本上并没有贷款自主权,更没有利率定价权。金融圈的一个流行说法是“计委点菜,银行掏钱”,就是其真实写照。浓厚的计划色彩使国有银行一直担负着对国有经济“输血”的义务,其实质不过是财政的附庸“保姆”,“假装”在进行商业化经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有经济部门中,不能“计较”赢利与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定团结贷款”、“饺子贷款”,乃至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等,国有银行的贷款,仍然主要是其他部门享用的菜而已。 

      再看连续七次的降息,每次都是贷款年利率的平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年利率,使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1996年以来的前7次降息,每次都使商业银行盈利受到一定的影响。前7次降息累计使银行利差平均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利差缩小的滞后效应在1999年表现尤其明显,目前国有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仅剩余3.3个百分点,利率管制和息差收窄,已经使得银行内外交困,无所适从。看来,利息收入多寡是蟠桃,而国有银行却不是蟠桃园的主人。 



      问二:金融机构往来是虚构的利源吗? 

      这是最为令人困惑的,金融机构往来不外乎他们为对付金融大检查而进行的“存款搬家”,以及汇兑业务中占用他行头寸等等,将金融机构作为整体来看的时候,其往来收入和往来支出应该恰好平衡,这个利源却堂皇地存在着,成为难解之谜。 


      问三:银行能为其服务收费吗? 

      为什么要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道理浅显得和理发、就餐、按摩要付费一样简单。结合到银行,其来龙去脉也相当简单。有人说,银行对其服务收费,实在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任搜求,亏老先生下手!”果真如此吗? 


      亲民业务如“鸡肋”,取舍何从? 

      随便走进任何一家银行的营业厅,你都能看到大理石的地面,气派的沙发,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和高档次的装修。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与钱打交道的不俗实力。然而,谁又知道,银行的“富有”,有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琐碎的亲民业务中一点点“抠”出来的。亲民业务,好大一块“鸡肋”! 

      杨大妈家住的小区边上就是建设银行的一个营业厅,可以代缴电话费。可是杨大妈每个月仍宁愿走到一站地外的电信营业厅去交。问及原因,杨女士认为在银行交费的人太多,排长队不说,还要填单子,自己眼神又不怎么好,倒不如走远一些到电话局,说出电话号码就全齐了。 

      由银行代缴各种费用的业务是这几年才开展起来的,各大银行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纷纷有了各种代缴业务。水费、电费、煤气费、手机费、电话费,只要涉及到钱的业务,银行都来者不拒。既方便了大家,又招揽了客户,一时间,银行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升华了许多,也贴近了许多。银行的亲民业务开展的如火如荼,各银行间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于是,银行又自己花钱买来饮水机,柜台上配了老花镜,更有甚者,摆出花花绿绿的糖果来吸引孩子——他们未来的潜在客户。 

      一些评论认为,银行开展的种种业务虽然方便了群众,但从经营层面上讲只是一种亲民举措,不是赢利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应该是经营单位所为,倒更像是在做慈善事业。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亲民业务就像一块巨大的鸡肋,让银行既无法割舍,又啃不到什么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有银行储蓄所所长在与记者闲聊间批驳了记者的亲民业务“鸡肋论”。在她看来,这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代缴业务,是银行的赢利所在。“为什么那么多银行都在争着开展代缴业务,而且种类那么多?争取客户是一方面,但不能赢利的事情,谁会去抢着做?” 

      根据这位已有10年工龄的所长介绍,由于各个行下属的储蓄所都进行独立的业绩核算,而靠借贷差无法达到规定的业绩限额,代缴业务的代理费已成为一笔重要的收入。银行与电信部门、水电公司方签订代缴协议,规定每完成一笔代缴业务,银行方面将得到固定的代理费用,而这笔费用,一般在几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 

      银行真的就是靠这些微薄的小钱聚沙成塔的吗?这位所长没有再拿出详细的数据来证明。而据资料显示,目前国有银行中间业务已经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有260多个,在产品品种上仅限于结算、代理收费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国有银行中中间业务占全部收益比重分别为:中国银行约17%,中国建设银行约8%,中国工商银行约5%,中国农业银行则不足4%,四大银行平均仅8.5%左右。不知这其间亲民性质的业务又占了多少。 

      一些专家指出,银行在某些意义上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企业,“嫌贫爱富”。而为一些小客户服务,银行也要投入成本,同样的成本当然就更愿意为带来更高效益的大客户服务。所以,更好的服务于高端客户才是关键。即便如此,高端客户对银行的服务质量仍能找出问题。一位贷款买房的付先生讲述了他的不满:“我去银行交20来万的首付款,要先填单排队从储蓄那里取出钱来,再抱着钱去交贷款的地方另填单办理,来来往往好几趟。按理说,我是给银行送钱去的,可办理起来倒不及那些交水电费的大爷大妈省心,排一个队全解决了。” 

      类似的高端客户与低端客户同等待遇的问题提的很在理,却又让银行哭笑不得。鸡肋,鸡肋,嚼之无味难断取舍。 


      为什么要对服务收费?一是银行的服务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大量资源为并不给自己带来盈利的客户所占据,那么银行就踏上危险的不归路了!一般来说,4%的黄金客户提供了50%的储蓄金额,16%的富殷客户则提供了另外48%的储蓄额,这两块客户能够给银行带来资金和盈利,因此银行服务向其倾斜顺理成章;而剩下的80%储蓄客户,其提供的资金只有可怜的2%,农行内部研究机构的一项测算显示,农行每笔存款业务只有超过1500元才有可能盈利。如果不对低端客户提供的银行柜台服务进行收费,则要么银行赔钱,要么柜台人满为患。 

      二是受花旗上海按“国际惯例”对帐户收取管理费的激励,内资银行也壮起胆来,试图通过收费服务调整客户结构,屏蔽小、散的低质客户,吸纳优质客户,从而降低服务和管理成本,提高银行效益。某副行长就曾这样表态:“管理100元账户的成本,和管理一个100万元账户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100万元的客户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3%的存贷利差,而这些100元以下的账户,我们是做着赔本赚吆喝,费力不讨好的买卖。既然如此,我们中资银行为什么不能用收费抬高门槛,更好的经营我们的优质客户呢?”其实上述话语还是个理想,目前国有银行还真不敢一步走到收费服务这一步,初步的想法恐怕还是希望清理一下庞大得惊人的“死帐户“,例如目前中国工商银行100元以下的账户占总账户的5 .16%,其平均存款额仅有13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死帐户”大约在1500万个左右,至少使银行每年白扔五六个亿,哪怕目前帐户服务收费是象征性的,多少也能使得这些“死帐户”真正能寿终正寝。为什么银行连中止为这些“死帐户”继续浪费钱财的权利都没有呢?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三是银行为其服务收费这件事情,居然要惊动到种种政府职能部门,据说银行业协会正向金融主管部门和物价主管部门,似乎还有别的什么部门写报告,要求批准商业银行对相关中间业务收费,而收费标准要么由国家统一规定。这更让人费解,别人为其服务收费,干卿何事?这些职能部门在法律上和产权上难道和银行相关吗?看来我们不仅不愿意承认银行有为自己的服务适当收费的自主权,并且还希望免费大餐越搞越大,更令人觉得不着边际的是,计委和央行的一些官员一边在否定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储户服务收费的可能性,虚妄地称其和《商业银行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却表态说外资银行服务收费正大光明,无可非议。 


      问四:靠减员增效能缓解银行的困境吗? 

      目前银行裁员风潮越来越烈,靠砸员工的饭碗来保住银行的饭碗,可能收效甚微。1998-2000年间,中国商业银行裁撤了2284家营业机构,并计划在2002内裁员三万人,这意味着两年内有17万工行职工被解雇;中国银行在2001年关闭后了141家分行,裁员5200名,2002年计划再关闭88家分行,裁员5000人。农行2001年大规模撤消了1700个分支机构,裁减2.4万名员工。对于中国银行业乃至国有经济改革而言,公然喊出“减员增效”的口号不过是自欺的“杯水车薪”,除了让职工寒心,并不能让冰凉的国有银行躯体温暖起来。 

      一位银行职员的忧虑 

      “我觉得说任何话都没有用,大家都处在麻木之中,彼此都习惯了,既然处在这种环境中,无所适从并不是我们这家银行的专利,说再多的话,也是于事无补。”,黎民说这些话的口气异常沉痛,让人觉得这些话怎么也不该出自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口中。 

      黎民是5年前进入这家北京市密云县这家国有银行的,那时的银行是炙手可热的金饭碗,没有过硬的关系是很难进去的,好在黎民的姑父办了一个水泥厂,好歹也算个乡镇企业,他姑父同这家银行的行长很熟,经常一起喝酒,凭着这层关系,当然还有一纸大学文凭,黎民进入了这家银行开始了他的工作旅程。 

      记得刚上班时,银行里的一位老职员对他说,银行也就有5年干头,当时黎民对这个近乎危言耸听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可屈指5年过去了,那位老职员的预测仿佛如魔咒一样得到应验。单位不断有人员分流计划的出台,还有要撤行的消息,最让人绝望的是几百万元的亏损无从化解。 

      银行的工作演变成了“拉存款”的大比拼,谁能拉来存款,谁就是英雄。什么业务水平,都是白扯,黎民还是学计算机的呢,现在也“下放”到坐柜台了。 

      最让黎民看不惯的,单位在干部的选派上也以“关系”为标准。不是看员工自身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工作实绩适不适合岗位需要,而是挖空心思在琢磨员工的家庭背景﹑“关系”资源,哪个员工有亲朋好友在有权部门﹑哪个员工认识存款大户的老总,则才有可能得到提拔和重用。 

      “说不定哪天我们的银行就倒闭了,即使倒不了,也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黎民近乎自言自语。黎民算不上最惨的,很多银行的职员早已提前出局。自1996年开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同时开始了战线收缩,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 

      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转发了《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中国银行首先撤销了原省分行所在地的26家市分行,实现省市行人财物资源的重新组合。 

      到2001年底,四大银行的正式员工为137.38万人,年人均利润仅为1.67万元,而境内外资银行的人数虽少得多,但同期年人均利润27.03万元,是国有银行的16倍。 

      四大商业银行总共雇员超过了130万人,有一个比喻说,国有银行像“恐龙”,“恐龙的死就是因为消耗太大而反应太慢。当敌人咬住了恐龙的尾巴,他要用5分钟才能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大脑,再用5分钟时间才能做出反击”。不管怎么说,银行再也不是作为最稳定、收入最高、福利最好的职业,在各个城市银行大楼也并不因其过于奢华和气派而岿然不动。 



      不仅如此,银行在开拓盈利模式方面的阻力重重,中间业务曾经每建设银行等青睐,但迄今中间业务增长虽快却难勘大任,例如银行免费为电信部门代收手机费,但光是一张收费发票的成本就达0.21元,建立收费模式显然是需要公众谅解和配合的。再如代理证券业务,严格的分业框架使得国有银行不能越僵化的分业雷池半步!即使在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代理证券业务,开放式基金业务也仍然保留在银行业务范围之内,但在21世纪的中国银行业,即使是非常适合商业银行办理的证券类业务,也被视为洪水猛兽,全然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中割除。 

      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革至今尚未起步,对政府而言,国有银行是“买单者”,作为体制转轨的牺牲品而存在;对民众而言,国有银行是“慈善家”,被锁定为免费服务的提供者。 

      国有企业挣扎脱困的今天,会不会就是国有银行的明天?国有银行还有从今而明的转身时空吗? 


      第二部分:无可回避:国有银行或生存或死亡 

      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阿伯拉尔曾经这样写道:“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比较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是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国有银行丧失形成盈利模式的泰半权利;却必须承受改革的种种沉淀成本的责任,使得国有银行大约能对其他企业说类似于阿伯拉尔曾经说过的话。明天会怎样?生存?还是死亡?已经是国有银行无可回避的话题。 


      一、运行在资本金几近枯竭的危险轨迹上 

      在数年前,我们曾经将触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因素归纳为八条,其一是潜伏在银行系统中巨额的不良贷款;其二是因政府对国有经济的“父爱情结”而导致的银企关系高度不正常;其三是目前险象环生的国内金融市场;其四是中国金融体系跌入流动性匮乏的陷井中;其五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灰色金融体系的潜伏和成长;其六是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增长的严重失衡;其七是因国家综合负债率太高而引发内外部支付危机;其八是金融开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入。在此我们关注单纯靠国有银行自身几乎无法摆脱的两个梦魇:几近枯竭的资本金和堆砌如山的不良资产。 

      银行不能做无本生意,否则其经营就是高度不稳定的,而现在中国国有银行正运行在这样的危险轨迹上。银行的自有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应在8%以上,否则就是“不及格的银行”,看来,这个“及格线”对四大国有银行来说有些高不可攀,其中中国银行虽然勉强达标,但若考不是中银国际的较好表现稀释了国内中行的严峻财务数据的话,则问题也仍会浮出水面。 

      表2、国有银行资本金接近枯竭 

      银行名称 一级资本(亿美元)       总资产(亿美元) 资本资产比率(%) 净资产收益率(%) 资本充足比(%) 
      中国工商银行 227.92             4929.83                         4.72                               2.8                   4.75 
      中国银行       170.86 3            827.30                            4.46                               5.1                   8.50 
      中国建设银行 138.75             3058.56                         4.54                               7.6                   3.79 
      中国农业银行 159.71             2625.70                         NA                               0.2                   1.44 
      世界前六平均 407.85             7818.12                         5.34                               29.4                   11.53

资料来源: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2001年7月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在上表中,如果我们仅仅考虑资本占资产的比重,国有银行还差强人意,但一比较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这些指标,差距便水落石出,中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太过严峻,其风险权重居高不下,对银行的稳健经营构成了非常大的杀伤力。世界六大银行在2000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3%,而资本收益率更高达29.4%,中国国有银行显然相形见拙。另外,根据刘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和1.77%。 

      如何才能补充接近枯竭的银行资本金?单靠银行自身力量显然很艰难,以工商银行为例子,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至少需要20年!国有银行不惜工本争揽储蓄业务,也隐约折射出目前银行的流动性已经相当匮乏。 


      二、巨额不良资产成为银行业永远的痛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到底多高?从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谜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穆迪氏乃至金融大鳄索罗斯等都进行过估计,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其中,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国有银行已不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需要政府或私人部门的外部注资才能浴火重生。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剥离了1.3万亿元不良资产后,不良资产率仍在25%左右。 



      表3、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的国际比较 

      银行名称 不良贷款率 国别名称 不良贷款率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 ≥25 中国 ≥25% 
      香港汇丰银行 5.2% 印度尼西亚 18.0% 
      花旗银行 1.9% 马来西亚 10.3% 
      德意志银行 1.4% 菲律宾 17.0% 
      美洲银行 1.0% 泰国 12.6%

资料来源: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复苏报告》2001年9月号和《银行家》整理而成。 


      应该注意到,上表中,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和国际口径有很大的差异,两个“中国特色”使得本来千钧一发的问题变得有些不疾不徐。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那一块高达15688亿的“问题资产”,要是加上这一块, 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7%;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老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从1998年以来,国有银行系统的 “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几度轰轰烈烈地启动,又几度黯然偃旗息鼓,甚至前功尽弃,不难看出有多少难言之隐!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采用“五级分类”制,则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到50%并非匪夷所思。东亚银行业曾经因不良资产困扰而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四大国有银行此问题则更为问题,有多少理由可以说服我们自己:我们始终是免于金融危机的幸运儿? 

      从2001年底到今年3月期间,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为25.37%。国内权威媒体随即披露,不包括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7万亿,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总额约在1.8万亿,这颇令人困惑。《中国统计年鉴2001》显示,国有银行贷款余额在10万亿以上,因此不良贷款应在2.5万亿,按国际规范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即便从正常贷款到坏帐均各占20%,那么停留在国有银行的坏帐至少也在5000亿。2001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3.81个百分点,这个成绩多少还须拜 

      “借新还旧”之赐,戴相龙提出要在5年时间内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降至15%以下。 

      国有银行因无盈利模式而负担重重,这是内忧;国有银行必须在2004年底之前彻底收拾旧河山,以便和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一较短长,这是外困,国有银行正陷入内忧外困的悲情中。

三、黄昏悲歌:金融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20年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银行体系的历史使命是帮助计划经济体制苟延残喘。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行的是放权让利式的渐进改革。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企业的留成利润多了,个人的腰包鼓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在这看起来皆大欢喜的结局中,一个阴影正在慢慢靠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调整导致国家财政资源大大减少。拉罗什福科说过,“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不可能有道德的”,同样,一个正在逐渐丧失财政能力的国家必然会通过扭曲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但是,多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工作就落在了国有企业的头上。国家赋予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多重的。在早晨的时候,政府会想到要追求经济增长,于是会要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直面竞争,到傍晚的时候,政府又担心起社会稳定,于是要求国有企业解决好下岗职工问题,顾全大局,一切以安定团结为重。国有企业可以轻易地以社会负担沉重为理由,为自己的亏损辩护。谁来拯救国有企业,政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有银行。在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垄断了90%的国内信贷资金,其中90%以上的国有银行贷款贷给了占经济总量不足1/3的国有企业。这样,国有银行实际上代替国家充当了国有企业注资人的角色。源源不断的资金从银行存款流入疾病缠身的国有企业。从一个极端的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商业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一切贷款都不是完全遵循商业赢利的考虑,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 

      所有的答案到现在跃然而出:为什么政府热衷于发展银行业?因为银行业是将社会储蓄按照政府意志转化为政策贷款的最方便的工具。为什么银行必须是国有的,或曰国有银行必须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其他金融机构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银行业?为什么政府需要实行资本管制?因为民营银行、私人企业上市、公司债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都将导致社会储蓄从政府的手中流失出去。所有的表面上市场化的金融深化,背后都有计划体制的阴影。但是这种拯救计划体制的努力是徒劳的。繁琐的管制压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却使得有更多的冒险家蠢蠢欲动,因为管制的程度越高,逃避管制带来的潜在收益越大。政府会逐渐地发现,它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张开手掌,想挡住风。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夕阳产业。地球上有一群嬴弱的恐龙。它们的衰落的命运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这时候,它们仰望天空,看到了那眩目的陨石雨。传统的商业银行正面临着和恐龙类似的命运。回首20世纪初期,正是银行家叱咤风云的年代。当美国经济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国总统首先想到的是请大银行家摩根出山。事实证明摩根在当时确实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传统商业银行的衰落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30年前,银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0%,但目前已经收缩到24%,而且这种萎缩现在还在继续。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在下降。这使得银行的数量萎缩、银行倒闭的情况层出不穷。在20世纪80-90年代倒闭的美国银行是1945-1981年期间的10倍。银行业的式微是由于: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既降低了银行在筹资成本方面的成本优势,又侵蚀了银行在贷款方面的收益优势。随着银行业的衰落,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对政策的影响力度也将大打折扣。有朝一日,政府可能会对银行业顿生嫌弃之意,于是银行业被迫进行重组,原有的该死掉的银行还是要死掉,生存下来的银行在一个更低的层次上形成了新的均衡。这可能是所有的夕阳产业都不可逃避的宿命。 

      仿佛在突然之间,中国的金融部门陷进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金融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瓶颈。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的汛期已经滚滚到来,但是金融的河道却堵塞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运气仍然不错。这归功于中国仍然实行着资本管制,中国的大门仍然对国际投机资本紧闭,也归功于中国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暮色已降,四面楚歌。中国银行业如何才能捱过这漫漫寒夜? 


      第三部分:等待复活:银行命脉如何维系? 

      生存,还是死亡?这几乎已经是国有银行无法回避的问题。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利润和准备计提来冲销重不可抑的不良资产包袱,并补充资本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有银行需要外部注资,此之谓“输血”;也需要形成新的盈利模式,此之谓“造血”。

一、为银行“输血”:摆脱整体上市的玫瑰梦想 

      银行需要输血,这些外部注资的来源无非是以下一些渠道: 


      渠道一、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 

      渠道二、通过银行上市来注资 

      渠道三、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 

      渠道四、通过金融创新而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是否存在以静制动的可能性?经济学家徐滇庆给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这解释出,只要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哪怕是不良贷款高达GDP的25%,也不要紧,过10年以后就好处理了。但理论是苍白的,而现实之树常青。这个后发制人的方案存在若干假设前提: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而靠着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使得尽管不良贷款的帐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绝对比率下降到终于摆脱高危状态。我们担心,国有银行已经是吸纳社会金融资源的“黑洞”了,要使得它停止吞噬金融资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触动银行的产权改革,不触动银行业的垄断高墙,以静制动很可能就是坐以待毙。 

      看来,为了避免银行系统的崩塌,在重塑银行的盈利模式之前,我们不能不为银行提供注资,这些体外的“输血”从何而来? 


      问一:政府有能力对国有银行输血吗? 

      从理论上来讲,财政注资有“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味道。如此巨额不良资产是银行内部贪污腐化造成的吗? 不是主因。以银行业从业人人员不足200万人计,要造成三四万亿的不良资产,则人均需弄出数百万的“问题贷款”来!这个巨大窟窿,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银行资金仍若即若离地被迫充当财政性资金来使用的结果。既如此,财政不注资谁注资? 

      遗憾的是,中国财政已是捉襟见肘、自顾不暇了!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17年赤字,尤其在1997年后赤字更是连年暴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就国家综合负债率而言,中国“国富帐户”上包括国债、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不良资产撇帐损失、基层财政赤字等在内的负债方大约有13-15万亿;而包括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资产方约10万亿,从今而后的10年内,很难指望财政能具备向国有银行大量注资的可能性。 


      问二、整体上市是国有银行的玫瑰梦想吗? 

      国有经济正在经历涅磐,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我们才理解所谓“搞活国有企业”其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伪命题,政府的威权之手希望国有企业能活下来,而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决定了企业绝无可能长生不死。在这场游戏中,国有银行已经在祭坛上苦撑了20年之久,国有银行不具有市场化的用人权,不具有市场化的盈利模式,不具有产权改革的起码迹象,能够维持到今天,不可谓不是悲哀的奇迹。难道银行改革有陈仓可度吗?银行转型不可能不触及垄断高墙的坍塌和产权改革的启动,只有在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之后,才有可能公开上市。这一系列改革,对于有13万个经营机构、近200万员工国有银行体系这个“庞然大物”,能用10年艰难地转身正视市场,已殊属不易。 

      银行通过上市获得新生了吗?在中国沪深股市,从深发展起步,直到1999年11月10日浦东发展银行3.2亿股A股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中国第一家与第二家上市银行的出现相隔了8年,然后是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加入了上市公司的行列。就目前已上市的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看, 在资本充足比方面:2001年中期,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及深发展3家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71%、15.31%、13.74%。在不良资产方面:按贷款“五级”分类,3家上市银行损失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的比重均较低,浦发银行分别占0.67%和6.1%,民生银行占0.29%和1.05%,深发展占0.53%和11.01%。就不良贷款比率方面: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2001年中期末分别为8.65%、3.93%,均低于15%的标准值。我们观察到,目前华夏、光大、交通、中信实业、福建兴业、广东发展、交通银行已经正式提出了上市申请。其中,还有几家已经完成了上市前的所有程序,单等有关部门的一声令下。似乎上市是银行可以捞到的一个“救生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在勾勒上市的远景。 
      国有银行上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这句顺口溜风行一时,说的是国企的资金“输血”渠道的逐步转移,但同为国企的国有银行时下也开始打起股市的主意。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负责人首次披露了上市时间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透露,工行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进股份制改革,并争取于2006年末上市。建行甚至表示争取力拔头筹。 

      国有银行热衷上市显然是得到了管理层的明确信号,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已经没有政策障碍。戴相龙则谈到“国有独资商业银在保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只要这些银行符合条件,我们都支持其在国内外上市”,这标志着我国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认为,当前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出路在于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制改造,尽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适应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形势。 

      谢平分析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国有独资;二是高度垄断;三是激励机制“官本位”,市场激励效应差;四是国有企业是最大的债权人;五是准政府机构;六是分业经营,只开展少量的代理业务;七是发挥准财政功能,开展准政策性业务。除第六条外,其它几点均是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所特有的。 

      对与银行界而言,上市被认为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上市既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能促使与国际接轨,同时可以提高银行管理水平。但是,目前围绕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问题,经济金融界仍有许多争议。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要成功改制上市,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是资产质量问题。不良贷款率高,是影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水平的主要因素。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去年拨备前利润为340亿元人民币,在拨备、核销部分呆坏帐损失后,帐面利润剩下60亿元。今后还将有大量的财务资源用于核销不良贷款损失。 

      经济学家韩志国对国有银行上市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仓促地把这样的银行推向市场,只会增加市场的国有色彩而不会提高股市的市场含量,也不会有利于股市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都属于超大型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国有股本,如果把这些国有商业银行推上市,那就无疑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国有股沉淀,也会大大增加解决非流通股流通的难度。 

      经济学家吴敬琏警告国有银行上市不能沿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老办法,把国有企业中的优质资产剥离出去上市, 然后让存续的劣质资产控股上市公司。应在剥离核心资产中的不良资产后整体上市,而且,上市银行要避免一股独大的现象, 在组建股份公司时要吸收足够的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加。 

      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司司长王华庆对于有关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将上市的猜测作了澄清。他透露,今后3到5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是金融工作的重点。但本次央行要求商业银行进行信息披露,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的准备举措。 



      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上市圈钱是不是起死回生的妙方?从历史沿革而言,这些上市或即将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多半没有历史包袱,而四大国有银行并不能卸载数万亿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从技术角度而言,银行上市的同时必然就是股市落地,然后双双跌落尘埃。以工商银行为例,据估计这家银行的资本总额约2000亿元,即便按照每股1元的价格公开出售20%的股份,仍然需要从证券市场筹资400亿元,国有银行整体上市的设想,和在金鱼池中放入一尾奄奄一息的鲸鱼并无二致。从上市公司的表现来看,上市至少是没有能够使上市公司整体素质提高,反而每况愈下,迄今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不过5.52 %,每股净收益不过0.136元,13%的上市公司陷入亏损困境。已上市的银行在沪深股市是蒸蒸日上还是日薄西山,实在不可捉摸。同样,我们也缺乏通过上市挽救命悬一线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充分理由。 

      退一步讲,就算中国股市能承受一次银行上市的振荡,问题也远未完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将钱糟蹋光;对于重头来过的银行,也许有理由让它们靠上市获得喘息,浴火重生。如果银行业内人士只顾圈钱,而没有同步地撤除金融管制的坚壁,无论如何是令人觉得不安和悲哀的。冷看现在的上市热,招商、华夏乃至一些中小保险公司和券商热情如火,而国有银行体系则暂无声息,颇有喧宾夺主的感觉,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绝对支柱的四大银行如果游离在通过上市彻底改制获得新生之外,那么现在种种边边角角银行的上市,就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类似于给染重症的金融体系服用了一些桔梗甘草而已。对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应另辟蹊径。 


      问三、境外战略投资者带来的是福音还是噩梦? 

      总体上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紧缩,是政府过度管制,偏离了既有的市场化取向的恶果,银行的困境则反映出银行无力逃脱计划经济的壁垒,无力有效运用居民储蓄的结果。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或通过设立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对国有银行进行参股;或通过设立证券基金对中国金融板块进行投资或者是有益的。问题银行再合并或上市,问题本身不会稀释;而外部健康的跨国银行的介入,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消弥。当然这样的“引进”是有限和审慎的。在中国的银行系统上市过程中及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分担银行上市的风险,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既可减弱银行上市的震动,更可重新确立其形象。唯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银行业禁入高墙仅仅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放开了,而不对国内战略投资者放开,那么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失落情绪就会更难以释怀。 

      看来,为银行注资的重担无可逃避地被放置到中国私人部门身上,我们不能不另辟蹊径:国有银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市。尽管内心非常不情愿,但我们还是给出了并无玫瑰色,甚至稍带冷酷色彩的两张药方。 

      药方一,改存款为股权或债权。政府也许可以考虑让拥有巨额储蓄的私人部门参股到国有银行中来,给这些人一个类似期权的自由选择:即他们或可选择继续保持储蓄,或可选择将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银行的股权,如此则一箭双雕,银行在负债降低的同时股本金大增。当然,也可考虑允许国有银行体系发行面对富裕阶层的一级资本工具,化储蓄为可充当银行资本金的债券。增强私人部门在银行系统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银行上市仅仅是试图从股市圈钱,其实质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只有股权多样化和政府对银行系统的微观经营活动保持“一臂之遥”,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才有可能诞生,否则国有也好,民营也好,其积存的弊病难有化解的契机。 

      药方二,通过金融控股公司间接上市。许多人对银行上市忧心忡忡的原因是,如果银行上市不仅仅是中小银行之类的风花雪月,而是动真格的,那么即使是最小的交通银行上市,股市也会不堪重压。拖累银行上市的,是过去的烂摊子。故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和资产质量较好的券商或其它金融机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新设的金融控股公司因无历史包袱更容易上市。银行实际通过其控制的金融公司间接达到了上市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引导中国金融体系从较陈旧的金融分业框架朝金融混业乃至提供“一站式”服务的金融百货公司发展,中国银行业也就可以预期一个更亮色一点的未来。 


二、让银行“造血”:重塑盈利模式的艰难战役 

      如何让被剥夺了盈利模式的银行能够重塑其“造血机能”?我们在此仅提供一个总体轮廓的勾勒,历史总要从某一事件开始的,国有银行现在困局,也许正是春天降临之前的最难捱的严冬。 


      步骤一、政府“父爱情结”的终止

银行资金被作为“准财政性资金”使用,使得银行无所适从却也无所畏惧。既然银行在内部管理上连政企分开都还没有迈开步子,既然贷款投向要受制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一系列的“红头文件”,那么银行就陷入了既无激励,又无主责的敷衍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不可能不触及银行产权改革的地步。 

      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禁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热点,任何试图回避银行产权改革的“改革”,都不过是顾左右而言它,是一种暗渡陈仓的侥幸心态。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在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可惜,这些都是一些穷国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这个事实是谁都难以否认的。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在别的领域中可以这样作,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就不行呢? 

      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非改不可,现有金融结构下,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终都会流于形式。一无明晰的产权;二无有竞争效率的市场,绝对不可能凭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银行就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为什么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银行业是否对内开放这个问题上还残存血统论的余冷呢?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 

      步骤二、利率市场化恰当其时 

      戴相龙曾指出,在合适的时候推出利率市场化。银行作为专营货币的企业,如何连利率这个象征资金价格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岂非其生死存亡操之它手? 

      目前利率改革已悄然启动。我们认为,趁当前利率水平较低,正是由易到难、由小到大,分步推进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好时机。就具体步骤而言,可分五步走。第一,理顺各主要利率品种之间的关系,发挥央行基准利率的导向作用。第二,进一步扩大同业拆借的市场参与主体和成交规模,增强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力。第三,实现贴现和再贴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第四,力争 5年内,在逐步放开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实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在过渡期内,首先应完善现行的浮动利率管理办法,建议尽快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实行统一幅度的浮动贷款利率,并扩大浮动区间,具体成交利率水平由借贷双方商定。个人住房等鼓励类贷款利率仍由央行规定。对政策性贷款要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贴息基金。第五,在实行外币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基础上,协调本外币利率水平,适时改变当前利差过大的状况,稳定资金流向。 


      步骤三、预见到的风险意味着风险已化解泰半 

      风险无处无时不在,因此银行为避免不良资产继续堆砌不能不强化风险控制。当我们试图让集体负责的时候,往往就是无人负责,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倡导“银行内部任何责任必须能够落实到个人,而不能由部门负责”,尽管目前信贷员的个人能力以及激励水平都还难以达到,但过去的那种由办事员-经理-高级经理-行长的纵向式分散化决策,有两个弊端:一是决策结果无人负责;二是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官僚化。如何渐进过渡到个人负责制》办法是将目前的纵向式的集体评审制变为横向式的集体评审制,最终发展到个人负责制。 

      当我们没有自己的主见时,跟风就会盛行,国有银行也往往是“跟风”放贷——凯恩斯将此称为“银行家宁愿败在惯例之下”,从1992年到现在,国有银行大规模的跟风潮就有房地产、家电、基础设施、电信(高科技),巨额的行业性不良资产也就这样一波一波地形成。国际上,不少银行为了发放石油贷款,就将其信贷人员送往石油企业进行在职培训;为了发放汽车贷款,应将其信贷人员送往汽车制造厂、汽车销售商店接受专门培训。而我们则每一家分支行都是审批信贷“万金油”,往往是同一位信贷员,今天审煤炭,明天却可能去审纺织,如此当然不能保证信贷审批的专业性。 

      另外,国有银行似乎也没有可信的内控制度,总行的稽核部只是总行的职能部门之一,对行党委负责。国有银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财政部是国有银行形式上的出资者,现阶段还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主体。如何在整体上强化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仍然需要在此领域银行有勇气将风险管理“阳光化”,从巴林银行悲剧等来看,往往没有风险和丑闻的地方,最终可能突变为风险和丑恶的策源地,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步骤四、金融分业不能僵化为“划地为牢” 

      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来说,显得格外地落后。这是一场冷兵器对热兵器的较量。外资银行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为现代银行业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如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它能提供债券、期货与期权、基金管理、并购重组、股票上市、项目融资、外币往来帐户、国际结算、托收、流动资本融资、贸易融资、保管、经纪人清算及结算服务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美国的银行虽然不是全能银行,但除传统业务外也进入了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领域。甚至在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前的分业经营时期,美国银行除了不能承销证券与股票,不能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证券与股票的自营商之外,其它的金融业务也都可以涉猎。中国的银行业只停留传统的业务中,利润点越来越少,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强力竞争,这条道路越走越窄。屋漏偏逢雨淋,连续多年的降空前低利率使得银行度日维艰,如果僵化地理解金融分业经营框架,那么商业银行已经是预先被“划地为牢”,不得逾越雷池,如何谨慎地避免分业给银行盈利模式带来的重大缺陷,至今仍让人挠头。 

      步骤五、银行服务免费大餐的谢幕淡出 

      银行能否对服务收费几乎是不值得争论的问题,计委和央行下文禁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其帐户服务收费,也许是担心在“十六大”之前失民心、招谤怨,而银行本身却所获不多。但应该看到,越是将银行的服务资源作为亲民之牌来打,外资银行对黄金客户的魅力就会越强。当我们检阅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我们会失望地发现:中国的银行只是渺小的庞然大物。说它庞大,是因为它的雇佣人数远远超过其国外竞争对手,营业网点在中国星罗棋布。国有四大银行网点少则六七千个,多则两三万个,最多的农行有5万多个网点,所以认为外资银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不能对国有银行构成威胁。对此一位外资银行的负责人对这个观点却不屑一顾,“虽然有的银行有上万个网点,但它赢利只是在十几个城市,我们只要赢得这十几个城市的竞争就可以打垮它”。据说外资银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取决于该客户给银行带来的是盈利还是亏损,当客户有服务请求时,银行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立即调出其基本信息,如果计算机上显示伴随该客户的是一条红柱,那么该客户给银行带来的是净收益,红柱越长该客户就是越重要的“黄金客户”,柜台人员应该提供体贴入微的服务;如果是绿柱则显示其给银行带来的是净亏损,绿柱越长该客户就是银行越弃之而后快的“鸡肋客户”,服务上出现怠慢就很自然。比照之下四大国有银行还嫩难市场化到如此程度。 

      国有银行的服务收费宜谨慎渐进。第一步:可以对百元以下的帐户收取管理费。我们估计四大银行的死帐户数量约在1500万个左右,帐户余额可能只有数十元,这些帐户长生不死,白白浪费数以亿计的管理费用支出。对这部分帐户收取微量的服务非并非过份,可以促使这些死户真正死亡。不过国有银行自身思维定势显然也需要改变,这些死帐户之所以维持至今,和国有银行的人为繁琐管理并非无关,例如银行要求销户必须到开户行办理,否则账户里必须留1元钱保留这个存折。为了销户,不仅要搭上时间,还要车马劳顿,受排队之苦,所以销户还不如扔一块钱。而银行高度计划型的思路也是害苦自己,客户往往发现交有线电视费要一本,交交通罚款要一本,交学费、领工资、领报销医药费也都要一本,这些存折相互不通用,不开还不行。通过收费来销户可能会给客户和银行上关于“市场化”最生动的一课。第二步:可以对十万元以上的帐户提供优惠服务。既然诸如养老金发放专柜之类的亲民情绪不忍消除,那么银行总可以消除对“黄金客户”的逆向歧视,例如给存取数额巨大的客户提供贵宾室或上门服务等优惠措施,留住这部分优质客户如何?不能摈弃只给自己带来亏损的客户,难道银行还不能善待给自己带来盈利的优质客户?第三步,对所有帐户设立收费服务的“快速通道”。这样做客户可以掂量自己的时间成本,那些时间宝贵的客户会愿意支付服务费用由“快速通道”享受便捷的银行服务,而那些时间充裕甚至需要消磨时间的客户,则可以悠闲地在免费窗口排队等候免费服务。 


      尾声:当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 

      在对中国企业家群体进行调查时,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明天出现哪件事情是在你预料之中的?一位喜爱登山和热气球运动的企业家回答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市场之手永无仁慈之念。那么从被剥夺了盈利模式的财政附庸和民众慈善家,而不得不走向市场的国有银行应该有怎样浓重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生存战略? 

      病来如山倒,政府不存在将银行业中的任何一块奶酪打上专属某类银行的永久印记的权威,国有银行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较之太阳从西边出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病去如抽丝,国有银行已经不存在任何居安思危的可能,它们正坐在随时可能融化崩塌的冰山上,国有银行能做的,只有居危思进,重塑盈利模式。
2002年6月19日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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