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符平，社会学研究
本文辨析了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指出他们在市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代表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社会构件论的市场观与社会建构论的市场观。前者系市场的实体嵌入，未给隔离于社会的自主性市场留下任何可能性；后者系市场的形式嵌入，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保留了社会因素无法进入、依自身逻辑运作的硬核。批评者眼中波兰尼的“市场悖论”建基于市场的形式嵌入，而在波兰尼那里实无真正意义上的“脱嵌的市场”存在，这一悖论不过是由其分析技艺所造成的假象。格兰诺维特取向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带回了经济学所缺失的“背景”分析，虽然更具分析力和解释力，但其针对经济学所试图做出的替代性解释却不够彻底。而波兰尼取向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尽管可被赋予厚望，但也还面临着相当艰难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一、引言
由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概念，经由格兰诺维特的重新表述而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术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不少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格氏是受波氏启发，重新定义并进而发展了嵌入性理论（譬如Krippner, 2001; Guillen et al., 2002：4)。然而，尽管他们都用同一个概念来定位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但他们对嵌入性的表达和阐释，以及所蕴含的理论立场很不同。而且，格氏在嵌入性问题上与波氏并不存在思想的连续性，更谈不上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此，在200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嵌入性专题研讨会上，格氏说他步波氏之后很不一样地使用嵌入性，并非试图去借用或重新提出这一概念，因为他在釆用这个概念之前并没有认真读过波氏的相关论著，而写作论文时则完全忘记波氏也提过这一概念，所以压根就没提及波氏。但在论文初稿的交流阶段，有朋友说他“激活了波兰尼的嵌入性”，他才意识到自己很不同地使用了波氏曾经使用过的这个概念。所以，后来他在论文定稿中提了一笔波氏，但这也只不过是为了将他的嵌入性与波兰尼区别开来(Krippner et al., 2004)。【注：格兰诺维特在这个会议上还公开表示，“近些年很少使用‘嵌入性’概念，因为它已被拓展到可指涉任何问题而变得几乎毫无意义”。这引发了与会学者的激烈争议，最后克瑞普纳总结说道，嵌入性概念虽然问题重重，但它无所不在，因而依旧有用，难以弃之。】
虽然嵌入性概念本身仍然比较模糊，意义指涉具有多重性，逻辑张力也较大，以至于社会学内部对嵌入性也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尚未获致共识，但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还是代表了嵌入性思想存在显著分歧的两种学术取向。本文以市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注：因为“市场”是与嵌入性最为相关的一个中心概念。巴伯尔甚至称嵌入性概念的学术史亦可视作是努力去克服、纠正在经济学中所盛行的“市场绝对化”之共同倾向的长期奋斗史(Barber，1995)】试图澄清两种取向所暗含的理论立场，对不少学者眼中波兰尼的“市场悖论”加以解释，探讨格兰诺维特取向的本质及其不足，比较分析两种取向的差别所在，以期为反思并超越当代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进路提供一个契机。
二、嵌入性的波兰尼取向:作为社会构件的市场
（一）波兰尼的整体性嵌入思想
嵌入性是社会学对抗、反击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扩张而诞生的概念。而被誉为“嵌入性之父”的波兰尼，其一生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发现了始终嵌入的市场经济所失去的连续性”(Block, 2003)。在波兰尼眼里，市场嵌入于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逻辑，而经济学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是一种陈腐观念，而且对促发自律市场也极具破坏性。他采取唯实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嵌入于社会关系”(Polanyi, 1957/1944：46、272)，提出了经济的整体性嵌入观。在他看来，经济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是其本质所在，市场臣属于其他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是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普遍定律（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市场的交易(marketing)与家计、互惠和再分配一样，不过是经济生活的诸多制度模式之一。就这一观点，即便对波兰尼的立论依据有过刻薄批评的布罗代尔也还是持肯定态度，而且布罗代尔(2002)对15至18世纪人类物质和经济生活所进行的事无巨细的考察也有力地支撑了波兰尼的观点。在波兰尼那里，市场不仅与其他经济制度模式无高下之分，甚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其重要性还不及其他制度模式。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市场尽管也存在,但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并受严格管制。他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断扩张的市场逻辑，其一生著述的中心议题便是以嵌入性为理论武器对自律市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虽然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影响深远，但他并没有给嵌入性下明确定义，这个概念在他的主要著作《大转变》中仅出现过两次，然其所有论著都与之密不可分。因为嵌入性既是他用以辨别人类历史上经济和市场在社会中的位置变化的分析性概念，更是他所秉承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基石。波兰尼在经济和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立场鲜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不遗余力，主要来源于他对实体主义经济作为人类经济生活本质的深刻洞识与坚定信念(参见Polanyi, 1992/1957)。在他看来，人类生活对自然和他人的依赖关系作为一种事实，相对于“手段一目的”关系的逻辑理性(形式主义经济)来说更为重要。经济学将经济狭隘地等同于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行为的领域，或直接与市场划等号，严重地扭曲了经济和市场的本质特征。而将经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叠合在一起，既是一种偶然，也是制度安排的假象。将经济生活简化为只有市场的惟一组织形态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这在经济学家那里很常见，但在波兰尼看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比较视野和历史眼光。尤为危险的是，经济学家们将观察到的自律市场视作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将其作为跨历史、跨文化的范畴运用到其他社会中去。
(二)批评者眼中波兰尼的"市场悖论"
不少学者认为波兰尼仍然是在把经济系统视作有别于社会系统的认知下做出结论的，其嵌入性思想恰恰表示他事实上认同了市场是脱嵌的(disembedded)，因为他既提出了经济与社会无法隔离的观点，同时又在很多场合将市场经济构想成独立于社会、依其自身规则运作——尤其是当波氏声称英国19世纪的市场经济独立于社会是人类历史潮流中的“异常现象”的时候。换言之，当波氏宣称所有的经济嵌入于社会时，他却趋向于将市场交换与市场经济看作是自律和脱嵌的。波氏的嵌入性思想所暗含的前提是把经济本身看成某种“非社会”的东西，市场、市场交换和市场经济仍然是脱嵌的概念(Portes & Sensenbrenner, 1993; Booth, 1994; Barber, 1995; Krippner, 2001; Gemici, 2008;沈原，2007：47)。这便是批评者眼中波氏的“市场悖论”。
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波兰尼并没有将他的嵌入性论题运用到“市场”经济，而是接受了市场概念；其嵌入性是针对商品化和市场社会的一种道德批判而非制度分析，未能将市场真正嵌入社会之中(Lie, 1991)。格兰诺维特则说，用网络视角来考察波兰尼所讨论的那些社会，便会发现经济行动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嵌入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而不是如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必然是“脱嵌的”(Granovetter & Swedberg, 2001: 12)。从批评者的推导逻辑上来说，波兰尼的嵌入性观点显然存在二律悖反，陷入了自我驳斥的困境，尤其是现代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观点难以在逻辑上站住脚。
吉米兹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对波兰尼的理论主张与方法论意涵之间的张力进行批判。他认为波兰尼在以双重方式同时使用嵌入性，嵌入性也就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是对经济在社会中位置的理论主张，嵌入性作为一个变量用以阐明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作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嵌入性假设经济与社会只有通过整体主义方法才能进行分析，经济生活只能通过考察它何以构成社会关系和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方可得以研究。于此，嵌入性既不是一个变量，也不是历史中不同经济形式的特征。因而，吉米兹认为波兰尼在整体主义和制度主义分析之间摇摆:他从一种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整体主义视角得出其极富洞见的观点——所有经济生活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建制中；而当他比较市场制度与人类历史中的其他经济方式时，又转向了严格的制度分析，将经济生活简化为物品和服务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空间模式(social-spatial pattern)。这导致嵌入性作为一个在历史中会变化的层级性概念与其作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准则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米兹认为波兰尼的嵌入性内含不可调和的张力，嵌入性只有作为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用来探索经济生活方显其重大意义。虽然如此，由于作为理论主张的嵌入性充满了诸多矛盾和逻辑张力，嵌入性仍无法实现为经济社会学提供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目标（参见Gemici, 2008）。
（三）永恒的嵌入与虚假的脱嵌:波兰尼思想的实质
我认为，“市场嵌入于社会”事实上可沿着两条不同的思路来理解。借助于波兰尼的区分可表述为:一是“实体嵌入”，市场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市场交换也由此是社会交换的形式之一），深埋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体现出相当的社会性，究其本质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构件（social component）而存在，正如韦伯所说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社会行动的特例。【注：虽然我在这里将市场视作社会机器的一个运行组件,但在一些针对经济学的极端批评者看来，市场甚至连社会机器的运行组件都算不上。这些学者认为，市场即使特征明显，也只不过是被动的、偶然出现的特征而已。市场只是社会机器的外部表象，这些外部表象的运作恰恰表明，另有一种表象之下的深刻的内部运动。在他们看来，市场"买与卖的表象”仅仅是特定的、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伪装,是社会结构的“面纱”（科尔曼，2007 ：23）。】二是“形式嵌入”，将市场看作是经济生活的一种特定组织形式或纯粹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这是一种帕森斯理路，市场与社会虽有着各式各样不可分割的关联，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却是社会的非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对市场嵌入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与社会关系形态，“社会嵌入市场”也相对应地表现为两种关系模式。波兰尼的批评者都是从第二个思路来理解波氏的嵌入性，即那不过是一种形式嵌入。所有针对嵌入性作为一个理论主张的批评都指向波氏没有将市场本身当作一种社会构件。而波兰尼事实上却是从市场作为社会构件的实体嵌入来阐释市场与社会关系，即承认市场虽是经济的，但它更是社会的，从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属于社会的经济子系统的一部分，两者相生而不相克。
批评者们往往从波兰尼那里推导出，伴随19世纪以降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的运行。恰如布洛克所指出的：“这种误读遮掩了波兰尼观点的独创性与理论的丰富性，波兰尼的确说过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去创建一个经济成功地脱嵌了的社会，而且他们也鼓励政治家去追求这个目标。然而，波兰尼同样坚持认为他们未曾也不会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他反复论道，完全脱嵌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乌托邦想象，而且多处暗示了脱嵌的经济和脱嵌的自律市场决然不会成为现实，指明自由主义者所拥护的市场社会只是一种意识形态”(Block, 2001)。虽然波氏说19世纪后自律市场开始脱嵌于社会，但这也是以与国家政治媾和在一起为条件的，政治运作和制度安排为市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注：“市场转型”论争中的“地方政府即厂商论”、“政治市场论”、“权力变形论”等便支撑并延伸了波兰尼的观点(参见边燕杰主编，2002)；而布洛维的工厂民族志更是从一种波兰尼式的思路，揭示了国家政治与生产政治的互动关系，阐释了工厂内部的生产关系如何与政治因素和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Burawoy, 1985)。】尽管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19世纪英国社会里显得本末倒置，因为人们错误地将形式主义经济当成经济的真谛，导致社会逻辑反过来臣服于市场逻辑；但即便在这种情景下，对于市场社会来说，国家维系市场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也是必要条件。“脱嵌”的说法不过是波兰尼为阐明其思想主张的一种技巧性措辞和论证策略，只因为“嵌入”并非历史某一阶段或特定社会的特征。当我们跳出波兰尼的“树木”俯瞰其“森林”时便可发现其一以贯之的观点:只有永恒的嵌入事实，而无真正意义上的“脱嵌”存在。【注:波兰尼在《大转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律市场的观点是绝对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与自然要素，否则这种制度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存在”(Polanyi, 1957/1944：3)。布洛克指出，波兰尼在这里采用“乌托邦”的说法并非意指一个不好的社会，而是意指一个不可能的社会(Block, 2003)。】针对嵌入与脱嵌之内部矛盾的批评，由于将市场的嵌入性看作是一种“形式嵌入”，也就从根本上忽视了波兰尼的“市场作为一种社会构件”的理论意涵。
对于脱嵌的市场甚或市场社会，波兰尼所要表达的是社会错位(dislocation)下畸形的市场与社会关系(前提是市场仍然作为社会构件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偏居一隅的市场反过来侵蚀了社会空间——如同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其地位由边缘移至中心。市场社会的情形是:市场湮没了社会(一种极端情况)，市场变得以社会的惟一组织逻辑而存在，不仅整合了人类的生计领域，还整合了社会，导致真正的社会空间日渐逼仄；人性自身的价值被诋毁、抹煞，而交换价值至上的理念得到宣扬并被实践。
按波兰尼的说法，“市场制度的运作不仅仅影响社会的其他部分，而是起着决定作用” (Polanyi, 1996/1947)，即形成了市场原则主导整体社会运行的局面，不是市场附着于社会，而是社会从属于市场机制——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愿景。但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即便产生也只不过是政治的创造，更准确地说，是在民族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之下所形成的，并非自发自生。姑且不论国家替市场创造了生长空间，市场所需的关键性要素也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作。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干预才能使原本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商品化。正是国家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一道提升了市场逻辑在社会中的地位，共同促使虚拟商品能够被合法地带进市场，使其能自由买卖并被市场所支配。故在波兰尼及其追随者看来，真正的市场社会的创造和再生产，恰恰需要国家扮演更积极的干预角色，因为它要求撤回社会对人的保护，迫使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力，祛除对土地买卖和货币使用的管制。市场秩序的维系等诸多其他方面，也需要积极的国家角色，否则整个社会无疑将陷入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序状态，市场也就会失去生存之本。可见，即便是理想形式的市场，也是彻底的社会建制，反映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炼金术——这些因素恰恰构成了经济的基础。缺乏社会因素的揮阖互动与历史性流变，任何形式的市场都不可能诞生。退一步说，市场社会——假设存在的话，尤其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本身来削弱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提供维系其存在的制度构架。因此，所谓的“自律市场”本身受到诸多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显然也是嵌入社会的。
波兰尼深刻地认识到，自律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并不能取代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的中心地位(Lacher, 1999)。而脱嵌的自律市场意味着市场逻辑无限扩张、大行其道，不仅主导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主导了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因此陷入被宰制甚至被吞没的境地。国家创造了市场经济，但市场原则与社会运行的基础捆绑在一起、相互依存后，市场反过来“挟持”国家、号令整体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僭越边界、自行其是的市场逻辑彻底改变了历史中真实的人、市场与社会关系。但在波兰尼看来，这种情景却远离了“社会的真实”，因为它扼杀了人的社会性，亦与社会契约相背离。波兰尼强调“人作为社会存在是跨越时空的亘古本性，而人的天赋秉性也是人类社会维系生存的必要的前提条件”(Polanyi, 1957/1944：46)，力图说明“社会”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人类自己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人类仅仅作为商品媒介而存在的社会。“有机联结的社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个体安全”，在波兰尼眼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他因此而背负了某种“道德的”批评。
波兰尼坦然道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市场经济在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创造了市场社会，但市场社会一旦诞生，只有社会接受其附属角色，市场才能按照效率和稀缺性的标准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对市场机制的任何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都会扰乱市场平衡并危及社会的生计，于是社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但他始终坚信市场与社会无法割裂开来，因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都是社会性地形塑和定义的，所有的经济制度都嵌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建制之中。于是，他同时也不无乐观地认为，社会并未因受此威胁而萎缩，而将以其自身的双重运动来纠正这种错位，通过“旨在对抗（完全）受市场控制的经济之危害的深层次运动……来制止市场朝向其确切方向的持续扩张”（Polanyi, 1957/ 1944：76、30），使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回归常态，引导市场朝健康的道路发展。换言之，市场社会也需要保持某种嵌入的阈值。
因此，嵌入与脱嵌的市场，并非市场形态的二元划分，而只是指涉市场在社会整体中的不同位置。脱嵌不能被理解为市场与社会变得分离开来，而只是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更进一步说，应将脱嵌视作波兰尼用以描述市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式的分析方法和策略（不同于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嵌入），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分析技艺而已，而分析对象仍是市场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市场作为一种社会构件也是一种隐喻，蕴含在这种隐喻式分析方法中的假设——脱嵌市场的存在（或市场经济与社会是一种二律悖反的关系），波兰尼论证它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在现实中未曾而且永远不会发生。自律市场、自由市场也都是虚假的概念，并无与其对应的现实存在。在布洛克、萨默斯看来，隐喻是波兰尼在方法上的重要贡献之一。隐喻的利用是绝对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固然如此的缘故，而是在于解释大规模历史变迁时需要一种可以理解的、能把一系列具体步骤连接在一起的框架（布洛克、萨默斯，2007）。
正如布洛克、萨默斯所说（2007），隐喻只能在启发的意义下进行操作，它并不能用来支撑观点本身。但这种隐喻的虚构本质极易模糊人们的视野，脱嵌的市场更易被当作一个具有解释力和分析性的实体概念加以接受，即视市场的结构和逻辑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这会导致研究者错误地将分析对象与研究策略、研究假设混淆在一起，将人为构造的概念工具视作真实世界的现实存在并运用到经验分析之中（譬如王绍光，2008），使得具有隐喻意味的“脱嵌的市场”从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客观实在”。然而，波兰尼尽管构造了“脱嵌”的概念，并用以剖析19 世纪“脱嵌的”市场体系的起源、历史独特性及其后果，但“脱嵌”却并非一个实体概念，而是波兰尼为了论证嵌入的普适性逻辑而树立的一个虚假的靶子。所以，诸如“经济是否并在何种环境下会‘脱嵌’于社会”之类的问题在波兰尼那里实际上是虚假设问，经济和市场的嵌入与脱嵌不过是一对虚假对立的概念。所以，批评者眼中波兰尼的“市场悖论”不过是波氏研究市场与社会关系时的分析技艺所造成的假象。
【注：我在这里基于学理分析解释了批评者眼中的波兰尼悖论。布洛克则在承认波兰尼的理论张力和悖论的前提下替他开脱过，认为张力和悖论主要源于波兰尼理论取向的变化。1930年代末，波兰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拟定了大纲，但后来在写作时，虚假商品、嵌入的经济等新概念的引进将其思想导向了新的方向。此外，存在缺陷的《大转变》书稿匆匆完成后，他又来不及解决那些问题。布洛克根据波兰尼致友人的信件内容(信中原文是"In spite of deficiencies of presentation-war additions forced me to rush it to conclusion — the book has not been overlooked”)说，由于波兰尼急于试图影响战后诸多问题的处理，因而写作《大转变》时为自己设定了定稿期限，即赶在“二战”结束前付梓发表(见Block, 2003)o布洛克的此番解释，实际上反而抹煞了波兰尼思想的巨大价值。】
三、嵌入性的格兰诺维特取向:作为社会建构的市场
(一)格兰诺维特的关系网络嵌入
自从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Granovetter, 1985)的著名论文中，提出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必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后，对经济行为与市场的嵌入性研究便蔚成风气。而格氏的论文亦成为“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标志，嵌入性的术语便昭示着这个新流派的理论旨趣及其独特性，被后来的研究者频繁引证。格氏提出嵌入性，与他读研究生期间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人际关系研究密不可分。在1970年代，他分别发表了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和专著《找工作》，论证了网络关系对于个人求职的重要性(Granovetter, 1973, 1974)，但没有使用嵌入性概念。在1985年的论文中，格兰诺维特批判经济学的不同学派殊途同归，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结构、简化了原本复杂的人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了“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被视作持续运转的人际网络）的观点(Granovetter, 1985)。他的嵌入性思想的要旨在于，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市场的缺陷之一在于脱离了经验世界中丰富的人际关系，所以格兰诺维特正是在这方面弥补了他们的重大缺失。
不仅个体的经济行动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经济制度等更大的经济模式同样莫能例外。即使在相同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社会结构不一样，其结果也会显著不同。格兰诺维特以1880年至1925 年美国电力工业的发展为例，解释了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并非最有效的模式为什么在当时的几种备选模式中得以胜出，论证了电力模式的选择和塑造起源于友谊、相似经历、共同依赖、公司连锁(corporate interlocks)和新的社会关系的积极创造，而并非出于最大化理性。电力模式正是通过社会网络的资源动员和影响，从而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Granovetter & McGuire, 1998)。在格兰诺维特及其追随者看来，其他市场现象，譬如用工、定价、生产力和市场创新等，都无不受到嵌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影响(Granovetter, 1988 , 2005；Uzzi & Lancaster, 2004；Yakubovich et al., 2005)。
(二)格兰诺维特取向的拓展:关系网络嵌入的具体研究
格兰诺维特断然没有想到其嵌入性论文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影响了经济社会学其后20年的发展走向，并为经济社会学确立了一条毋庸置疑的路线,即探究市场和经济行为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许多学者关注市场中的关系特征和网络联接，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关系网络嵌入观——尽管格兰诺维特本人并不将网络嵌入视作嵌入性的惟一方式。【注：后来有学者将嵌入性区分为四种形式：结构嵌入(行动者之间的物质特征与结构关系)、认知嵌入(引领经济逻辑的结构化的心智过程)、文化嵌入(形塑经济目标的共享信念与价值观)与政治嵌入(限制经济权力的国家角色与制度法规，很多情况下与制度嵌入同义)(Zukin& DiMaggio, 1990)。结构嵌入与关系网络嵌入的差别在于，前者不仅指涉人际关系，还强调关系网络叠加之后在总体上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另有学者基于经济地理学角度强调全球化时代嵌入性的空间逻辑，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于不同地域尺度的社会网络、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在本质上具有空间属性，进而提出“空间嵌入"的观点(Hess, 2004)。此外，还有其他“x x嵌入”的提法。当然，格兰诺维特虽然承认嵌入层次和嵌入形式的多样性，但也显然对将各种问题都与嵌入性牵连起来的“滥用”现象极为不满。】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嵌入性概念如此受欢迎的确在于它与网络理论存在密切关联，因为网络理论既可以具体操作化并在经验基础上做出模型，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关理论。
基于格兰诺维特的睿识，后来的研究者探讨了嵌入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经济绩效的诸多情形。但问题是，格氏嵌入性的操作性研究路向是不明晰的(刘世定，1999)。对格氏的嵌入性进行具体操作化、提升理论分析性进而推动这一概念向纵深发展，他的学生乌兹功不可没。在一项针对23个女性服装厂的民族志研究中，乌兹试图超越嵌入性概念的纲领性宣言层面，将其操作化并具体地研究嵌入性与网络结构究竟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这项经验研究表明，嵌入性是一种塑造动机和期望并且促进协调适应的交换逻辑，这个逻辑的独特性在于行动者并不自私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在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因而，嵌入性把行动者的动机从直接经济利润的狭窄追求转向通过信任和互惠充实关系(这从经验上证明了格兰诺维特的行动者拥有多元动机的观点，表明行动者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也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而是在自利与合作之间摇摆)。
乌兹遂认为，企业如果与一个由既有紧密联结又有市场交易关系的伙伴企业所混合构成的网络保持一种强联结关系，那么它就拥有更大的生存机会(Uzzi, 1996)。在后来一项有些类似的研究中，乌兹考察了公司如何及以何等代价获得融资的问题。在该项研究中，他把社会嵌入性看作一个变量，集中探讨网络中的关系特征和链结结构如何影响一个公司获得贷款，以及降低借贷成本的能力。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即时性和非个人化的臂距关系(ann's length tie)，即市场关系；另一种是有着情感关联、稳定的嵌入关系。他的研究发现，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商业交易嵌入社会依附(social attachments)的程度越深，他们之间信任和互惠的期望就越有利于交易的进行，嵌入关系与臂距关系混合存在更会追加市场利益(Uzzi, 1999)。总的来看，乌兹在格氏的基础上深入阐发了关系网络之于市场的作用，说明了市场的成功产生和运作都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
经由乌兹等学者的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嵌入性逐渐显现出其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但研究者往往只是将经济学所忽视或当作“背景”处理的关系网络因素补充进了市场分析，而对市场本身未加质疑，因而只是补充完善了经济学解释的不足(见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一些学者研究经济合同问题时亦如此。如刘世定的一项研究揭示，经营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关系合同，合同嵌入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合同假设合同是不完善的，需要人际关系来弥补(刘世定，1999)。他的研究试图表明，纯粹的经济关系不足以维持合同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只有社会关系加入其中，才能避免不确定性因素给今后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和背叛，达到稳定经济关系和长久合作的目的。因而，订立契约和合同前的社会关系降低了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周雪光等学者基于北京和广州620家企业877份合同资料的研究也得出了与刘世定大体相同的结论，认为企业之间的合同虽是市场中的经济关系，但被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之中（Zhou et al., 2003）。在影响合同关系的社会因素中，周雪光等人添加了制度性关联的变量，可以说结合了关系嵌入与政治嵌入。
（三）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延伸:市场的政治与文化嵌入
尽管格兰诺维特指责经济学家即便严肃地对待社会关系，也仍然将它从其历史及相对于其他关系的位置一即从可被称之为关系的历史和结构的嵌入性中抽离出来（Granovetter, 1985），但其关系网络嵌入观恰恰也给经济生活中社会关系的角色赋予了过高的期望，有忽视其他社会结构因素之嫌——而波兰尼正是因为对将经济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区别对待极为不满才提出嵌入性思想的。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嵌入性在强调经济与人际关系网络不可分离的同时，明显地忽视了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因此，面对关系网络嵌入之下的丰硕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指责遵循这种路线的研究缺乏对市场交换的社会先决条件（如财产权观念、支配结构与交易规则等）的考察，一味地关注于嵌入市场并使其高度抽象，却将社会内容从社会结构中抽离掉了；同时过于倚重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角色而回避了对市场中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等因素的分析，无法从宏观上把握经济现象（Zukin & DiMaggio, 1990; Swedberg, 1994; Fligstein, 1996; Lie, 1997; Zelizer, 1988, 1992; Spillman, 1999; Krippner, 2001）。
这些缺憾使格兰诺维特取向下的嵌入性及其相关研究饱受批评，但经由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的视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等人带回了网络分析所缺失的一些社会内容。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这些学者虽未采取网络分析法，但与持网络嵌入观的学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或相似性，因为他们都认为所有经济行为都有社会背景，正是这个社会背景对经济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斯威德伯格，2003：146）。也就是说，政治与文化嵌入（以及其他诸如制度嵌入之类的视角）同样也隶属于格兰诺维特取向。
政治一文化嵌入视角下的市场建构观，当属弗雷格斯坦的研究最具影响。弗氏的政治嵌入意指影响经济和市场的政治力量。他曾提出“市场即政治”的隐喻来考察在市场形成、发展、稳定和转型的不同阶段中政治是如何运作的(Fligstein, 1996)；之后又试图以“政治—文化方法”来形成社会学研究市场的一般路径。“政治—文化方法”的要义，一方面在于将现代市场的建构和经济建设看作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卷入市场的诸多行动者如工人、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既为稳定市场的形成创造了产权、治理结构和交易规则等制度条件，也促成了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在于市场本身创造了嵌入于当地文化——限定了既定市场的竞争将如何开展——的控制观，即一系列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认知理念和惯例。
市场行动者对控制观的争夺赋予了市场高度的政治性，而厂商观察彼此定价和生产行为的经济过程亦被弗氏视作一种政治过程。由此，市场制度的产生便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议程。弗氏通过他本人及其合作者对劳动力市场、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和全球贸易等的系列研究，一直都在论证这个理论观点(参见Fligstein, 1990;弗雷格斯坦，2008)。譬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卷入经济活动特别是企业竞争，而即使干预，也应该只是维持市场中的竞争秩序。但弗氏的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的市场和产业缺乏政府与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支持是不可能产生的，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市场活动，甚至直接推动了一些新兴市场的兴起与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和企业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成功亦依赖于这种关联(linkages),对美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任何解释如果不将这个情况考虑进去，至少是不充分的，甚至是误导的(Fligstein, 2003)。
弗氏的研究揭示，国家不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担当市场中不同社会行动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调节者或仲裁者的角色，而且也以各种独特且可能隐蔽的方式改变着市场中的博弈秩序。其主旨观点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存在于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政治力量影响市场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和选择，因而是市场的内生变量之一。藉此启发是：国家既来源于社会，也潜藏于市场，这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所谓自由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也不存在脱嵌于国家运作和干预的市场经济，嵌入政治的市场经济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
市场中的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历来被学者们所认可，但又极其排斥。因为这些因素无法纳入实证主义范式中去加以验证，而且文化解释往往显得过于宽泛。此外，市场的嵌入性解释缺乏文化考量，也被认为是由于经济社会学家停留于一个毫无创造性的文化概念所致(an impoverished notion of culture) (Spillman, 1999) 。而以对市场的文化建构著称的泽利泽基于文化角度的市场研究开启了一条可能的进路。
泽利泽批评嵌入的结构视角遮掩了市场中多种多样的价值和规范的角色与作用，长期关注文化如何灌注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的问题。对她来说，市场深深地嵌入于各种文化和结构设置之中，而理性行动者不仅处于一个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市场，也处于一个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市场之中——市场和产品本身即是一种浸染了基于共识之上的意义的文化事物，是这些意义的符号或表达；他们不仅根据市场供需来调整其决策和行动,也根据其所属的特殊(亚)文化来行动。泽氏虽然通过一系列的经验研究论证了市场形成的文化根基与市场构成的多元成分，但并不主张一种彻底的市场文化论，而是呼吁“多元市场”(multiple markets)模型，即，将市场视作是文化、结构和经济因素的互动。在她看来，这种交互作用的模型不仅避免了经济学的绝对主义，而且也排除了经济过程分析中的文化绝对主义或社会结构简化论(Zelizer, 1988 )。
泽氏认为典型的经济现象如货币，也与历史性变化的意义系统和社会关系结构相互依赖(Zelizer, 1993)。她特别关注消费品对于人们的意义，以及具体的市场交换关系又如何被产品背后的文化意义所建构。她认为消费者既要确定其所购商品的效用和销售者的可信度，也要确信产品的道德性，因为消费者不仅要求产品有用,而且要求产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道德问题潜藏于新市场的创造当中。泽氏最初研究了生命保险何以成为一种商品的问题。美国早期的生命保险业在创建市场中面临极大的困难，尤其是生命定价招致了人们普遍的反感和抵制。因而，这个市场的创建首先就必须消除保险购买者的道德模糊感。通过生命保险及后来的儿童定价研究，泽氏分析了非经济因素如何约束、限制并形塑市场，论证了经济制度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揭示了社会的理性化和商品化之局限所在，认为市场往往要受社会道德和神圣价值的改造(参见Zelize，1988，1992，2005；泽利泽，2008)。
四、两种学术取向的比较
从对人性假设的理论起点上来看，嵌入性的以上两种取向并无不同，两者都拒绝纯粹自私自利、崇尚物质利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且能独立地做出决策的经济人假设，将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人，即假定市场行动者有着自主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同时又受到社会结构约束，他们的行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依赖于动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而且，两种不同取向的矛头都直指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力图说明市场不能仅仅被认定为价格机制或交换理论，不能抹煞任何市场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存在的丰富意涵。乃至，若要说后续的市场社会学研究存在一个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致力于考察现实中的市场来论证市场的本质是社会学的范畴，建构真实世界里作为“社会实在”的市场学说。【注：需要反省的是，社会学在市场研究上虽然积极寻求与经济学对话，但两学科的起点却大不一样。社会学的起点在于作为经验范畴的marketplace，而经济学的起点在于作为形式逻辑的market。经济学的吊诡在于，虽然市场历来被当作其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市场这个字频繁地出现在其文献当中,但经济学史中对这一概念的详尽论述却是缺席的（Baiter, 1995;沈原，2007:36）。怀特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存在一个新古典的市场理论，存在的只是一种交换理论（参见斯威德伯格，2003：443）。经济学家并没有否认这一事实。科斯便说过，尽管经济学家声称是在研究市场的运作，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却是市场价格如何决定，而完全忽略了对市场本身的讨论（参见弗鲁博顿、芮切特，2006；363）。一个共识是，市场在经济学那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核心，经济学的市场学说归根到底都是有关市场的理论（thewies of markets），而不是市场理论（market theory）。但经济社会学在市场问题上却也并没有比经济学做得更好。有论者便认为，嵌入性的概念恰恰使经济社会学家将市场本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一样，对作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对象的市场缺乏详细阐述（Kroner, 2001）。】尽管如此，两种取向的分歧却要远大于共识。
格兰诺维特取向下的嵌入性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嵌入”，即认为市场虽然要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诸多影响，但却是社会的非有机组成部分，市场中总存在那么一个不受社会影响、社会因素无法进入的“硬核”部分。格氏的嵌入性建立在对经济学的行动模型（个体理性选择）的批判基础之上，这涉及到如何理解行动的内部结构问题。而概念本身却意指行动者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旨在说明外部的结构变量如何影响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行动与结构怎样交互作用。这与行动的内部结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事实上，格氏全部著作都在强调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过程”多么重要，其中心主旨正如他的一篇总结性论文的标题所示:社会结构对经济结果的影响(Granovetter, 2005)。格氏只是从市场的外部来看待市场和经济行为，预设了经济与社会在本质上存在领域区隔，这也就将市场的某一硬核与社会隔离开来，【注：因而，贝克尔特认为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一个建议，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和策略性行动的理论，所以嵌入性的提出原本可为经济学的理性行动模型提供另一种替代方案，但事实上却并未带来多太的理论进步(参见Beckert, 2003 )。】而他及其追随者要论证的便是“经济的”行动、过程和制度等是如何与“社会”相关联的问题。
在泽利泽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扩充”矫正法(“add-on”corrective technique)，通过揭露经济生活中的非经济因素来“纠正”经济学模型的局限(Zelizer, 1988)。因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观并没有对市场的经济学范畴实现彻底的社会学替代。譬如，就与市场密切关联的“效率”来说，格氏认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本身是有效率的或者说会产生、增进效率，他并没有对效率生成和建构的社会逻辑追本溯源。反观波兰尼，他同时从市场的内、外部关系来阐释、论证市场嵌入社会的普遍逻辑，由此彻底戳穿了市场的非社会性。就此，有学者便指出，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关注的基本上是原子论的问题，坚持包括经济行动在内的所有社会行动的关系本质，却保留了完全的自主性经济；波兰尼主要处理和批判的则是自主性经济，其整体主义分析法未给自主性经济留下任何可能性(Krippner & Alvarez, 2007)。据此，格兰诺维特只是在强嵌入性与极端的理性个体主义之间定位嵌入性，进而“未能领悟到所有经济都置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性”(Barber, 1995)。而波兰尼却始终将市场的实体嵌入当作讨论的起点和目标。
从研究层次上来看，如果说波兰尼取向停留于社会理论层面的宣称的话，那么，格兰诺维特取向则是一个试图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层理论，更容易在经验研究中得到运用。前者是思想性的，虽能给人们带来诸多智识上的启发，但难以作为分析性和操作性的概念工具应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而后者是分析性的，旨在探讨行动者(个体抑或组织)如何嵌入处于社会下位的关系网络或政治文化,对解决中、微观的具体问题富有助益。可以说，对嵌入性的研究层次越高，就越难清晰界定和精确测量。
就概念内涵来说，格兰诺维特简化了社会因素，将波兰尼那里影响经济的诸多复杂社会因素简化到只有关系网络的单一要素，也忽视了波氏那里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而这却影响到后来的许多经济社会学者狭隘地沉迷于对市场进行定量的网络结构分析，更有人将此当作惟一而且充分的解释变量，其他诸如互惠与再分配之类的经济形式也全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外。对于网络结构分析的弊端，格兰诺维特有自知之明。他后来也声明，“经济社会学只做社会网分析是极端而且错误的想法，将嵌入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近因分析策略才是目的，但嵌入性的提法本身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即使市场未与人际关系纠缠在一起，也仍嵌入在更高层次的制度框架、文化以及一系列的规则和情景之中”(Krippneret al., 2004)。尽管如此，如今经济学在方法上日渐炉火纯青，对现实世界也变得敏感起来。格氏建基于将经济学视为工具一简化主义视野的批评。或许需要重新修正。
而且，格兰诺维特只说要将经济过程“嵌入”到持续运转的人际关系结构中去分析，对被嵌入的经济行动关注甚少，也没有深入阐释究竟何种社会关系怎样影响经济行动。这相对于波兰尼来说并没有太大进步。不过他们都论及了经济动机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否认那种驱使人类行为的纯粹而不变的动机，但并不拒绝经济学的经济动机和效用最大化。他承认利益是经济行动的驱动力，可也同时给经济行动附加上一个假设,即经济行动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行动，故不存在能解释所有行动策略的某种核心动机。格兰诺维特反复强调人在社会互动中有着多元而混杂的行动动机(而且是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关系之固有的一部分)，经济目标通常与对社交、赞许、地位和权力的追求交织在一起，故很难从纯粹的自利角度来描述人类行动(Granovetter, 1988, 1992, 2002)。
波兰尼赋予非经济动机更高的地位和期望。他不仅强调社会性的优先地位，而且将社会性认定为经济行动的终极基础，认为激励人类行为的是他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人们的动机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被物质满足的需求决定”(Polanyi, 1957/1944：153),“人们并非以通过占有私有财产来维护个人利益(为基准)来行动，而是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而行动……经济系统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Polanyi, 1957/1944 ：46)。对波兰尼而言，市场在一个健康社会里的角色是边缘性的，人们对获利的追求只发生在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的场域。获利动机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是一个给定的假设，格兰诺维特也没有从源头上对此质疑，但这在波兰尼那里却是成问题的。在波兰尼看来，正是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产生了稀缺性，才迫使人们只有通过服从市场规则才能获得生计来源。也就是说，获利动机本身就是社会运作的产物。
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市场研究，旨在说明作为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市场运作和经济结果。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都将市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建构，但始终没有认真地对作为一个理论对象的市场概念加以深入诠释。斯维德伯格批评道，网络方法成为了探索关系的一般方法，但没有提出(新的)市场理论(Swedberg, 2005)。乌兹将嵌入性进一步操作化并应用到经验研究之中，在格氏的基础上虽有所推进却毫无实质性的理论突破。乌兹对嵌入性关系与臂距关系的区分是他最大的创新之一，但这里面——乃至整个新经济社会学——却蛰伏着市场的社会建构论的硬伤:市场中总存在那么一个最为坚硬的硬核是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的。乌兹的臂距关系与市场相互定义，在与社会性隔离的臂距关系中预设了嵌入性关系的缺席，同时嵌入性关系又完全拒绝了市场逻辑。于是，只有存在嵌入性关系的地方，经济行动才具有社会性，更多地受伦理、地位、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较少受到私利最大化的动机驱动。由此，便给市场留下了一个社会关系无法进入的领域。
格兰诺维特批评经济学分析存在“去背景化”的重大缺陷，他及其追随者便将“背景”带回了分析之中(且以此为重点)。尽管他们深入研究了市场的形成、运作和发展如何嵌入广阔的社会环境的问题——而且贡献甚大，但其针对经济学而试图做出的替代性解释却是不彻底的。这一脉络的分析策略之实质，是在承认市场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硬核的前提下，揭露更大的交易部分何以通过社会因素得以开展，因而只是弥补或修正经济学解释。
追随波兰尼的布洛克也犯下同样的错误。布洛克试图通过重构市场概念来实现嵌入性的创新。【注：克瑞普纳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交易都是社会性的：斗争和冲突的历史凝结在每一次市场交易之中，因为它生产出了拥有对其自身和对以特定社会规则而非其他规则来进行交换的社会有一定理解的行动者。进而，国家、文化与政治包含在每一次市场行动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不定地(variably) 对某些类型的市场施加影响，而对其他市场没有影响(Krippner et al., 2004)。】他将市场当作能用来衡量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市场性” (marketness)的变量，给出了一个从“高市场性” (对应于经济理论中的竞争性市场，价格因素主导市场，其他因素无法干预)到“低市场性”(对应于组织科层制)的连续谱，从市场性的高层次到低层次，非价格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增大（参见布洛克，2001）。问题是，社会因素只有从连续谱的高市场性一端移向低市场性一端的时候才会进入，因而非社会的（asocial）市场构造依旧保留完整，即，仍存在完全基于理性选择模型的市场交易硬核。
与波兰尼取向相比较而言，格兰诺维特取向下的嵌入性更具分析力和解释力，但都不同程度地裁剪、割裂了市场多维和整体嵌入的社会事实。虽然两种取向都增进了人们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但波兰尼取向似乎走得更远。一旦从波兰尼的思路来研究作为具体社会对象的市场，或许将会对经济学形成真正的挑战。波兰尼自己并没有提出过“实体嵌入”这一说法。我从他那天才般的论述中析出这样一种视角，其目的不仅在于澄清人们以往对波兰尼思想的误解，更在于试图为社会学研究经济问题寻找新的学术实践的可能性。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市场总归具有经济属性及与之相互关联、渗透着的其他诸多属性，体现出深刻的“总体性”事实特征。问题不是这种事实的现实存在，而是怎样对其加以恰当的解释和分析。但在波兰尼及其追随者那里，实体嵌入的视角在操作性研究路向上尚模糊不清，因为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能通过经验方法加以验证的体系。这也是波兰尼思想虽备受推崇，但相关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还较为少见的主要原因。
最后，有必要逬一步强调的是，不同于经济学将市场当作逻辑模型，社会学将市场视作经验世界的组成部分和历史性的嵌入现象，这是两个学科的重要分野（Biggart, 2002：XIV）。实际上，在奠定经济学基础的学者如斯密、休谟等人那里，经济和市场从来都未曾真正“脱嵌”过社会。但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者却或偏离或误解了他们前辈的思想传统。而即便经济学家不承认市场的嵌入性，某些经济学的思想和经济学家的言论还是影响了国家政策，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一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这本身即是市场嵌入社会的明证，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力量建构了市场。
更进一步说，经济学自身实际上也变相地认同了嵌入性思想。主流经济学从理性人的本体出发，认为决策者终将做出最佳选择，并且这个最佳选择是针对决策者自身立场而非外人或客观立场而言。然而，经济学对待决策者如何做出于己而言的最佳决策——即行动者如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做出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却是相当社会学化的，即承认决策者确实要受到其个人的认知、经验、时间、信息搜索与处理能方等内部条件及他人、制度、政策、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经济学事实上也承认了行动者的理性和决策要受到情景制约、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思想。而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也在日渐增大。【注：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和贝克尔为例。阿克洛夫以其PSA-经济学而闻名于社会学界，他非常重视经济学之外的学科对于理解和解释经济问题的价值，主动地将其他学科的知识吸钠进经济学模型。在美国经济学会2007年年会的主题发言中，作为会长的阿克洛夫犀利地批评道，经济学家一味追求俭省的建模(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拒绝考虑那些影响甚至决定决策者如何行动的规范，乃至于当今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其本质上创造了一个偏见经济学(biased economics)。阿克洛夫大力推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验主义路径，呼吁其同行以通过细致观察得来的结果用作建模的基础(Akerlof, 2007)。而贝克尔历来被认为是推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标杆人物，他坚信经济学方法的普适性，以向其他学科输出经济学知识而著称。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因素对市场行为的影响，而不是将这些因素当作“外生变量”。尽管他仍然固守理性选择的经济分析，但已开始将社会因素吸收进对市场行为的分析之中(参见Becker & Murphy, 2001 )。】
五、结语
虽然同样是试图将社会学视角引入市场分析，当代经济社会学理论范式却体现出诸多不同的研究路径。遵循扩展路径的学者信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认为对其稍加改造就可用以分析经济学所未曾涉猎过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路径的集大成者是试图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科尔曼。这一路径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主流经济社会学抛弃。在我看来，嵌入性的格兰诺维特取向和波兰尼取向分别体现出了背景路径和替代路径。背景路径对原本被经济学当作既定假设或不变量来处理的权力、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论证，旨在说明这些社会因素在市场分析过程中同样不可或缺、非常重要。这一路径经由格兰诺维特的范式革新而带来了20年左右的黄金时期，但自本世纪以来，已显示出从一个发展髙峰开始走下坡路的迹象。替代路径是完全借助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解释框架来研究经济问题，而不仅仅停留于对经济学解释的补充论证。这应该说是经济社会学研究市场问题的努力方向，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增进我们对复杂市场问题的理解，而且或有可能颠覆经济学与社会学目前由制度划分所规定的学科关系。
本文分析表明，虽然嵌入性的两种取向各自所代表的研究路径均可对经济问题形成自己的解释，但格兰诺维特取向的新经济社会学流派针对经济学所试图做出的替代路径研究并不彻底，而只是基于经验世界给市场附加上了新的维度，给经济学的“干净”模型补充进了社会网、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的经济社会学如果一味地只是延续格兰诺维特取向，可能很难突破当前的发展瓶颈。那么，嵌入性的波兰尼取向能否担当起如此重任？我们不得不说，尽管波兰尼取向有望引领我们对经济和市场问题实现另一种路径的社会学解释（而且在中国这一转型社会里极具探索的空间），但这一学术取向在未来还面临着相当艰难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