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业困难加剧，人口红利还在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

图源/受访者提供

直面人口负增长

《财经》：人口负增长时代下，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是会缓解就业矛盾，还是会加剧就业难题？

蔡昉：我认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业结构性困难会进一步加剧。 具体表现在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自然失业率上升。

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峰，随后不断下降，劳动力逐渐出现短缺。这也意味着工资上涨，为了缩减成本，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型，社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明显减弱。我们发现，2004年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1.5%，而制造业带来的城镇单位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且自2013年以来均为负增长。

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峻，机器、新技术等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也会更猛烈。尽管同时诞生的新兴产业会创造出大量新岗位，但新岗位往往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技能有较高要求，现有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一时间难以匹配。比如，一家传统工厂裁员，失业的车间工人未必能马上去招聘的人工智能公司就职。

因此，我预计，这类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未来会更加普遍。

《财经》：也就是说，即使疫情后经济恢复，这种结构性矛盾也无法缓解，甚至自然失业率会相应变高。

蔡昉：是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趋于强化，自然失业率有所提高。

这是因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拥有新技术、生产率更高的新创企业往往发挥更大作用，新创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显著提高，必然导致部分劳动者难以适应，结构性矛盾相应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创新驱动，劳动者转岗的频率也将显著增大，这一问题会常态化存在。换句话说，即便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那些因生产率不高、受经济冲击而损失的就业也很难再失而复得。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维持在5%的水平。新冠疫情发生前，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基本围绕5%发生小幅波动，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但过去三年，我们的实际失业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按照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再上升。

《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中国25岁-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而16岁-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则高达20.4%，二者之间相差4.8倍。青年失业率为何相对较高？

蔡昉：一般大家讨论的青年失业率偏高现象， 主要是指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首先，青年失业率相对较高并不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可以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比如：2011年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时，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40%。

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受教育年限相同的年长劳动者相比，大学生缺乏就业经验，在技能上面临较大的匹配困难，就业选择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二是与同样缺乏就业经验的新生劳动力相比，大学生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专业性更强，这也意味着大学生掌握的技能通用性更差，在面对岗位选择时更易受专业限制，找工作时的阻力更大。

但我始终认为，仅通过短期内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便主张“读书无用论”“大学生过剩论”，甚至对知识和教育加以否定，这种认识既不正确，也无济于事。大学生进入劳动市场后，较高的人力资本会逐渐显现，更优异的工作表现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跳槽”机会。 从长期趋势看，其教育回报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最终会体现出来。

《财经》：2022年末，中国人口首次进入负增长，经济也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怎样？

蔡昉：人口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消费拉动力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从供给侧看， 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占据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势必减弱。

二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随着人口负增长，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相应地放缓。

三是未来劳动力短缺更加严峻，企业倾向于使用机器等资本代替人力从事生产，而当资本使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

四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农村16岁-19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步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变缓。过去，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必然相应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随着人口负增长，这方面的影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因素对需求侧的冲击，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制约因素。首先，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量减少，对社会总需求形成了一定抑制。此外，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的增速降低，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增速也同步降低，从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变缓。

除了以上两点，还需注意，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3岁-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这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够高，有时还要替下一代着想，这导致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不高。

更不用说在外需侧，受当前地缘政治影响，逆全球化形势兴起，即便中国积极保持对外开放，外需也难以回到曾经的高增长时期。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由于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更低。

但是从世界水平来看，这个速度大体还是中高速，即使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而降低，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不妨碍达到2035年远景目标，何况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因此，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也不必过于悲观。

通过改革释放“人口红利”

《财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就人口负增长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您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蔡昉：可以将这个观点拆分为两部分理解，一个是“人口红利”，另一个是“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就是指劳动力数量，这里面包括存量，也包括增量。 以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仍是较为可观的，也就是总理说的“它并没有消失”。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存量仍可为经济提供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约有7.8亿左右的劳动力。这部分存量劳动力既是生产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就业质量、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旧可以支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运转。

第二，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仍然有大量富裕劳动力作为增量待释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务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农业就业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0万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完全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再说“人才红利”，也就是人口质量的红利。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2001年-2021年，中国普通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合计已经在总量上减少了17.1%。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将进一步减少，看似无法继续支撑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保持增长。

然而，人口数量不足可以用质量来补充，人力资本永远是最重要的。根据国际上一些针对学前教育的成本和社会效益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更具通识性，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因此，“钱花在刀刃上”，通过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将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同步纳入义务教育，愿意接受更高阶段教育的人口数量也会增加，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会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自然也会再次增长。

而且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很高。按照教育投入基准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计算，随着经济增长，公共教育支出亦会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受教育人数逐年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也足以实现对这部分教育扩大的保障。未来中国教育资源充足度将明显提升。

如果我们以“4岁-18岁人口数”代表义务教育人口，“19岁-64岁人口数”代表拓展就业人口，二者之比，即为“义务教育负担比”。根据研究，2021年-2035年，在义务教育负担显著下降的同时，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2021年-2035年将是除“1986年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之外，中国教育实现第三次跨越的机会窗口，也是总理提出的“人才红利”的窗口期。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不仅要让“人才红利”正在形成，还要让它加速形成。

《财经》：那么为了抓住这些“红利”，中国当前亟须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蔡昉：中国当前需要改革的地方有很多，这些改革相互之间也有密切联系。针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改革。

首先，我主张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成为城市居民。这项改革能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如同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偏高，劳动力转移可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旦农民工及其家人获得城镇户籍身份，无论是由于更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还是由于更好、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可以显著消除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幅度提高消费倾向。根据OCED（经合组织）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数据，一经迁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农村劳动力消费便可提高28%，如果进一步获得城镇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再提高27%。

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拥有城镇户籍后，对城市生活的预期也将提升，加上获得了更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便会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注重自身的人力资本改善，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部分改善了的人力资本，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 我们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我建议从三方面提升：

一是前面谈过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将义务教育年龄拓展至4岁-18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

二是当前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教育质量提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改革，缩小教育之间的不平等，以免随着科技的进步，进一步加大数字鸿沟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三是以AI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提升了对思辨能力、创造能力的要求，也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缺陷被放大，诸如“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手段需要改进。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企业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加速要素流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更高的生产率诞生于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让高生产率的企业生存和扩张。这也是提高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项必要手段。

《财经》：处在新发展阶段，个人和企业该怎样准备以便抓住时代的新机会？

蔡昉：未来产业变化会更加来势汹汹，诸如ChatGPT等新科技的涌入，甚至会让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取代，劳动力市场对于人力资本高低的评判参数也会随之改变。仅关注某一领域内职业技能的提高就如同学习屠龙之技，一旦岗位被机器替代，技能也将不再实用。 在掌握劳动技巧的同时，掌握通识性的技能，不断培养思辨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另外，企业的经营思路也要从关注“生产”过渡到关注“市场”。即便是经营良好的企业，在自然情况下不断扩张，也会出现企业产出能力大于市场消费能力的情景，而一旦产品没有市场，生产也将不可持续。今后，需求侧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企业在设定生产目标时，需要更多地关注市场的消费需求，并以此作为生产扩张战略的重要参考。

因此，我建议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科技企业，要主动将“科技向善”“创新向善”等理念纳入经营目标，通过生产率的分享，培育自己的消费者和用户，以现有的数字化技术，完全可以协同政府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当前的中国尚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还有较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消费潜力被抑制，但在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中，企业也应该更加关注基数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释放这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层”的消费潜力，可以促进需求侧制约的缓解，企业也将收获进一步做大所需要的市场规模。

责编 | 张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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