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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民排头兵——杨百万

谢百三

在中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中,农民兄弟占了相当于的多数。可是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怎么最合理地使用自己手中的闲钱,怎样当个农民金融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在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过着“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的贫困生活。而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则已经开始明白了,钱能生钱,钱能生息。他们已经开始在思考:怎样最科学合理地指挥手中这支“大军”——余钱了,或存银行,或买债券,或买国库券,或买股票。不过说实在的,他们大多也都处于初醒阶段。据笔者对20多个省市所进行的观察调查,深圳、上海、温州、珠海、顺德、广州的居民较快地具备了较高的金融意识,而其中的佼佼者,有的简直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毕业的金融研究生、教师还高明。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平民金融家——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

19937月的一天,一见到复旦大学学生会贴出的邀请杨百万讲学的海报,我就兴冲冲地赶去参加。一进济济一堂的教室,同学们便轰地笑开了,全场齐声鼓起掌来——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亦来拜杨百万为师了。杨百万,40多岁,胖胖的身材,说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清晰的普通话。他的演讲生动、精彩,充满着哲理与智慧的火花——两个多小时中,无一人离场。会后,同学们介绍我和他见了面,他谦虚地说:“侬是正宗的教授,向侬学习。”从此,我们就认识了,多次来往,电话不断。

杨怀定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省事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妻子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他自己也在业余干点推销活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有了2.9万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6天后,事情查清了,是别人干的,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士为知已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定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就这样,在人们一个心眼往国营大工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辞职了。这一天是1998421日。

“置于死地而后生“——没退路了,怎么办?干个体户,他想过,但却又不甘心。他想读书想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多么想挣一笔钱,第一,将他从40岁辞职到60岁退休这20年的工资挣回来;第二,将他60岁退休到以后和妻子度晚年、照顾儿子的钱挣回来;第三,将他读大学、买书的钱挣回来。但干个体户,能挣回来吗?他不敢相信。于是,他钻进了最有名的上海图书馆,去年报纸,看看报上有什么致富信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2万余元也在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但他还是坚持天天去看报、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他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之后,他又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们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时,研究员怔住了,“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百万笑了,心想:“别看您西装革履的,却原来是位不读书不看报的。”他显得很老实地从口袋里拿出《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谦虚地答应了。几天后,杨怀定就弄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知道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老杨又去查《安徽日报》(他多次讲:我的事业是从看报纸开始,报纸里边有黄金!),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因为已过了一段时间了),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说明当地人民急于兑现,等活钱用)。杨百万眼睛一亮,心里豁然开朗。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第二天,老杨换上一身旧衣服,夹着一个旧黑包,买了张夜班去合肥的火车票,一坐就是13个小时,赶到合肥去买国库券。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悉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一来,就说:“全买下。”女业务员一听吓一跳,赶紧请了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1万元一扎的钱放到了桌上,说:“点钱吧。”这样一来,银行乐了,《安徽日报》的记者也赶来采访了。杨怀定只是讲了一通国券利息高的一般道理,并请他们继续按国家规定收购国债券;然后留下一句以后我还会的就走了。次日,他又一宿不歇地赶到上海去卖掉。辛辛苦苦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而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200——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杨怀定休息了一天,又穿上旧衣服,挎起了旧皮包,再次坐夜车赶到合肥……坐夜班车多累啊,有一次打盹,他的钱箱被一伙小偷提走了,幸亏邻座叫醒了他,他追了几节车厢,才找回来——小偷说“对不起,我们提错了”。这一追把杨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小偷们知道貌岸然里边有9万元,非死死地抢走不可。他说:“如果钱追不回来,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人生平时不起眼的某一个成功的事件,或失败的事件都可能大大改变人的一生。但是,从此以后晚上坐车他再也不敢打盹了。这一来他的身体也就更累了,可是杨怀定心里却是温暖的、亮亮堂堂的,因为他知道他正在艰苦而又明明白白地奔向一个大金矿啊!就这样,杨怀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默默无闻来回于上海与合肥之间,说心里话,他从此对铁路、对安徽都有了感情。正是通过这种理智的易地证券交易,通过这种钱生钱的特殊的长途跋涉,杨怀定皮包里的货币不久就以6——7位数计算了。

但是有了钱,杨怀定心里还是不安,这么做合法吗?起先,他怕秘密泄露出去,只敢悄悄地干,但后来,他发现国库券买卖的市场非常大,就是有10——20个杨怀定也不会影响两地的价格。于是,他主不怕泄露地去求教于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律师听了一怔,说:“易地交易国库券?没听说过,待我们研究一下再回答你。“天空的结果,完全合法。律师们说,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般总以为是当地买卖,但细细一想,两地买卖亦完全正当、合法,而且这还有利于全国性国债市场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国库券市场如此四通八达,遍及全国400多个城市,其渊源,其实质,和杨怀定当时辛辛苦苦地带着钱奔波于两省市间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真成了中国第一个异地证券交易的勇敢的吃螃蟹者——功劳大大的!

杨怀定仍是心里不定,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交税。我这么赚钱,该向国家交税啊!可是查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却没有关于国库券交易要征税的规定。他仍不放心,又怯生生地来到上海市税务局,找到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问:“您是来补税的吗?”“不,我是来问问题的。”“您做什么工作啊?一般都得交税的。”“但我做的事是买卖国库券,税法上没讲要交税。”领导同志先是一怔,继而又惊喜地说:“你是杨怀定吧?早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他们赶快打开《税法》一一细查,果然,没提这事。杨怀定问:“是不是上边忘了?”“好,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您。”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怀定知道后,这才完全定了心。上海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很高兴,专门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文章表扬他,说:“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有几十万,有的估计有上百万,于是都中收他“杨百万”——和成都市帐子大王的名字一模一样。杨怀定听到后乐了,他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既然这样,那就叫“杨百万”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这个名字。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都给忘了。

杨百万从此开始变得引入注目起来,但他真正的更高速度的发财,还是从1989714他买股票开始的。当时,鉴于1988年开始的宏观经济中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了成效,而市场上的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出现了不少工厂停工,工人拿70%工资在家下岗,市场疲软的情况——这意味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太少了——国家决定再资进行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将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下来——中央电视台一天三次不停地播送这条消息,这就是说:国家在告诉人民,现在你们不必将全部钱存银行了,该去买东西啦,该去搞投资啦。

杨百万看着电视,心里想开了:银行利率下降了,流向社会的钱就会多起来,物价就会上涨,钱就会贬值,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值呢?他想了很久,猛然心里一动,银行利率降了,说明国家鼓励居民这段时间多消费,从而不也就是鼓励工厂多生产商品、多投资吗?这么一来,股票——这种投资证券,不也就会涨了吗?想了一宿,次日早上,他和妻子一商量,说干就干了起来。上午九点不到,他就来到上海惟一的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不少人一见他,就围了上来,“老杨,多日不见了,今天卖什么?国库券吗?”他笑而不答,排起了队。营业开始,轮到他时,营业员见是杨百万以为他又要买卖国库券了。不料,杨百万一语惊人:“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这一下,门市部轰动了。杨百万听到回答后说:“按它们的卖出价计算,我全要了。”他买了面值100元的电真空股票2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0万股)就走了。也不知是杨百万的举动提配了人们,还是杨百万看得准,过了不多日子,股票就只有委托买进,而没有卖出的了;半年以后,股市开始猛涨,一下子就摆脱了在100多点徘徊2年多的历史,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涨阶段。——看,100元的“电真空”涨到2200元,50无的“飞乐音响”涨到400600元……这一样,杨百万可真发了!

但是潮涨总有潮落时,当股市猛涨,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地炒“延中”、炒“二纺机”时,当上证指数达到1400点时,杨百万看到了乐极生悲,股市炒得太高的危险性,不久,就悄悄地抛掉股票又买回了国库券。

19925月,股市终于从高往下走了。同年11月,上海股市经过五个多月台票的连续下行,指数从1400点跌到了392点。有人整天悲悲戚戚;有人则因想不开而自尽了;一批很沉得住气的干部,也被跌怕了。他们派代表到专门研究股市的研究所去请教,几位青年股市分析家告诉他们,大概要跌到200点呢。这批干部听了面如土色——还要跌一半啊——回去后便纷纷“壮士割腕”了。说来也真惨,1400点不抛,900点不抛,392点了,股价跌去3/5了,损失75%了,倒来抛了。

——这也正应了那句股谚:“股市无专家”。但是股价狂跌到人人都绝望的时候,往往也就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市证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领导都亲自出面,召开上市公司座谈会,希望新上市公司能够拿出1/10的以股票募集的资金来托一下市,并要求股份制公司千方百计搞好内部管理,提高效益,给股民较多的汇报……国务院领导一再表示,希望上海股市要稳定……此时,杨百万也正在关注着、思考着这一切,他不是神,他是人,虽然他无法估计股市会跌到多少点,但是他意识到已经跌得很低了,至少离底部已经不远了。

于是,他亲自出马,将国库券大笔大笔地变卖成现钱。在股市一片黑暗之际,他驱车来到上海当时最大的也是人最多的交易场所——文化广场,这里有全国各地几十家证券公司的分部,每天都有几万股民进进出出。他魁伟的身材一离开小车,就立即被人们发现了,不少股民跑过来征求他的意见:“老杨,还会跌吗?”他笑而不答,保安人员围了上来说:“老杨,你有什么事就来个电话,何必亲自来呢?看围了多少人!”杨百万边笑边往广场的舞台上走,大群大群的股民围着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套了几个月的工人、干部、退休工人、市民,他们几个月来食不甘、眠不安,做梦都会哭起来,有的亏了几万,有的亏了几千——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时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工薪钱!这时,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杨百万——这位最著名的平民投资者、平民金融家的一举一动。

杨百万走上舞台,当众大场地请工作人员以市价打进1万股“轻工机械”(当时仅4.5/股)。立时,人群轰动了,“杨百万买了1万股‘轻工’,杨百万开始买股票!”——当时,股市天天跌,即便是再大胆的人也只敢几百股几百股地买。事后,他对人说:当时,不能号召大家买,万一再跌下去,不是害了人吗?所以,只好“身教重于言而有信教——以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这差不多接近底部了。”

杨百万是很有悟性的,他的智商很高,又懂得体贴人,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国务院、上海市领导、深圳市领导的关心、努力下,在各大券商及上市公司的配合下,也许是在杨百万的带动下,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及一批勇敢的人在股市黑暗之际,大胆地用自己的钱大笔大笔地买进股票。11月,“氯碱”股上市,5.4元的溢价竟跌到4.9元,绩优股“联农”竟跌到7.2元,……“氯碱”公司及深圳来的股民与上海股民一起奋不顾身地大胆吃进廉价股票……“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严科之后是春天”——就在杨怀定买进“轻工机械”的一周后,上海、深圳股市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下跌后开始上涨了,上海股市像是报复性地以一天50点、100点井喷式的速度迅速上冲,一浪一浪地上涨,“轻工机械”七天后涨到9元多,并且一涨就涨了三个月。杨百万的收入又翻了个倍。

杨百万平时非常注意学习,爱看报,看书。有了钱,干什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书,订报。他不仅买股市操作的书,买国库券交易的书,而用最多时还订了大大小小118份报纸,他说:“我的事业,就是从报纸开始的。”我曾经问他:“118份报纸怎么来得及看?”“我从来不看花边新闻,只看经济要闻”——看,这就是辩证法,凡事要抓和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钱,他买了五套房子,这儿住住,那儿住住,因为找他的记者、朋友太多,而他则想安静地学习。时间是宝贵的,为了赶时间,他买了辆夏利小汽车。他致富不忘他人,当听说一位叫罗淑珍的妇女因受丈夫虐待而致残,濒临绝境时,即给她捐款,请了终身保姆。对此,《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都作了报道。

1994年,沈阳财经学院聘请他做金融学教授,每个月给他160元工资,他高兴又自信地接受了聘请(但这160元工资他又委托学院捐赠给了希望工程)——该把自己来自实践和书本的知识传授给同学们了。第一次讲课是在沈阳一个大剧院里,课未开始,小贩们就炒起票来,一张20元的门票炒到80元。他问小贩:“为什么这么贵?”小贩们严肃地说:“大名鼎鼎的杨百万来讲课,一字千金啊!再说,票子很少啊!”他们哪里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杨百万!杨百万的事迹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开后,外国通讯社中的很多记者都采访了他,其中就有美国VOA、日本NHK和英国BBC等的报道;他们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住处报道一个传奇人物,他们从容不迫儿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希望。

1998年科,中央电视台为了宣传改革开放而制作的大型连续剧“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人“又以浓彩重墨报道了他的事迹。

200010月,正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进行交流,并为研究生上“金融市场学“、为本科生上”证券投资学“的我,向光华学院提议请杨怀定在北大作报告,同学们十分振奋。当杨怀定出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101教室时,这里的走廊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上海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都派人来现场采访。面对着这中国最高学府的最优秀学子的欢迎的眼神,杨百万激动地向大家回忆了自己从下岗工人到百马富翁的成长历程。当天晚上,他在未名湖畔、北大国际交流中心下榻;夜不能眠,想到自己由于“文化大革命”想读书都不成,今天却来到北大讲学,他深深地感到了蔡元培校条留下的“兼容光焕发并包”的教学精神的巨大魅力,更深深地感到了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巨大魅力。

他实在是太忙了,一年到底不停地奔波于北京、烟台、青岛、汕头……,在全国进行讲学,但他心里却是快乐的——他希望能将自己的金融知识传播给予全国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干部。他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在为类即将进入的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金融意识必须强化起来;金融业与工业、农业不同,它不是必须经历一个“资金+生产+销售=新资金”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资金—新资金”的过程,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人民金融意识强,那里的金融业发达,那时的人民就一定富得快——就是21世纪,进入WTO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新一课!

亲爱的读者,您想成为又一个杨百万,又一个平民金融家吗?想一想,学一学,做一做,没准真能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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