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我发言的那场主题是中国现在该做什么


在上海《财富》全球论坛上发言的中国人系列

1.当前最实际的是扼制通货紧缩现象  

记者:作为一个重要的发言角色,您想在论坛上讲些什么?

樊纲:会有很多即席的东西。我那一场的题目是“中国现在该做什么?”我想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现在的基本状态,虽然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中国正处在转型期,没有解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丢人的,中国能在建国50年的时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形成今天这个经济发展局面已经很不错了,完成这一步西方可是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确实需要有长期的准备。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中国——未来50年”,我想说的是未来中国50年的任务是:建设发展成一个比较有秩序、比较稳定的市场经济。要说到现在该做什么,我认为除了加紧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以外,当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赶快扼制通货紧缩现象,使中国经济重新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势头,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事实上,造成这一现实有很多体制上的原因,而体制的问题又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所以现在需要一些短期的宏观政策来弥补和抵消因体制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2.中国企业最重要的是怎么赚钱、怎么发展

记:当前在中国发展500强大企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中国必须有一批企业杀进500强,也有人提出中国企业不必追着500强跑,你怎么看?

樊:它们都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优胜劣汰杀出来的,而不是被政府保护起来的,也不是靠计划经济的垄断权利做大的。

看500强关键要看人家的竞争力,而不是规模。要拼凑出一个集团、一个高的产值容易,但是有没有竞争能力则另当别论。中国现在究竟有几家企业进了500强,我一点儿都不关心,因为这些企业还都算不上是从无情的市场竞争里打杀出来的。

国外的一些大企业之所以有竞争力,有一点特别关键,这也是国内企业应该清醒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的专业化竞争能力都很强,绝大多数公司主业非常明确,不搞多元化经营,兢兢业业、目不斜视在一个领域里做一种产品,并多年保持这一产品的优势。而中国的企业往往是做冰箱的还想去电脑市场上抢杯羹,做彩电的可能还要玩玩手机……专业化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一点,绝大多数公司都不会有今天,多元化经营多数打不出那样一个大天下来。它在某一阶段上也许会搞一点多元化,但是整个路子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综合商社最后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真正专业化经营的才能真正占住市场份额,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必过急地去追求规模本身。怎么赚钱,怎么能够发展,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是不是进500强目前并不重要。我们现在最应该集中精力的是怎么把我们的体制搞顺,把我们的市场搞活,使我们的企业真正具有竞争力。进入500强要水到渠成,况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身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整个国内的市场竞争和逐步走向世界的进程,急不得。

3.这次《财富》论坛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记:在中国举办《财富》论坛,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樊:《财富》论坛经常会选在一些被他们称为新兴市场的地方来开,在中国举办,说明中国经济是有潜力、有活力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快的,这么巨大的市场与这么大的发展潜力,是任何大公司都不能忽视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会议在中国开,对中国来讲,好处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个窗口,它使更多国外的企业,特别是大公司的主管们亲自来感受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这是我们中国逐步成长中的企业与企业家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这个窗口来了解人家国外大公司的主管们在想什么问题,在怎么样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企业越大,越需要有一个超脱出日常管理琐事,思考宏观经济问题、思考国际经济问题、思考未来大趋势的主管,用这种宏观的战略性眼光看出几步棋去,企业在发展中才能不被潮流所淘汰。可是中国企业家们在做什么呢?房子、保险、医疗等等,那么多烦琐的事要处理,哪儿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大问题。其实许多跨国公司、大企业的大主管们并不是每天坐在家里问问这个、管管那个,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全世界跑,参加类似的各种会议,听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们分析世界各国的问题,从而思考他的全球战略,思考他的公司怎么定位。

看到这些大企业的另一个好处是能让我们更生动地认识到,想关起门来是没有用的,你非得正式地跟他去竞争、跟他去斗。因为是人家在主宰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你不参加就会被淘汰。

4.让老百姓的钱去投资而不仅仅是促其消费

记:据统计,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达到6万亿元,今年前5个月,新增存款就达5600亿元,而且人们手里可能还有1万亿的现金,为什么经济上使出浑身解数,可是老百姓的钱还是岿然不动呢?

樊:中国老百姓不花钱,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意花钱。有很多具体的原因使现在的储蓄比较高。第一,中国人本身就比较节俭,比较谨慎;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储蓄率自然也会高一点。需求不仅仅是消费需求,需求最大的一部分而且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投资需求,而出问题的也往往是在投资需求上。出现储蓄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环节和渠道被堵塞,这里面涉及到金融体制的问题、坏账问题、私人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而不单纯是老百姓不花钱。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许多问题都得自己掏钱了,寻求对未来的保障也是致使老百姓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一切都得搞啊,这是我们改革多年没有改得动的,不能再按部就班了,这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好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也不能怪罪老百姓不花钱。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些体制问题阻碍了投资的增长,阻碍了就业的增长,然后阻碍了收入的增长,收入不能增长,老百姓的消费自然不能增长。这就需要政府来做一些事情,比如用发放政府债券等财政政策来弥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不足。6万亿其实是一笔巨大的生产性财富,缺资本的国家怎么能形成资本是最重要的,能够调动大家都来投资,提高生产力、激发更多的消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幸事。投资投向哪儿,还是一个开放市场的问题,有很多领域,包括为投资服务的领域,其实都可以向私人开放,比方说教育领域一旦开放就吸引了好多投资。资本市场还刚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的钱去投资,而不仅仅是都去消费。

中国老百姓是谨慎的,但同时中国老百姓又是非常物质的,他会有提高自己物质消费水平的计划。但是,从长期来讲,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鼓励消费的阶段,各种信贷纷纷出台,老百姓也要认识到,过于谨慎过于保守的消费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毕竟在经济生活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节俭有时候是会产生悖论的,对个人来讲,这可能是好处,但是对社会来讲,如果大家都不买东西,也会发生需求不足的问题。

5.相信今后能挣到钱就去大把花今天的钱

记:请谈谈您个人的财富观。

樊:从个体的消费者角度来说,我基本是不做投资的,我不炒股票。为的是保持一个客观的、局外人的观点。我记得曾有上海人骂过我说“北京的从不炒股的书生说我们的股市会跌”。我说,研究经济的学者必须得有一些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去炒股,你才有资格去评股。我是有钱就花钱,当年我还只有5万元的时候,就花4万元买了一辆车,人家还都以为我已经是几十万元的身价了呢。如果我想买房子,我也会考虑去借钱买,因为我相信我的收入今后不会马上跌下去。我一直主张在收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去用贷款,其实就是把明天的钱挪到今天来花,额外要付些利息。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比较不愿意欠债、不愿意付利息的,中国老百姓个人来讲,是非常保守的,现在应该逐步扭转这种保守的局面,应该学会用借钱花的办法使自己的生活尽快好一点。

附:樊纲档案
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 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 博士生导师之一。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 学及“过渡经济学”。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 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 作研究。

(选自9月3日《北京晚报》作者为辛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