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圳启动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大部制改革试点；
　　2007年，深圳开始试点公务员聘任制，2010年1月起，深圳实行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
　　2009年，广东财政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进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试点；
　　2009年底，广东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指导意见，规定明确“放权”；
　　2010年，顺德大部制综合改革启动；
　　2011年7月，广东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能力”，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社会建设”；
　　2011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因土地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12月20日，广东政府派代表进村与乌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成为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
　　2012年2月，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

广东：向社会组织松绑
社会组织宽松的生存环境

　　2011年11月22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透露，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此评论说：“这意味着社会建设的开放，也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前沿启动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与经济领域几十年前的放权相媲美。”

政府角色的转变
“业务主管”变成“业务指导”

　　广东试点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将“业务主管”变成“业务指导”。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其中，业务主管单位，指的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由其授权的组织。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很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一批社会组织面临“登记难”的问题。
　　“在今后的登记工作中，凡是不涉及政治问题，以及国家明确不准成立的，能批就批、能快就快，能灵活处理就灵活处理。”

政府购买服务
权力下放 困难重重 期许多多

　　2009年，广东财政部门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拟进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试点。但试点肯定要有经费，但财政部门只是让各地自己去试点。两三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广东也还没有一个县进行完整的试验，最多不过是各地拿一点钱出来进行个案处理。“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个案。”
　　尽管困难重重，但外界对广东的改革显然给予了很多期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在向社会组织放权、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广东要率先探索，“你要指望全部理顺了再来改革，那永远也改不动。因为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地方先行，然后再全国去推广。”[详细]

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尝试——先天不足的深圳大部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破冰之举——顺德大部门体制改革试点

　　近年来广东在大部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等方面也“大动作”频频。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类似于大部制的改革“只是减少了机构，相应的权力和人员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既有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
　　2004年，深圳以试点方式低调启动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告一段落后，相关市级部门从42个减到了35个。随后的5年，几乎每年新创两个市级部门。2009年大部制改革全面启动之时，市级部门已从这35个恢复到46个。而到2010短短一年时间，就出现部门副职超配现象，甚至“多出”98位局领导。[详情]

　　广东行政改革典型探索在顺德，将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三家撤并，组建为“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但这种改革也面临着很多来自上面的阻力，甚至有这种情况：一个部门，上面对应16个部门，年终总结报告都得写16份。
　　顺德大部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削减机构数量，而是对职能相同、相近的党政部门的职能进行有机整合、全面重组，把原来的41个党政部门精简为16个，从根本上解决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症结。
　　“改革后，干部的晋升空间变小、管道变窄、时间跨度变长，工作压力增大。”调动和保护干部积极性则又成下一重点。[详情]

改革方向对了 然后呢？

　　整体统筹：执行力要加强，要有重点地做几件事。广东应该有个规划，抓住重点，排出来，看有哪些障碍，怎么去打通。要是全部铺开去做，中国现有的体制毛病太多，只能抓一些重点。——吴敬琏[详细]

　　改革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有很多需要突破和完善，还需要很强的改革精神。但他们很多人收入都很高，都怕犯错误会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改革动力不足。——广州人大代表

　　部门利益：“不革自己的命”，改革就很难有进展。既得利益者除了垄断行业之外，就是一些特殊的政府部门，改革方案经常是由这些部门在充分考虑部门利益的基础上再出台的。“怎么制定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内容。”——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

　　中央政策：迟迟没有配套措施，导致地方产生了观望情绪，大家感觉改革出现了“疲劳症”。改革有风险，谁愿意担这个风险？所以大家都明哲保身，搞发展去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详细]

　　土地的未来：长期研究农村基层选举和土地问题的学者眼中，选举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能起多大作用，尚存在相当大的分岐。乌坎自治的意义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它显示了中国改革现实。—南方周末[详细]

广东，渐入改革深水区？

　　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一些人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人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汪洋
　　“广东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朱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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