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圳启动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大部制改革试点;
  2007年,深圳开始试点公务员聘任制,2010年1月起,深圳实行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
  2009年,广东财政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进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试点;
  2009年底,广东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指导意见,规定明确“放权”;
  2010年,顺德大部制综合改革启动;
  2011年7月,广东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能力”,要“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社会建设”;
  2011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因土地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12月20日,广东政府派代表进村与乌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成为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
  2012年2月,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

广东:向社会组织松绑
社会组织宽松的生存环境

  2011年11月22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透露,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此评论说:“这意味着社会建设的开放,也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前沿启动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与经济领域几十年前的放权相媲美。”

政府角色的转变
“业务主管”变成“业务指导”

  广东试点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将“业务主管”变成“业务指导”。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其中,业务主管单位,指的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由其授权的组织。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很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一批社会组织面临“登记难”的问题。
  “在今后的登记工作中,凡是不涉及政治问题,以及国家明确不准成立的,能批就批、能快就快,能灵活处理就灵活处理。”

政府购买服务
权力下放 困难重重 期许多多

  2009年,广东财政部门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拟进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试点。但试点肯定要有经费,但财政部门只是让各地自己去试点。两三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广东也还没有一个县进行完整的试验,最多不过是各地拿一点钱出来进行个案处理。“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个案。”
  尽管困难重重,但外界对广东的改革显然给予了很多期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在向社会组织放权、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广东要率先探索,“你要指望全部理顺了再来改革,那永远也改不动。因为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地方先行,然后再全国去推广。”[详细]

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尝试——先天不足的深圳大部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破冰之举——顺德大部门体制改革试点

 

  近年来广东在大部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等方面也“大动作”频频。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类似于大部制的改革“只是减少了机构,相应的权力和人员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既有的利益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
  2004年,深圳以试点方式低调启动文化、交通、城管三大领域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告一段落后,相关市级部门从42个减到了35个。随后的5年,几乎每年新创两个市级部门。2009年大部制改革全面启动之时,市级部门已从这35个恢复到46个。而到2010短短一年时间,就出现部门副职超配现象,甚至“多出”98位局领导。[详情]

 

  广东行政改革典型探索在顺德,将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三家撤并,组建为“市场安全监督管理局”。但这种改革也面临着很多来自上面的阻力,甚至有这种情况:一个部门,上面对应16个部门,年终总结报告都得写16份。
  顺德大部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削减机构数量,而是对职能相同、相近的党政部门的职能进行有机整合、全面重组,把原来的41个党政部门精简为16个,从根本上解决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症结。
  “改革后,干部的晋升空间变小、管道变窄、时间跨度变长,工作压力增大。”调动和保护干部积极性则又成下一重点。[详情]

2007年——2012年 广东三步走

  以金融危机促经济转型: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局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在经济上发出“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外,汪洋强调的是“腾笼换鸟”,“扩笼放鸟”之经济政策,其核心放在了将“广东制造”改为“广东创造”。

  以经济转型倒逼行政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开始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经济功能区定位、放权强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都着眼于重建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 [详情]

  “革自己的命” 向社会组织放权:既得利益者除了垄断行业之外,就是一些特殊的政府部门,改革方案经常是由这些部门在充分考虑部门利益基础上再出台的,“怎么制定都是一些不痛不痒。”所以,广东强调将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可取消的下决心取消,可下放的下决心下放,可转移的下决心转移。[详情]

改革方向对了 然后呢?

  整体统筹:执行力要加强,要有重点地做几件事。广东应该有个规划,抓住重点,排出来,看有哪些障碍,怎么去打通。要是全部铺开去做,中国现有的体制毛病太多,只能抓一些重点。——吴敬琏[详细]

  改革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有很多需要突破和完善,还需要很强的改革精神。但他们很多人收入都很高,都怕犯错误会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改革动力不足。——广州人大代表

  部门利益:“不革自己的命”,改革就很难有进展。既得利益者除了垄断行业之外,就是一些特殊的政府部门,改革方案经常是由这些部门在充分考虑部门利益的基础上再出台的。“怎么制定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内容。”——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

  中央政策:迟迟没有配套措施,导致地方产生了观望情绪,大家感觉改革出现了“疲劳症”。改革有风险,谁愿意担这个风险?所以大家都明哲保身,搞发展去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详细]

  土地的未来:长期研究农村基层选举和土地问题的学者眼中,选举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能起多大作用,尚存在相当大的分岐。乌坎自治的意义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它显示了中国改革现实。—南方周末[详细]

广东,渐入改革深水区?

  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一些人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人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汪洋
  “广东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朱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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