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经历了房价和物价上涨最快的十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最猛的十年，也走过了“国进民退”最受争议的十年；我们看到了金融体制迅速健全完善的十年，也看到了金融监管最受考验的十年……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也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同样多的不足。

　　我们希望未来十年能过得更好，我们希望十年后的今天能少一点儿遗憾。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过去十年，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没能做得更好？我们对未来应该报有怎样的希望？我们能为我们的未来做些什么？

　　搜狐财经2012年两会特别策划“十年十人谈”，对话风云人物，评点十年得失。

　　本期我们就财税领域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

　　搜狐财经：过去十年，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内做对了什么？

　　韦森：这个问题应该由财政部官员和国家税务总局研究所的官员来回答，他们更了解我国财税体制的运作和财税部门的实际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媒体和公众来说，能看到的只是政府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的事实。粗略计算，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翻番了约9.5倍，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的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7%，也就是说，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为什么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快？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过去十多年，是中国经济黄金增长的十多年。经济总量大了，税基也自然就大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也自然会增加。通俗地说，树大结的果子多了，政府在树上摘的桃子也自然就多了；

　　其次，中央政府决策层一直有较强的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和实际指令。政府决策层至今还没有把“减税富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议论和批评下，政府决策层最近提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总体看来，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过去是、目前是、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仍将是政府决策层（尤其是财政部和国税局）的主要行政目标；

　　第三，由于对税收的本质及其经济效应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并把税收增长作一个政绩来考核、来炫耀，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为自己工作的成就。由此导致各级财税部门往往将税收增长幅度层层加码，因此，不难理解过去十多年的税收和财政增长为何如此之快；

　　第四，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自1994年3月开始实行、并在近些年不断完善的“金税工程”，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逃税问题，中国的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百分比）不断提高。这应该是近些年中国税收总量和宏观税负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五，要说过去几年政府在财政税收领域中做对了什么，还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各级财税税务部门的政府公务员和工作人员，在整个税务系统信息化和联网建设的同时，也付出了努力和辛劳工作。

　　然而，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们的宏观税负是否已经很高了？税负是否越高越好？在面临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深化的大环境中，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更重要的是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政府的征税权是否应该受到纳税人民选代表的制约和实质性的制衡？每年十几万亿的财政支出，花得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经过了人民代表的实质性地审议和批准？在十万多亿的政府财政收入中，又有多大部分被庞大的政府机构消耗掉，甚至被某些政府官员贪污和寻租性地侵吞到自己和家人的腰包中去了？实际上，这些已经牵涉到了现有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阅读访谈全文

　　搜狐财经：您认为，当前我们在税收领域内还存在哪些重要问题亟需解决？

　　韦森：有几个问题需要决策层和社会经过广泛讨论，逐渐形成共识，并进行渐进性改革。

　　首先，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5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的宏观税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了。政府决策层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总是考虑政府花更多的钱和建更多、更大的项目来发展和刺激经济，而是要考虑在总量上减税，尤其是要考虑通过给中小民营企业减税减负来刺激经济增长。一句话，中国经济目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构性减税，而总量和整体的减税。

　　其次，多年来，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主张，应该考虑从根本上考虑重新设计我们国家的分税制体制，把更多的财力留在地方，改变近些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贷款来发展经济和做事的现状。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样简单。由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还不怎么公开透明，并且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如果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地方，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官员更多腐败寻租的空间、机会和可能，并导致更多的腐败和寻租，加重我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由此看来，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任何改革，实际上都牵涉到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国税及地税的征收、国税及其它各种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成份额的问题。

　　第三，上述财政体制问题也决定了我国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的一些现实问题。目前国务院和人大相关部门正在着手做的修改《预算法》，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从长期来看，要考虑使我们的预算法和宪法能更体现现代宪政民主精神，即加强人大功能，做实人大，使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有实质性的审议、约束和制衡。这也是我们多年所期望的从财政预算民主上启动并逐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在上述问题中，短期内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韦森：结构性减税；进一步促动各级政府进行预算公开；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公开讨论，然后提交人大审议。

　　搜狐财经：请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您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冀望。

　　韦森：以《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公开讨论为契机，以减税富民为未来政府的施政导向，以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公开透明为突破口，渐进性地启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