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依循雁阵模式发展的国度里，先行者的动静总是惹人注目。
　　以上海的工业化底蕴、资本密集度和区域辐射力，在追求高GDP增长的道路上再顺势前行十数年应不成问题。上海再次不走寻常路，扛起转型大旗。
　　这条新路充满着风险与挑战：如何深化和细化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认识；如何克服意识形态或权贵既得利益的障碍，以及官僚主义惰性的阻力；如何调适中央和地方行动；如何解决伴随经济进入服务业阶段更加拉大的收入差距等等。
　　在中华文化圈的城市经济体中，已不乏成功驾驭此种转型的先例，香港。但囿于政治、社会体制等原因，一时难以为大陆城市公然镜鉴，惟有本土制造的上海转型更具全方位的垂范意义。

上海为什么要提出先行先试呢？

　　“这个税改政策，上海向中央要了整整两年，现在终于等到了。”上海市政府一位厅局级官员如是说。　　上海第三产业规模一直做不大，是困扰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自1999年服务业占比跨越50%之后，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一直在50%~60%之间徘徊，遇到了增长瓶颈。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到2015年，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要达到65%左右。上海市有关官员表示，如果包括增值税改革试点在内的税制改革推进顺利，服务业增加值占该市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65%左右。[详细]

放弃百亿元地税收入 上海得到了什么？

　　 目前，增值税由国税统一征收，税收收入中75%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方收入。营业税转为增值税后，地方税收势必减少。上海政府税收也将因税制改革而减少大约100亿元。而从长期来看，随着增值税试点领域的拓展，每年减少的税收会达到数百亿元。
　　但近年来上海服务业发展后劲乏力已经相当明显。上海市统计局公布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较2009年的59.37%略有下滑。对此，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表示，服务业税负过重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换取上海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放弃一定的短期税收收入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显得“理所当然”了。根据《2009 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到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将突破1万亿元。[详细]

上海示范意义被指不大 或促分税制调整

　　税改本质是利益调整与分配，因此地方对此顾虑重重，担心税改后地方利益会否被中央拿了去。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目前属国税，中央和地方分账为3:1；营业税属地方税，占地税40%以上。如果仅仅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而没有分账比例的调整，那么地方财政蛋糕会缩水一大块。而上海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是一套班子，中央地方收入矛盾好协调，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让其他地方觉得上海试点不具有借鉴意义。
　　在此次上海“营改增”试点中，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未来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税收收入如何分配依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如何保证将合并后第一大税种的收入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间合理分配，将成为考验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财税专家表示，未来可能根据试点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变化，重新确定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后两级政府的分成比例。[详细]

上海雄心勃勃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大三疑问

　　2012年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提出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定价中心地位，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十二五”时期，金融市场规模显著扩大。到2015 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额达到1000 万亿元左右；主要金融市场规模保持或进入世界同类市场前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实力仍不匹配，存在一定差距，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法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这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紧迫性所在。[详细]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变经济模式，推进经济转型的新发展阶段，上海出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专项规划，其“全球性人民币中心”的提法，在老调中透露出不少新意。首先，明确了沪港定位不同的差别化发展道路；其次，在上海的4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中，一度让位于航运中心建设的金融中心建设，重新排上了第一位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否顺利建成，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可持续地高速增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大三疑问,疑问一：能否避免“虚假国际化”？ 疑问二：多地竞争格局能否改变？疑问三：能否练好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内功？[详细]

土地和人口压力空前 土地换增长难以为继

　　上海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影响上海下一步发展的因素归结为两个根本性问题：土地资源和人口。转型发展不是一句空口号，关键在于上海的土地资源没有了，人口压力在增大，上海对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土地承载力和人口服务力的优势在丧失，因此引申出来的问题都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解决。我们不可能再“用土地换增长”、“用土地换GDP”、“土地换制度”了。[详细]

社科院预警：上海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上海的经济增速只有8.2%，位于全国增速的倒数第二名。上海经济增速之所以放慢，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比重大、重化工业等不得不有所限制有关 。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由于在全国已经最高，考虑到要加快经济转型，日益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不是重化工业，因此整个经济可能会陷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为此，下一步京沪需要加快转型，避免单纯地发展服务业使得经济放慢。[详细]

最早变老的上海 最先遭遇养老危机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的养老金，也养不了我。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上海，现在是三个在职人员供养两个退休人员，早已遇上“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上海的户籍人口中，每个在职人员都得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即使是现在，每年养老金的巨额缺口，也已成为上海市本级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虽然各种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却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详细]

上海的觉醒：强势政府淡去 市场先生到来

　　从2002年开始，就有声音说上海“强势政府”正在转型，之后声音渐隆，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弊端日趋显现。简单地说上海“强势政府”的模式，是指政府乃发展城市经济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直接进行配置，再通过现有资源吸收整合外资、民资，共同来经营城市。
　　这种强势政府模式虽然有效，但外界认为短期有效是以牺牲长期活力为成本的。因此，改革强势政府模式的呼声一直不断。比如，在2004年2月，上海市长韩正在出席上海市政协会议时即坦承，他注意到不少传媒将上海缺乏企业家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太强”，今后希望通过“强势政府+强势企业”，形成上海的“强势经济”。
　　但理论界认为，上海方面真正力促强势政府转型，强调市场作用却是从2009年逐步开始。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建设“两个中心”，其中之一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央给了上海这顶金融中心的政策“帽子”，而沪上如何使用这个政策就成了最大问题。
　　在推出这个定位后，市场的作用被上海推到了新的高度，而政府的作用则似乎退居二线，这和传统的上海“有效政府”模式有了不少差别。[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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