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痼疾



  共和国建国六十余年,不可否认的是,国力日盛而积弊也愈深。腐败,或是诸多积弊之中最可咬牙切齿者。这与西汉立国六十年的情况有点相似,庆幸的是一位汉武帝的锐意改革和除故鼎新,为华夏民族锻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今日的中国,也有一派奋发进取的雄心,那么对于痛击腐败,新领导层的决心能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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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积弊掣肘反腐风暴

恶劣的官场文化,浑浊的社会空气 不管承认与否,唯上不唯下、官官相护等中国官场文化,都使得腐败特色十分明显。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态势,以致于让清廉者已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此外,沾上了权力边缘就沾沾自喜、沾不上就自怨自艾的“全民腐败”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官员贪腐的气焰。

滑坡的道德素质 很多年来,一直存在着腐败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观点。所以,产生腐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很难说再去共同信仰些什么,但贪污腐化、能捞多捞却是很多官员奉为圭臬的事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怂恿着不少官员在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做起腐败堕落的勾当,而忘记了作为公仆真正的职责。当前社会下,不仅是官员,恐怕各个阶层对于道德堪忧的状况,都深有体会。

权力的过度集中 现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真正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这是官员弄权贪腐的制度性根源。“前腐后继”的官员们早已深谙制度的特点,深知权力的用处。这么大的权力,又无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和制约,贪腐行为不借此而行,那才叫怪。

失效的监督体制 目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和专门部门。由于“任人唯亲”使得上下级之间是利益共享而非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专门部门的监督防范更是因为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缺乏直接联系而形同虚设,对案件的查处往往是群众举报或是其他偶然因素引起,并且只是事后处理,而非事前防范。中国的反腐机构可谓多如牛毛,但内部监督难避亲、外部监督流于形式,很难真正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这也是民众深为不满的地方。

乏力的查办惩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恐怕都不好意思进现在的腐败圈。此外,对腐败官员的缓刑过多过滥,对物质剥夺的心慈手软,甚至对处理官员的慷慨放行复出,都使得大大小小的蠹虫们有恃无恐。如果有这么幸福的事情,贪官们何所惧哉!

“打虎棒”和“苍蝇拍”选择必谨慎

不能迷信“人治化”反腐 迷信“人治化”反腐方式,这是反腐败领域存在的最大认识误区。这种“人治化”的反腐方式直接导致了国家反腐败机构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无法形成法制化的反腐制度。与遵从“领导意识”查处腐败这一做法相对应的是,反腐败机构在缺少领导许可和同意的前提下就无法启动案件查处。即使查处,查处的程度也取决于领导的意志,从而形成反腐败领域的弊端――“选择性惩办”。

特赦贪官换“进步”? 就官员群体而言,其中除了贪官、庸官,还有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和不贪的清官。如果以赦免贪官作为政治改革的交换条件,那么结果就是: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此外,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看,所谓说服民众接受特赦,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即便特赦,需要全国人大对赦免制度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者对现有刑法进行策略性修改,操作性一旦缺失,特赦只能成空谈。

高薪养廉能否行得通? 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1994年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约束。在这以前,新加坡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实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来“养廉”,而是为吸引人才。而且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等30多人,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而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对此是存在误读的。制度的残缺,相信不会因为高薪就堵住官员的贪欲。

强调监督而忽视分权,难成行 纪检监察机关等反腐败机构的监督必不可少,但这都是防御性的反腐败措施。 在中国,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更为有效的手段则是通过“分权制衡”,即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莫过度依赖反腐败机制的“逆循环” 当前很多的反腐败案件处理,一般都遵循了反腐败机构发现案件,进而汇报,等待领导批示后再查处的‘逆循环’的运行机制。面对新形势,需要反腐败机构在开放的、参与的、透明的情况下反腐败,从而也要求反腐败的工作模式需要重大的调整改变,如果还是按照旧有的‘逆循环’的反腐败机制来反腐,将会极大地弱化反腐败产生的正面效能。要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更为畅通的平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

反腐成于政改,风暴止于制度

高层的魄力 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反腐败问题的论述,沿袭了此前十七大报告的“形势依然严峻”的说法。这表明当前权力的腐败,绝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到了反腐败的体制机制问题。亡党亡国,并非危言耸听。众所周知的原因,反腐风暴会不会成为一阵风,高层的决心至关重要。无论治标还是治本,高层如果有力排众议、一以贯之的魄力,对中国式反腐将大有裨益。

建立独立强势反腐机构 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反腐机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弊端在于,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反腐机构的严重腐败等。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中国需要直属于高层的独立反腐机构,甚至有便宜行事之权,强势统筹所有反腐行动。

严刑峻法 中国官员的腐败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几十年反腐败斗争事实证明,对腐败官员以人为本的误解,片面强调讲人性,对腐败分子心慈手软,宽大为怀,执法不严等,不仅不会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反而会带来变本加厉贪腐的效应。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或许是应该用“重典”的时候。

舆论“扒粪” 社会反腐 不要过分打压舆论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在减少诸如体制内多头反腐等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介入。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反腐成于束权,束权成于政治改革 祈望以严厉的风暴来促成反腐行动、成就清廉官场的想法,既不符合政治常识,也无政治经验佐证。几乎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贪腐过程,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权力不受约束、不受制约,是致官员腐败的万劫渊薮。不约束权力,不制约权力,不建立起使权力时时受到管束的制度,则官员滑向贪腐的道路就不会被阻塞。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廓清权力的边界,才能把权力制度化,防止被乱用滥用。



  自十八大召开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百天的时间。百日之内,一股凌冽的反腐风暴横扫阴霾。中央6次提及反腐,27名厅级以上官员被查处。然而能否避免“百日维新”的结局,各界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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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是怎么反腐?

新加坡:所有贪污都是犯罪

  新加坡对腐败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性贿赂”。所有的贪污都是犯罪,没有不正之风、违法、犯罪之分,或是罪与非罪界限之说。同时,实行“有罪推定”,一旦受贿事实成立,即构成犯罪,司法机关无须查证受贿人是否向行贿人提供了服务和方便。

德国:“政治洁癖”让人感叹

  从根源上来说,德国人的“政治洁癖”涉及个人品性和诚信问题。对政治家而言,德国人认为讲诚信、不撒谎是个“硬杠杠”。就算不贪污受贿,政客们一旦被抓住“撒谎”这个小辫子,下台走人是不二选择。“政治洁癖”与德国整体社会风气有关。德国社会以讲诚信为荣、视贪腐为耻,而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审查更是严上加严。

美国:不申报财产就别想任要职

  公开财产申报针对的是美国政府“政治任命”的官员,相当于我国担任厅、局级职务以上官员。民众可在网上看到政府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内容。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重要公职。而一年一度的廉政测试,则由编制不足75名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来完成。他们对官员的权力就是:通过,留任。通不过,走人。

特色反腐产业链

博彩业前景黯淡

[美媒:中国未来反腐或波及澳门赌场]

前些年中国经济红火时,澳门是让多余资金流出中国的减压阀。但如今经济增长趋缓,公众对腐败的怒火越来越大。北京会下决心打击携款出境行为,还可能会限制颁发旅行许可来实施打击。

背景:随着中国内地赌客蜂拥至这个曾为葡萄牙殖民地的赌城,澳门近年来蓬勃发展,博彩业收入是拉斯韦加斯的5倍多。国际相关机构担心,内地富豪利用赌场清洗腐败所得,可将钱财非法转移出中国内地。

高档酒店营业额大降

[政府退订 杭州高档酒店营业额降七成]

工作人员说,团拜会大量取消预约,这对他们的营业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营业额与往年同期相比可能会下降六七成,取消宴请的大客户大多是政府机关和国企。

背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上表示要狠抓增收节支,在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加强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严格控制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限酒令打击高端白酒

[限酒令再发力 白酒股市值日蒸250亿]

近期政府在高端白酒消费上加大限制力度,甚至“不喝酒”都已经出现在相关文件中。因此,政府部门、国企等三公消费治理继续从紧对白酒影响很大。

背景:在中国的白酒市场,政府与白酒的联系,有一部分体现在“公务接待酒”上。有的是既有白酒品牌,通过艰难公关,成为政府指定的公务接待酒,有的白酒品牌,本身就是在政府的某种支持下才创立,是当地政府的礼品酒、也是当地的一处税源。

官员抛二手房

[二手房市场频现政府机构人员抛房]

许多官员拥有几十套房子,对市场起着极坏的作用。当房子成为真正的需求,而不是由官员藏起来,这样的话房地产才会恢复到正常的市场。

背景:灰色房产的数量目前仍然面临难以考究的困难。尽管早前各地被曝光拥有数十套房产的落马官员个案比比皆是,然而,这些“房叔”、“房爷”、“房婶”等个案只是整批“灰色房产”群体中的九牛一毛。有部分灰色房产躲藏在隐形渠道中,很难查出来。

 

会议摆花销量暴跌

[政府不再摆花 广州盆花销量暴跌]

由于政府会议活动不摆花,鲜花需求量少,近期广州盆花销售量锐减。有花商称,最近宴会用盆花的销售额与往年同期相比,下跌了八九成。

背景:能对鲜花供应市场产生如此“致命”的打击,可见一些政府机构在铺张浪费方面有多么惊人的能量。销量锐减的鲜花固然表明政府在这方面的预算进行了大幅度削减,但是削减的这类预算能否转化为公众的福利,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名表奢侈品遇冷

[奢侈品遇冷 名表销售骤减三成]

“微笑表哥”被双规之后,官员们对手表佩戴变得敏感起来。一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称,现在很少能看到领导戴手表了。

背景:2012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增速从2011年的30%放缓至7%左右,这是从2006年以来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速最低的一年。2012年10月政府出台的新政策推动了奢侈品馈赠风潮的暂时减退,其中,男性奢侈品产品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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