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财富的排行榜之类，大致相当于小孩子玩家家。但是，只要大众存有窥私的欲望，媒体总会隆重其事的翻开富人们的家底，像一个恶作剧的梁上君子。然而，媒体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二百五，以福布斯排行榜为标志，财富与新闻相结合，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并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财富英雄”和“财富英雄的制造者”们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参与着中国改革的进程。的确，在一个市场社会里，财富始终是人们的一大兴奋点。追富、夸富、仇富，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既然是小孩子们玩家家，看待个人财富排行榜的基本态度就应该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一方面，富人就在我们身边，庞大的财富实实在在。但另一方面，究竟如何衡量财富，财富的多寡能不能排比，这还是一个留待考虑的问题。而且，根据我与民营企业家们的接触，他们现在最看重的并不是收入的多寡，他们更看重手里究竟掌握多少资源。这个资源既有包括收入及可支配现金在内的经济资源，也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网络背景和无形资源。

　　转轨时期，中国民营经济的财富尚处在一片灰色地带。财富的分配和归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鲁冠球曾说，乡镇企业的产权，不一定要非常清晰，也不可能非常清晰。外国人叫做“有益的模糊性”。我多年跟踪研究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有些事，我至今也搞不懂。“集体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去问乡镇干部和社区居民，他们各有各的说法；转制后的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究竟有何不同？这完全是一个概念游戏，可以见机行事，可以随行就市；民营企业老总们的年收入究竟是多少？这几乎是一个商业秘密，要解密恐怕是若干年后的事。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十分迷惑于80、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老板的年收入。因为，2000年前后，企业转制时，没听说哪个大企业家为交股本金果真去借高利贷，也没有听说哪个大企业家在政府没有把“创业股”送给他们之前眼睁睁看着别人把自己创办的企业买走。而彼时，地方政府曾普遍规定，企业负责人收入不得超过工人平均工资的3-5倍，超过，要县委常委会讨论批准。直到后来，我在阅读张家港市永联村党支部书记、江苏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20多年间一套完整的工作笔记时，这件事才算找到了答案。我发现了老总们确切的年终分配总收入，也发现了变通的分配办法。我问吴栋材，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按我们企业创造的价值和贡献，超过了一些所谓“地厅级”的国有企业，但看看县城里那些“科局级”的干部，虽然收入比我们少，但都能在城里分到两三套房子，其价值远远超过我们的这点收入；再看看周围搞私营经济的同行，他们的企业虽小，但个人收入都很高。我不采取变通的办法提高身边几位副总的收入，我就笼络不住他们，他们的心里也不平衡。听吴栋材一席话，我恍然大悟。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难就难在我们很难掌握到真实的存在。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些创业型的企业家，他们身上所集中的巨大资源价值究竟几何？他们这些满脑子生意经的业内人绝不会稀里糊涂；面对身边基层干部们几乎已经制度化的灰色收入，他们也会做一番比较。他们可不是傻子。转轨时期的财富大多是隐蔽状态的，不到政策明朗，不到心安理得，很难浮出水面。

　　四年前，胡润把福布斯排行榜带到了中国。“如何更详尽地搜索到可以上榜的富豪，如何让富豪心甘情愿甚至主动要求上榜。”这些问题，胡润自称为“胡润难题”。四年过去了，我敢肯定的说，会计出身的外国人胡润对这个难题几乎无解。发现中国的富翁，主要还不是一个财务会计问题。现在，许多民营企业仍然戴着国有、集体“红帽子”、戴着个体户“小帽子”、戴着“三资企业”“洋帽子”。这些事，别说胡润，即是当地税务部门也搞不清楚。

　　沈文荣排名福布斯第37位，我比较了解此人。难道他真的相信那巨额的财富是属于自己，而且就在眼前？但是，反过来再想，他把一个小轧花厂做成一个资产超两百亿的钢铁巨人，这个贡献如何衡量？而沈文荣的内心始终觉得他是上级领导任命的干部。从厂长、总裁，到市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沈几乎把这个小县城里该坐的官位都坐了一遍。沈受到的是体制内的传统教育。一位采访过沈文荣的记者告诉我，他见到沈文荣时，沈的手里愤怒地抖动着胡润的排行榜，一再强调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可怜的沈文荣像爱上了仇人女儿的罗密欧一样，正经历灵魂撕裂般的惶恐和痛苦。我想，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首富名单中，与沈文荣相同心境的还大有人在。

　　四年来，胡润的排行榜已成为企业家们忌讳莫深的追魂夺命榜，富翁们一再声称自己无意排上这个黑名单。看来，排名单的人和被排上的人都面临着一些风险。据说，第一次排出的50名富翁，都接受了国家税务机关工作组的专项检查。“为富者，必不仁”。人们忘记了民营企业上缴税金的增长速度高于其自身规模扩张的速度（如从1992年到1998年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和上缴税金的递增速度分别为88.4%和93.2%），人们忘记了我们在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市场准入政策方面所给的优惠远远不及给外资企业的多（民企比外企的税负平均高5%，准许民企进入的行业比准许外企进入的行业少20多个）。我隐约感觉，自刘晓庆案始，社会上有一股莫名其妙的仇富、杀富心态在悄然膨胀。这是一种危险的回潮。今年春节期间，山西首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仓海被人枪杀，网上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更是十分令人担忧。

　　2002年，富有传奇色彩的财富英雄华晨控股的董事长仰融被辽宁方面起诉。从此，民营企业家开始受到了“第一桶金”的普遍追问，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及产权归属的原罪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继仰融之后，2002年10月4日，排在福布斯第二的另一富翁杨斌又被辽宁警方逮捕。有人惊呼：辽宁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拉锯战。而此时，我们听到，在高层，对民营企业始终有一种顽固的看法。一种轻蔑和无奈。一位高级领导人，以自己的皮带为例，抨击民营企业的产品不可靠。更有一些人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表现出一种切齿之痛。似乎那些偷了我们东西的人，已名正言顺地反客为主，这成何体统；相当多的人对发展民营经济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仅仅是“为我所用”。可以用来解决就业、税收问题，可以暂时让老百得点实惠等；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鼓励他们发展，等他们发展到很大，再搞公私合营，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就可一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就是所谓把猪养肥了再杀的“杀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