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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有一本书的题目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以民营经济的原罪问题为标志，中国的转轨进程又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坎上。因为转型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之外，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富”与“罪”就这样纠缠不清。如何超越这一片灰色地带，如何奋力淌过这一段深水区，尚需要我们努力。其实，这也是以“双轨制”和“放权让利”为特点的自上而下渐进式改革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的改革策略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仔细回想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每一次高潮都是中央政策松动的结果。我们敢肯定的说，在目前全世界的18个转轨国家中，中国转轨的代价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低。中国的转轨最为理性，最有秩序。转轨时期，中国的个人财富更具正当性。 人们所谓“原罪”的概念大概来自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激烈批判。人们对“血与火的编年史”、“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肮脏和血泪”等字眼记忆犹新。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也确实存在假冒伪劣、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倒卖批文、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企业承包、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某些背离公平原则的问题。但还是要肯定主流，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的背景。中国的今天，不可能再像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依靠拓展海外殖民市场而发展自己。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富翁，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通过辛勤劳动、特殊才能、正当经营或是借贷集资等手段获取的创业资本。我们打一个比方，中国的转轨好比一边在拆旧房，一边在建新房。建新房的材料有一些来自老房，这在所难免。而且，新房也并不尽如人意，主要是老房实在太差，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在中国，这个财富主要以“公”的形式存在了几千年的东方国家，在中国，这个从“一穷二白”和“一大二公”摆脱出来才几十年时间的国家，突然出现这么多个人财富，这确实是一件革命性的事件。有人干脆把这种财富排行榜称为“深水炸弹”。当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十六大报告，如果做一次“关键字检索”，可以发现，通篇没有“无产阶级”的概念，这在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报告非常实在的提出“小康社会”、“小康之家”。什么是“小康之家”？报告中又具体解释说：“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生活更加富足。”有“财”有“富”，这便是殷实的小康之家。十六大报告还提出：个私经济的从业人员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保护资本、技术等非劳动收入。有点理论敏感的人还会发现，十六大报告暗含了一个新的命题：“财富不只是劳动所创造”。 然而，财富当前，我们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准备好。从意识形态的遗留来看，现在还有两把剑。一把是悬在富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剥削有罪论”，“资本家无偿占有着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把是握在穷人手里的尚方宝剑，即“造反有理论”，“可以剥夺剥削者，求得自身解放和社会公正”。虽然现在，根据“有无财产、财产多少”来判定人们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富翁们的出现仍在考验着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个人财富排行榜就成了衡量我们法律、政策、制度、观念、心理、道德的晴雨表。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人们渴望财富，但对财富的法律地位缺乏稳定的预期。除了贪官们的赃款外，民间财富的外流十分严重。有人估计，这些年，国内外流的资金大于引进的外资。尽管这种情况也不用怕，就和大批的留学生回国创业一样，时机成熟了，他们会不请自来。但资金外流却对当下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害的紧缩性因素。 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借用梁启超的一句话就是“千年中国未有之变局”。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财富本位。面向开放、面向工业、面向个体、面向财富的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及时的建立起来。尤其是面向财富的游戏规则还十分匮乏。孟子说“饱暖思淫欲”。但我们相信，多数有钱人的追求绝不至于“包二奶”、打高尔夫等单纯的享乐主义和感官刺激。譬如说，我们还没有个人命名的慈善基金；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还有待落实；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保护和自治性组织建设都还刚刚开始。张宏伟在谈到他的追求时说，自己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身上所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钱对自己来说只是一种符号。我相信，张宏伟的观点在富翁们中间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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