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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国际在10月中旬向本刊提供的《2003年度报告：中国的不良资产》
对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看法
“2004年年底，将不良资产率将降低到10%以下。”如果这出自某国有商业银行的雄心壮志，相信的人请举手。
对此，安永国际——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10月中旬向本刊提供的《2003年度报告：中国的不良资产》中指出：按照过去三年内平均8%的贷款增速和当前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勉强完成人民银行规定的2006年以前将不良资产率降到15%的目标；但是，对于有银行提出在2004/2005年前将不良资产比率降低到10%以内，安永则认为，除非他们采取极端积极的解决策略，如大规模地持续（如每个季度）不断地进行处置，否则即便在贷款增长的情况下，也是不太可能的。
数字表象
“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水平是令人胆怯的。”这是报告正文的第一句，而关于中国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已经麻木了。
据官方数字统计，2002年中国不良资产总额大约为41390亿人民币（5000亿美元）。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其指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总额大概为33000亿人民币（3990亿美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资产总计又为22060亿人民币（2660亿美元），不良资产率为26%。一个可比的数字是：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2398亿元，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不良资产无法收回，相当于五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了。
为了尽可能地挽回不良资产的时间价值，银监会已经为四大银行制订了一个近期目标：2003年要将不良资产率在降低3～4%。而令人吃惊的是，到2003年6月底，四大银行的总体不良资产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达到22.2%，不良资产总余额下降到20000亿人民币。一切似乎很理想。但是，独立的银行分析人士和评级机构却认为真实的数字仍然高于40%。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银行用将近86%的经营收入冲抵坏账，而另一些则通过增加贷款余额总量的方法来降低不良资产率。截至2002年12月31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为8.5万亿人民币。但是，从2003年1月到6月，央行公布中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达到1.9万亿，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02年一年的贷款总额。尽管央行的统计数据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有理由相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贷款增长的主要发放者，而贷款的超速增长将对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否则将有可能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安永在报告中提醒说，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韩国就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
关于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比四大银行的数据还要少。1999年，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1.4亿人民币不良资产，2000年的工作重点则主要是建制和债转股，2001年，才开始第一次全年投入不良资产的处置中，处置总额为1245亿人民币，2002年为1417亿人民币，余额总计10940亿人民币，占全部14000亿不良资产的22%。以这样的速度，要处理完所有的不良资产，注册的10年经营期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同样不完全像其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如，不是所有的资产管理公司都会按照账面价值公布他们的回收率。而且，安永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资产管理公司并不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决定非现金资产（如担保或抵押）的回收价值。最后，一些资产管理公司用最初的现金收益作为未来回收现金的可实现标准，这样也是不准确的。
据了解，资产管理公司2002年现金回收率从12%到32%不等。安永认为，根据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和相关的回收比率估值，这些数值还是基本上合理的。
战国困局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在数字上下足功夫，这些不良资产的大户们也的确使出了浑身解数以真正摆脱不良资产的束缚。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贷款银行和第二大规模的不良资产额，他们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激进的目标：到2006年，将不良资产率降低到10%以下。2003年6月，工行和高盛签署了价值达100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处置并建立一个专门处置该资产的合资公司的谅解备忘录；并声称将将发行由30亿元人民币(合3.6亿美元)不良资产担保的国内债券，借此率先尝试利用资产证券化减轻坏账重负的新途径。
其他银行也亦步亦趋：
中国银行宣称2005年上市，已经加速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并已经和国内外投资者达成共同处理不良资产的交易；
中国建设银行在四大银行中，贷款余额和不良资产率都是最低的，也致力于成为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市场领导者。实际上，建行在向摩根斯坦利出售43亿人民币不良资产方面的确走在了前面，而且继摩根后，建行还要继续在国内外投资者之间出售大概40亿人民币面值的资产包。张恩照行长更是宣布建行将在2004年年底将不良资产降低到10%以下；
中国农业银行似乎是“四大”中最保守的一家，不良资产收回情况方面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其农业背景和公开信息的缺乏。
尽管已经作出多方努力，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最大的障碍仍然在于法律禁止其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即便是相关禁令取消了，预计损失的巨大规模也可能会对四大银行的资本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这种监管限制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度对大规模的资产处置退而避之，而是选择了和国有企业及法定的国家机构合作处理问题资产，如债转股和贷款重组协议。但是，这些最容易解决的资产很快就会处理完，那些最棘手的不良资产还依然藏在角落里。
四大银行的内部投资银行部门也在处置自己的不良资产，他们多半会采取举办投标会或拍卖会的方式。但是，实践表明，在被邀请参加的投资者中，往往只有四分之一参加竞投，而且最终不是因为交易合同太苛刻，就是因为交易结构方面的因素，交易还是会被取消。于是，银行只好考虑其他更加有效的方式。
在房地产资产项目方面，银行倒是获得了一些成功。大多数这样的交易都在四大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和当地投资者之间直接进行。但是，大多数国内不良资产投资者都缺乏足够自有资金购买这些资金以获得全部股权，而且很难获得融资。因此，四大银行也不可能过多地依靠这种方式实现降低不良资产至预期水平的目标。
总之，大多数的市场分析人士都认为：为了获得股票发行资格，对于将不良资产率降低到10%的目标，四大银行正在竭尽全力！
另一方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虽然没有上市的压力，但是由于市场上一直存在对资产管理公司专业能力的争议，资产管理公司也在很努力地表现。
华融被认为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它开创外资收购不良资产的市场先例，预计第二包在2003年年底开始投标，而且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在所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华融的现金收回率是最高的。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则“低调”地建立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型交易，即允许投资者购买资产的价格和账面价格之间的差额时免税。但实际上，资产依然由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而且由于交易的保密性，尚不确定资产销售的时候是否完全从东方的资产负债表上消失。目前，该公司已经获得了最高的累计资产收回率。
据了解，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请德意志银行作为他们的顾问，进行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信达拥有的大量不良资产都有房地产作抵押，这一点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兴趣。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采取的是和华融类似的交易策略，不同的是，长城允许投资者非实盘投标，即可以调整投标结构，但这样很难实现对标书进行标准化的衡量，并可能导致几个投资者之间的反复竞投。长城拥有最高的不良资产额和最低的现金回收比率，鉴于其接手的不良资产为大量散布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小额贷款及其担保形式，安永认为，对其现金回收率的预期不可能过高。
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不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跳出了现有交易规则的很多限制，大大加快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尝试。但是，用安永的话说，不良资产处置的良性通道并没有打开。
一个主要的限制在于国内投资者缺乏可获得的用于处理不良资产的资本：中国的银行被禁止贷款给投资者以收购不良资产。幸运的是，在华融的交易中，国际金融公司向获得投标的投资者提供了购买价格40%的融通资金。这大大地支持了该笔交易：不仅降低了所需的股本投资，而且提供了提高收益的财务杠杆，并使有经验的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
限制之二则在于机构内部高管和政府的效率无法跟上交易创新的节奏和需要。从安永的经验来看，对于不良资产处理部门提出的建议，银行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获得内部授权。一旦获得授权，内部审批进程又会被一些更小的部门延迟，延迟的原因通常都是一些关键的交易决定（如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组合情况、规模等）。通常，这些部门在这些方面毫无个人经验。因此，为了避免出差错，要进行无休无止的协商和回答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还会在外部审批中重复出现。
资产管理公司在理所当然地卖不良资产，银行也在想方设法地出售自己的不良资产——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案例确定商业银行可不可以处理自己的不良资产，能不能直接投资，但在可获得的市场资源有限并渠道并不通畅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机构更加适合解决不良资产？什么才是处理不良资产最有效率的策略？
“铁腕”出路
对于到底什么样的机构更加适合解决不良资产，安永认为，由于中国市场结构的复杂性而缺乏一个无痛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现实中，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似乎的确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专长，很多银行都相信他们能够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得一样好甚至更好，尤其是在一些限制性规定取消以后——目前，在损失大于准备金的情况下，银行不能处理自己的贷款，也不能折价卖断。
这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没有新增的贷款要处理（如通过第二次剥离），他们变成了“清仓甩卖”——有谁见过，“清仓甩卖”能卖出好业绩的；同时，虽然从银行购买新的贷款很明显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最快方式，但这需要财政部提供新的资金融通，无疑为已经庞大的财政赤字更添压力。
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安永认为，如果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出台为按照账面价值第二次剥离提供资金融通便利的动议，应该会得到银行的拥护，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然，其他的选择还包括：1、允许银行和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处理不良资产的合资企业；2、新建一家“坏账银行”，将坏账放进这个新的实体里，单独运作，因为如果让这些坏账继续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就会不可避免地损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据了解，资产管理公司内部有关人士认为，第二次剥离将在2004年的第三季度发生，因为国有银行希望能够在那之后尽快上市。而安永建议，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创新也将会有助于提高社会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认可，并有助于第二次剥离的尽快实现。
那么，什么才是处理不良资产最有效率的策略呢？
安永了解到，大多数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都对中国目前的实践结果感到失望。到中国市场投资不良资产的投资者失望地发现缺乏一个稳定或者可预期的交易规则；而资产管理公司也有受到挫折的感觉，因为他们需要花如此长的时间来让高管和监管机构通过审批。因此，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宁愿直接和意向投资者进行谈判，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如果没有拍卖这种竞争形式，不能够得到审批部门的认可。但是，实际上拍卖和谈判都各有利弊，都需要漫长的审批过程。总之，资产管理公司由于观望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充分的自主策略。
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还注意到，他们的地方分支机构更愿意和国内投资者直接交易。据说，这些地方实体开价要高于国际投资者。但是，地方分支的国内交易引起了有关透明度和道德风险的问题。而且，尽管从法律上来说，分支机构有权力进行这样的交易，但事实上，这些交易太小太少，不足以依靠其完成每年的处置目标。
另一个影响资产处置策略的问题是，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与地方分支机构（通常控制资产）之间协调不畅，这主要是由于激励体制的问题导致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进行规模较大的资产包处置过程中要从地方移交资产通常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当然，在策略方面，证券化始终被认为是国际市场上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的成功办法，但安永也承认，中国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市场和法律框架问题，因此，也许中国可以发展自己的证券化模式。
无论如何，具体的处置策略都是因市场而异的，中国并不缺少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智慧的金融家。安永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亚洲最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吸引更多投资者的目光、资金和经验，最迫切需要的还是政府更加强有力的改革动作，只有这样，才能让不良资产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中去。市场分析家认为，世界上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如美国、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意志的支持，而日本和泰国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大刀阔斧的支持才延误了时机，并使得经济受不良资产的拖累步步下滑。令人鼓舞的是，2002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面的更新，尤其是对于外资参与市场方面的开放进程是有目共睹的。由此，2003年的交易的确活跃了很多。
显然，安永在这份报告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观点。在报告的最后，他们流露出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的期望，希望从他们的身上读到了一些“铁腕”的信号。
来源：[中国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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