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 刘 柠 2003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然而，仿佛要刻意让它经受人为的考验似的，新年伊始，两国关系骤然趋冷。 1月1日，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首次披露了日本政府以不菲的价码向声称“拥有所有权”的某位国民长期“租借”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的“事实”，成为年内两次中国民间保钓事件的导火索。随后，小泉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削减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额度，中国网民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运动，“8·4”齐齐哈尔化武毒气泄漏事件以及后来的百万网民向日本政府的签名请愿，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纵然有ＳＡＲＳ肆虐期间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和8、9月间的“25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等短暂插曲，但终究难掩多事之秋的沉重底色。 “政冷经热”能走多远？ 因靖国神社参拜等原因，两国政府首脑的互访活动已中断3年。但政治上的连续感冒却挡不住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中日关系中堪称奇迹的“政冷经热”构造继续发挥效应，两国经贸关系呈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之后，已走出谷底，实现了连续7个季度的增长。而对华出口成为拉动日本景气回复的原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方面的统计，今年1至3季度的日本对华出口（以美元计）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43．9％，大大超过了对华进口的增长速度（21．9％）。日本连续10年稳做中国最大贸易国，而中国则连续7年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按理说，作为国与国之间“安全装置”的经贸关系的发展本应有助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但由于中日之间源于历史的相互不信任由来已久，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相对脱节而呈单极繁荣之势，造成一种“一切最终由经济说话”的错觉，使两国关系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随着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变化，各自的需要也会重新调整。 “双赢”背后 如果对两国经济关系加以仔细研究的话，不难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连续3年大幅下滑，而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2004年度进一步将预算削减两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在增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日本因素在趋弱。” 不仅如此，由于各自的国家战略不同和对话机制的不健全，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缺乏沟通，一些本应合作的领域也动辄形成竞争态势，对彼此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比如，围绕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问题，两国在在认识难以统一的情况下，索性分头逐鹿东盟（ＡＳＥＡＮ）；在东西伯利亚输油管道问题上，则形成彼此牵制的竞争局面。 实际上，正如对话与合作会导致“双赢”一样，因相互猜忌和缺乏沟通而造成的损害也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在日本的鼓捣下，俄罗斯政府已表示因环境问题搁置“安大线”方案，而将率先启动舍近求远的“安纳线”；日本三大汽车品牌（丰田、日产和本田）虽然进入中国市场已多年，但与美、欧汽车厂商相比，因中日政府间对话不足，日商在竞争中优势也没有特别明显；围绕世人瞩目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因遭遇了民意的门槛，最终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而立之年”的摇摆是常态 当然，情况似乎还没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围绕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成功举行，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两国在解决滞日中国人恶性犯罪的问题上，也终于坐到了一起，中方的警官已经在日本国内就相关案件展开了调查。但是，遗憾依然存在：不久前，中方通过合法手续对在“珠海集体嫖娼事件”中涉嫌“组织卖淫”的3名日本人发出了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但日本政府却以“国内法”和中日间尚未签署《引渡条约》为由，拒绝引渡嫌疑犯和相关调查。无论是站在民意的立场，还是从中日两国在治安领域相互合作、取缔跨国犯罪的角度出发，日本政府的应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在国际上发言权的不断增加，一股民族主义的潜流正在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地形成并积聚着能量，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注意和重视的动向。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的掺入，使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不过，也许我们的担心统统是多余的。刚过“而立”之年的中日关系出现一些反复和争论是正常的事情。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说：“综观近、现代日中关系史，像这样没有战争地度过30年已经很了不起，维持正常的关系本身将成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前奏。”与其像“新思维”论者们所主张的那样“克制”对日本的要求，不如适度调整我们对中日关系的理想和期许。可以预想，在两国之间依然横亘着历史问题、领土问题（钓鱼岛）等原则性课题的情况下，两国关系的“窄幅震荡”仍将是“常态”。然而，基于某种共通的地区和国家利益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却依然不失为双边关系中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