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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宿迁改制风暴
2004年2月5日13:54   来源:[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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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

  “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宿迁市委书记仇和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

  “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图: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曾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治民之术

  “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图:“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仇和改革的一个准确注解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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