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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文
今日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新事物产生的速度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当新的历史的雏形业已显现时，我们依靠的却依然是旧的思维与话语体系。当我们的技术与商业变革已进入21世纪时，我们的话语方式与教育方式仍停留在19世纪或是20世纪。任何一个细心的外来者都会发现，口号式的标语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一代年轻人仍在学校中被迫咀嚼着早已过时的知识。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全球化与知识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新内容必须添入未来的日常表中。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新社会中，知识与创意，取代了物质成为一切生产的核心。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初级与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一直在多么禁锢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从未被鼓励去创造新事物。两种知识变得日益重要，首先是有关部门创造的知识，你需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到新奇之处，也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作出独立迅速的判断，你要拥有全球性的眼光，能够包容与接受那些异质的文化。第二种知识是，你如何在这个过分高速运转的社会保持心理上的平稳，你如何能够理解那些美好与缓慢的事物。总之，对个人独立性与自我管理的训练，必须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其次，重构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教育的弊端，正扎根于我们陈旧的知识系统。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普遍性的原则。我们必须加快这个体系的知识更新的速度，就像启蒙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智力基础一样，我们加速变化与断裂的社会需要对应的智力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知识生产机构，需要Think Tank，需要媒体加入这个行列，智力成分要广泛地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决策。大学学不应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变革，知识最大的威胁不是独立性被侵犯，而是走向僵化。一些新知识必须被迅速纳入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关于技术、管理的知识应该获得它理应的尊敬。在强调专门化的同时，综合性的思考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三，塑造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不断紧张，只因为没有任何中间层来缓和之中矛盾。对于社会组织的理解，也绝非简单的NGO组织，它包括一切我们已经熟悉的公共机构，医院、大学、社区，我们需要使它们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管理学可能在这种重塑中充当支配性的力量。
第四，学习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普遍指责，暗示了中国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辩护。中国也不能再以为一国的货币的仅仅是内政，1997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不再存在什么独立的本国经济，我们早已与世界的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也让别人了解自己。同时，在9•11之后的混乱的政治世界，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低调，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刻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不可能在世界越来越重视你的声音的同时，却刻意保持沉没。
第五，领导力。我们已经从马车时代、火车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如何在加速度中保持平衡与方向正确，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因为微小的偏差可能导致极糟糕的结果，正像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它要求领导人更敏锐、更勇敢也更富创造性。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那些曾经的目标管理似乎都已实现，我们实现了市场经济，收回了香港澳门，创造了“中国奇迹”，加入WTO……
赶上一辆新列车，比修补一辆旧列车，更可能获得成功。对于这些新内容的关注，将帮助中国赶上新潮流，而不仅仅总是排除旧困难。一场知识体系与思维观念的革命，将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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