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重直：我发言的题目叫做《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相对于加工业的大片厂房，银行、证券、保险高楼大厦林立，对政府更有吸引力。相对于成群的蓝领，有较高的素质、文质彬彬的白领，对政府更有吸引力。相对于物流、资金流对政府更有诱惑力。

　　总之，自金融中心这个概念在20年前被接受以来，建立全国的区域的或者地区的金融中心的想法和提议，成了中国各个城市政府的一个情结和一个梦。上海、北京是这样，广州、沈阳、天津、重庆、武汉、西安也是这样。东北的沈阳、大连也是这样。就连十年前的海南省政府也曾提出过建立全国资金交易中心的设想。政府的市长们在小心的权衡着他们自己的城市在地区，在全国的地位。提出建立全国或者区域中心的设想。

　　但是，遗憾的是20年了，中国可能出现了一些制造业中心，出现了一些商品交易中心，但是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包括北京和上海，也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金融的强势领导和统治、干预，导致了金融效率低下。中央政府全面管理中央的四大银行，地方政府管理城市商业银行，乡政府管理信用社。结果搞的资本金不充实，不良资产不作拨备，这些违反基本办银行规则的强势行为，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技术性破产。同时使得银行这个纯商业的行业也整体变异。从本质上讲，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那么，由于整体性的变异，银行传统的六大经典风险，比如说我们说利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金融犯罪风险，在大部分银行中总观，我们国家银行是不存在的。

　　我们利率管制、汇率管制，信用基本上也是管制。市场有很多代管是政府决定，政府引导，按政策去办。那么，取代而来的是政治风险、政策风险、人事风险成为银行界的主流。由于风险的变化，所以银行界如同官场，充斥着大大小小不同级别的银行，充斥着大大小小不同级别的官员。而不是一个银行家的专业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府的强势，不仅官办银行是官营，就是民办银行也是官办。一百年前，大清国办交通银行的时候，还知道叫官办民营，我们是民办银行也官营。你看看现在各家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就是这样，出资人没有话语权，所以这些问题就抑制了银行创新精神。偌大的一个中国，上百万的金融从业大军，任何一种金融产品，任何一项金融服务的定价都要审批，甚至要高层审批，这就是中国过去十年来的金融现状。

　　为什么政府从一个为保证公共利益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想这不是一些技术性的原因，也不是结构性的原因，更不是中国金融从业者的知识问题。而在对待银行的理念上，管制哲学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不同。第一，银行业首先是政府统治国家，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工具，还是一个产业，是一个企业。第二个，中国银行业的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管理的落后，最后导致技术性破产，是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管制部分不够、不狠、不全面，还是政府不断加强所谓监管、干预、强势、统一和步调一致的金融创新，破坏了银行自身的免疫系统，摧毁了整个银行商人文化的结果。

　　第三个，银行业是一个充斥着活跃的、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队伍或者群体，还是一个充斥着唯上形式的官僚主义？第四个，银行是一个享受自由、法制竞争的企业，还是一个被最多法规文件，包括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所管束的听领导招呼的，体现领导意志的，步调一致的金融大军？

　　上述颇有倾向性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看法。很多人包括我们一些很有改革理念的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的情况不这样做是不行的，乱世用重典，这是中国的国情我们只能牺牲效率来减少社会风险。效率无疑在中国是牺牲了，但是社会风险是减少了吗？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是逐步消化了？还是逐步积累了？我想不论从我们的直觉还是统计数据都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学习现代银行制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容易忽视的地方，这就是造就现代西方银行制度的隐含前提，这个隐含前提在关于西方的银行或企业论著中几乎无人涉及，这是因为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后，制度性的和宪政性的安排，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已经是一切现代企业和公民发展的不言而喻的文化前提和成熟的文化环境。而这对于我们来说，甚至对中文语言环境下的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

　　当然，由于银行产品的公益性和社会性，由于银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导致政府权力在其他产业和其他行业不断减少和限制同时，在银行产业反而被扩大了。这是为什么中国可以产生贸易中心，可以产生制造业中心，而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这里要提及的是一个从政治科学和思想学术讨论中关于“权利”和“权力”引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在中国经济很有市场。这就是坏政府也比好政府比无政府好。即一个低效率的但稳定的金融体系也比具有竞争力但也比具破坏力银行体系好。

　　政府权力天然的抗张，商业权利天然的贪婪，如何制度性的安排好政府的权力与银行的权利是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中心形成的大问题。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地方政府在金融业所处的地位很尴尬的，也是不令中央政府放心的，也是受到严格管束的。我虽然没有与大连的领导交换过意见，但我可以想象的到，大连政府希望的是大连依托在东北三省的特殊位置，把大连建成东北的金融中心，把大连的商业银行改造成区域性的上市银行。这有没有可能呢？金融中心说不准，因为金融中心、金融市场的形成，是企业家、银行家选择的结果，说到底是市场选择结果。

　　正像我前面所讲的，政府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一个城市金融过多、过强式的干预归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下，经过努力一步步把大连商业银行改造成为区域性的甚至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大连商业银行在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中是走在前面的，我看过的大连商业银行2001年和2002年的年报，我认为在现有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如果做到了总资产达到500亿，四、五百亿，拨备后的利润四到五个亿，不良资产率下降到10％以下，拨备的覆盖率达到70％以上，起码要在50％以上，这一条尤为尤为重要。我们现在银行经常在年报中讲，一个准确的词汇应该叫拨备前利润，就是说我这个利润获得之后没有冲销换坏帐，没有拨备。我们一般经常用的词，我估计叫做帐面利润，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拨备的覆盖率一定要达到70％以上，最起码要在50％ 以上。实实在在的资金金如果以400亿左右的话40亿，电脑系统应该处于第4代的水平，零售银行业务的贡献率应该在30％左右，营业成本对营业收入比要从现有水平降低至少30％。我见过他们的领导，如果大连商业银行达到上述这些指标，哪怕是每个指标只达到了八成，在中国的地方商业银行中也属于鹤立鸡群，属于凤毛麟角了。而这些完全是有可能的，这里关键是政府对银行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主持人]：那么，按照会议的惯例，我们也是要增加互动的机会。刚才，蔡先生给我们深刻剖析了作为区域中心发展和金融机构发展的政府的这种深刻的影响，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给大连商业银行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它的希望。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想和蔡先生进行交流？我们学术的活动是平等、公开、开放的，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代表，特别是有很多没有机会来参与发言的代表，能够在会议上提出和交流你们的观点。

　　郑先生：

　　刚才蔡博士的演讲非常的精采。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其中有一句话，我是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我是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我还是想请教蔡博士，第一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什么样子？第二，中国现在哪一家银行最像这么一家真正的银行？差距有多大？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到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真正有商业银行呢？谢谢！

　　[主持人]：郑先生的问题很尖锐，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有请蔡博士来回答。

　　蔡博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有一点感触。因为我是上个月在东南亚参加了他们一个银行家协会，有一个论坛，我今天也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上午坐在底下的时候我就再想，如果中国十年后也开一个金融高层论坛，坐在台上的将是主要的银行家，是中介机构，是会计师楼的人，是协会负责人，里面只有一个政府官员，这就是政府金融改革成功了。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景象，我参加完东南亚一个银行的论坛之后，又顺便参加了一个国际橡胶协会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上，也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这个行当的人才参加的会议。

　　至于说中国哪家银行最像商业银行，其实我因为为了卡这个时间没有讲，我准备了，在中国我认为银行分为三大块，从银行体系上说，第一个是中国有了一个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毫无疑问是四家银行表现的不尽人意，那么他们仍然可以经营，而且仍然可以进步，在国家、在中央政府的特殊安排下，因为中央政府有货币发行权，发债权，外汇储备权，银行仍然得到进步，但是由于太大，分量太重，官气太足，所以，不大容易实现其转变。

　　那么，中国最有希望、最活跃的银行应该说是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包括交通银行在内有11家。11家银行我认为是中国最活跃的也是最有希望的银行，以招商、浦发和民生银行最为突出，应该说他们资本的充足率基本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他们的不良资产率在3％－6％之间，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是股份制银行，政府鞭长莫及，相对于政府来说离的远一点，所以他们股东的行为更加经济人，然后管理层更加专业。我觉得这是它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一块是112家商业银行，112家商业银行当中应该说有1到2家银行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些股份制银行的中等水平。然后，还有15家－20家银行，这我个人的分析，是处于还能撑着的局面。

　　这里面又分为几种，这里面有些银行经过几年的改造之后，又有很大的进步，这里面我觉得应该包括大连商业银行。除了个别一两家银行之外，应该说在这一二十家后面，剩下的七、八十家小银行，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只能上帝来安排，因为地方政府和银行确实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