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进步与不足
2004-3-7；修改：2004-3-12
“以人为本”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提法,被认为是最具创新性的思想和提法。眼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正被中国优秀的改革家们所大力倡导，并想广泛关注和探讨。
“以人为本”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相比以前的改革观，它包含了两大特质。一是强调改革不是为一部分人服务,改革的成果不能让一部分人独享,相反改革要为所有的人服务，改革的成果也要让所有人分享。二是强调改革要立足于满足人全部需求，而不是部分需求,不仅是物质需求，也包括政治、文化（信仰）、生态等非经济需求。
“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提出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至少有“四大突破”：
其一，“以人为本”改革观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突破。过去,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明确只为一部分阶级的利益服务,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敌人却在斗争专政之列。但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下，执政党要向革命党转变，要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简单的敌人与朋友的两重划分应成为过去。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光照下，就算是犯人,就算其政治权力已被剥夺,但仍具某些基本人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而不再是我们过去曾经以为可以随意“专政”的敌人。
其二，“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确立，将使改革的目标从效率优先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甚至一定的公平优先。这意味着弱势群体、低收入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也意味着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会更多的得到重视。
其三，“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的确立，将使改革从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转向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如前所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专注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而不光是人的物质需求，因此就要实施全面统筹，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仅是我们以前谈的精神文明,还包括信仰,道德,文化等诸多与人相关的内容)上全面改革，努力实现全面发展。
其四，是改革的制度平台从集权式政府权力架构转向公权与私权界定清晰的制度平台。这意味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以及改革政府管理制度改革的全面启动。
上述“四大突破”每一条都是了不起的进步，甚至是中国数千年来历史性的进步。那么，“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不是已经非常完善，没有任何不足，可以作为改革的终极取向呢？可能也不是这样。从学理上计以及从更广阔的文明变革的层面上来考虑，“以人为本”改革观在中国至少有两大问题是需要注意或思考的。
第一，现行官本位对“以人为本”的扭曲。在制度平台的突破未实现之前,官本位是改革的起点,因此众人所谈的“以人为本”实际上还只能是官本位下的“以人为本”，而不是真正民本位下的“以人为本”。这种官本位下的“以人为本”，是有可能走向极端的,即从只关注增长不关注公平突然变化为利用政府权力来行“仁政”，从而走向政府自大与权力滥用的另一端。例如，酝酿中的“最低工资法”就非常值得怀疑，是政府“以人为本”，还是干预市场，非常值得讨论。
第二，搁置当前制度的约束不谈，纯粹从理念上以及从长远讲，“以人为本”也有其局限所在。至少我们要明确，从世界文明兼容并包的视野来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更多对应的是西方近代文明而非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
在一次关于以人为本的高层改革论坛中，笔者曾谈到中西方在谈论“以人为本”语境上的不同，引起与会者兴趣，这里笔者且多说几句。中西方在谈论“以人为本”的语境上究竟有何不同呢？简言之，中国人谈“以人为本”,心里对应的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以官为本”、“以权为本”，希望以此来突破之。但在西方，“以人为本”在近代文明的产物，对应的是“以神为本”。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对“以人为本”已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怀疑，“以人为本”的革命实际上已转向反革命，其价值取向在西方已渐趋衰微。
中国人通常对西方的近代文明了解较多。譬如，大家都知道尼采曾喊出“上帝死了”,这标志着西方人要放弃由来已久的上帝本位,转而确立人的本位。但国人却较少知道西方人在尼采以后的思想变化。在西方，“以人为本”、人欲扩张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惨重的教训,其结果西方人痛定思痛,思悟到人的不足，人并不足以作为“本”，尤其是宇宙之本，转而有许多人强调传统价值观念包括信仰的价值。也正因如此,西方人在现在一般都不简单地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恰恰相反，西方大多数人都对任何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倾向均抱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基督教传统仍占强大优势的美国，约克逊总统有一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而是一个“以神为本”的国家。
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中西方理解诚然是大不相同的。针对于“以权为本”和“以官为本”传统观念，“以人为本”无疑是中国人观念和思想上的极大的解放和进步。但若放在全球视野，特别是思考西方文明的变革，中国人却必须看到一个至今为止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改革一直是以扩张人的需求为取向的，而没有考虑去适当地约束人的需求。这样的取向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综观世界各国文明的转型，如此单一的取向事实上不可能导致社会的完善与完全进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人的需求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人的本性既有良善的一面,也有罪恶的一面。如果“以人为本”，将人抬升到神的地步,在扩张人的合理性的一面也可能扩张人的罪性,进而侵害其他人（包括社会中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危害自然。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为什么政府官员总是对市场缺乏敬畏之心,在根本上与中国人缺乏信仰、缺乏终极关怀，惟以一已为中心，以自身利害为中心很有关系。以此观之，中国改革的不足非常明显，笔者曾经概括为：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法律的改革遥遥在后,信仰,道德,文化的变革还根本没有谈起。这样的改革只能是跛足的改革，而“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并不足以完全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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