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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统计报表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都有所增长。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却仍呈下降之势，是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虽然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复杂，但最现实也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增速。这当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更大关注。
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岗职工、退休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大部分农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钱袋最瘪、竞争能力最弱而又最不应忽视的群体，如果加上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者，这个群体更庞大。在消费上，低收入者大多还处于温饱型、生存型消费阶段，恩格尔系数偏高，与开始追求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中高收入群体截然不同，一些常见的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商店滞销，而低收入家庭的拥有量却很低。这几年，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然而城乡消费、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消费、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消费的差别逐年扩大，当购房、买车、旅游、休闲等渐成消费时尚，进城打工的吴运海舍不得带孩子吃一次肯德基，双双退休的王喜明老两口只能买些便宜货，广西村民李盛佳一家4口人一年开支才几千元，生活在上海的下岗工人杨琪从不逛街……
低收入群体有消费需求，也梦想奔小康，甚至可以说，这些人是边际消费倾向最强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消费空白。归根到底，低收入者的消费症结，不是需求不旺，不是“有钱没处花”，而是“想花而缺钱”，是改革不够到位而造成的收入增长过慢。比如，大批下岗职工不得不依靠尚不健全的社保体系支撑，家庭收入增量不足，有的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对大宗消费品的购买力有待积累和培育，抑制了城镇居民整体消费势头上升；而对于原本人均纯收入起点就低、基数极小的农民，尽管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力度持续加大，减负让利初见成效，但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状况仍很普遍（特别在中西部农村），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农业人口城市化步伐滞后，使潜力巨大的农民消费需求无法痛快释放。况且，城乡低收入家庭还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难题，据调查，教育支出已成低收入群体最大的一项被动性支出。钱有限，收入预期不确定，低收入者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需求，也难以转化为即期消费，他们更多地会选择紧缩开支、谨慎消费，或者把仅有的一些可支配收入变成储蓄存单。
我国消费需求既有总量原因，也存在结构性原因。扩大消费需求，首先不要忘了众多低收入者。在当前形势下，相关改革应充分考虑到社会承受力，不能把占多数人口的城乡低收入者应有的收益“改掉”，更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措施。应当不失时机地出台有关政策，继续促进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增收，有效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包括强化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倾斜，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多种方式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度以及降低城市化门槛，减少农业人口比例等。只有激活广大低收入者的消费，提高消费率才有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