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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中国来说，吸引外资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而且也是评价20年来中国发展脉络的重要而敏感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肯定外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众多争议，主要涉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使跨国公司在与国内企业竞争中居于优势；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资本的短缺已经过时等等。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国人担心过多的外资流入，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是否会构成威胁。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态势。外资危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主要源于国家经济过度依赖外资，或受到外资的控制。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1）外资总体规模安全；（2）敏感部门安全；（3）产业安全；（4）技术安全；（5）金融安全。
那么，外资是否构成了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
外资存量被夸大
从每年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来看，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相当优秀的业绩。例如，2003年，中国吸引的FDI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FDI总量的8％、发展中国家的34％、亚洲的53％。在发展中世界，中国所吸引的外资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外资存在有多种形式，通常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FPI）、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而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发达国家主要以证券投资为利用外资的形式。确切地说，中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中国。
从FDI的累计流入量来看，中国总量超过5200亿美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5200亿美元并不是外资存量，因为这个数字忽视了大量的折旧。1992年以后，大量外资开始进入中国，而且集中投资在制造业。到现在，10年过去了，许多固定资产投资的剩余价值所剩无几。经大致估算，剔除折旧后（折旧率按国有企业7％的低标准计算），现在的外资存量不足3000亿美元，因此5200亿美元的外资存量实际上是被夸大了。
从相对规模来看，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虽然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 矫正后，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剔除了因为经济规模差异所造成的偏差，比较一个国家吸引直接投资的业绩。1998～2000年，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中国的业绩指数值名列第47位。
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不少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在吸引FDI 方面都颇成功，FDI 与GDP 之比值高于中国的比比皆是。除日本与意大利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引进FDI 方面也是业绩优秀。英国与德国的GDP 总值皆超过中国，其FDI 占GDP 比重分别达到9.5%与10.1%，远高于中国的4.2%。
在FDI流入占固定资产形成方面，2002年中国为10.6%，与其它国家相比并不高。发达国家平均占25％，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3%,其中，亚洲平均为12％,非洲8%,拉丁美洲21％，非洲8%，中东欧18％。
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看，外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外资比例较低，与世界FDI流动的行业分布差距较大。我国的部分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仍然需要大量外资。
从区位分布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差距极大，31个省市之间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也存在明显差别。
由此可见，中国吸收FDI的绝对规模较大，但相对规模偏小，区域与产业结构不均衡。从总体利用外资规模判断，中国吸收外资过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威胁是没有依据的，但利用外资的结构有待优化。
外资是否控制了产业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结合某行业外资企业的数量，可以大致估算外资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控制情况。
按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看，排在前十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73.36％）、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业（61.8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59.08％）、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53.23％）、家具制造业（47.33％）、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45.34％）、塑料制品业（41.90％）、食品制造业（39.57％）、橡胶制品业（36.58％）和金属制品业（35.87％）。
按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该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看，排在前十位的也是以上十大行业。
比较而言，从生产规模角度看，三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这十大行业。其中只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属于国家重点行业。
从企业单位数来看，上述十大行业的三资企业单位数分别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558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628家、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业1070家、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1597家、家具制造业533家、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3690家、塑料制品业2245家、食品制造业1005家、橡胶制品业373家和金属制品业2066家，并未出现外资行业垄断现象。
从产业层面来看，通过对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及其占该行业的比例，以及该行业内外资企业数量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外资企业所在的市场是竞争比较完全的市场，并不构成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威胁。
技术安全与发展
外资对东道国的技术安全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依赖。技术依赖常常导致该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在制定国内技术发展战略时丧失主动权。有研究表明，技术和市场双重依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一个客观的情况是，跨国公司占有世界研发投入（R&D）的75%～80%，控制着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既是技术研发的投资主体，也是技术成果的拥有者，先进技术的国际转移和扩散，都与跨国公司密不可分。
中国要想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是在R&D投资方面，采取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投资；二是借助外部技术资源，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从目前世界的R&D支出（近似代表宏观水平上的技术力量）分布来看，发达国家约占世界总R&D支出的90%，发展中国家总R&D支出比例不超过6%。在现有经济水平下，中国不可能用它有限的资源进行超过发达国家的R&D投资。所以，采取比发达国家更多R&D的投资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借助于外部技术资源，离不开跨国公司。事实上，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国内技术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许多技术后进国家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大大加快了国内技术发展的步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可能对当地的技术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巴西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1996年和1997年，一些跨国公司收购了巴西国内的几个大型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致使当地企业的R&D活动下降，前沿性技术研究被转移到跨国公司母国的R&D中心，导致巴西的技术能力进一步萎缩。
20多年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全球的大型跨国公司绝大部分都已在中国投资，客观上为中国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何扩大跨国公司的积极效应是当前中国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中国的技术发展战略应当是“与狼共舞”，基本技术模式包括技术学习模式、合作式发展模式和独立的R&D模式。三种模式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具体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国内的资源条件，尤其与国内初始市场条件（包括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贸易条件和技术条件）、人力资本状况、生产范式、技术周期和市场特征等因素有关。
总之，从技术安全方面分析，外资企业对中国技术安全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但不能因为外资企业可能对中国技术发展构成威胁而关闭利用外资的大门。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其正负效应关键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选择。
是否引发金融危机
近10年来，许多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1994年爆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1997年7月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其中，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众多因素导致上述国家发生危机，其中，外资利用不当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20多年以来，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国内有人提出，外资的大量进入，将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因此，有必要对外资与金融危机的关联加以分析。
中国与爆发危机的国家相比，在外资构成及进入方式上存在显著不同。FDI与FPI是外资的主要构成，FDI与FPI在危机发生期间表现不同，证券投资稳定性较低，其投机性和易流动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迅速抽逃，会加剧一国的金融波动；而直接投资稳定较高，资产不易转移，具有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
在外资构成方面，中国的外资形式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明显不同，FDI一直占中国外资的绝大部分，而墨西哥在1994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前，外资中有70％以上都是FPI，阿根廷外资中的FDI所占比重也一直比较低。1994～1997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外资构成方面，外国银行贷款、外国证券投资都是主要的外资形式，而这些国家的FDI流量比例偏低。2000～2003年，俄罗斯的外资流入构成也呈现相同特征。
在外资的进入方式方面，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是FDI流入的两种主要方式。就其是否合乎东道国的需要来说，这两类FDI存在很大差异。新建FDI能够迅速和直接增加东道国现有的工业能力，而并购FDI只是将当地资产的所有权从本国人转到了外国人手里，所以前者更符合东道国的需要。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中国FDI中并购所占比例最低。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的外资流入总量规模较大，但由于在外资构成和进入方式方面，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外资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远远高于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才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因此，外资所导致的在其它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现象不易在中国发生。
不能改变20年来的开放形象
最后，是外资对于敏感行业的安全影响。所谓关键部门是指国内一些敏感行业，如军事、文化等等。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关键部门都禁止外资进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所有的行业，在国际投资协定和各国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中，每个国家都对外资的行业准入有明确规定。中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列举了禁止外资企业进入的名单，因此，外资对中国关键部门的安全威胁是不存在的。需要注意的是，被列入外资禁入的行业不易被扩大。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外资并未构成中国的经济安全威胁。当然，外资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转移价格、技术控制、滥用市场垄断力量、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但这些问题与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不同，我们不能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外资政策和树立起来的开放形象。
从全球视角，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目标。过去10多年，世界各国的FDI政策主要集中于更多地吸引FDI。1991～2002年，有165个国家对本国FDI法规进行了1641项修订，其中，95%是以FDI政策更加自由化作为目标。各国外资政策的变革涉及：准入条件放宽、部门更加开放、强化促进、增加激励、提供担保、加强控制等措施。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部门更加开放，是各国外资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
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还应该大量、高效地利用外资。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贸易，成为组织国际化生产、服务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国际贸易的规模与格局最终是由国际投资所决定的。而且，由于当代的国际分工实质是由跨国公司所主宰的，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质是由这个国家内的跨国公司的职能配置决定的，因此，中长期内，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仍应将作为中国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