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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朗
一个“合作社爱好者”的乡村试验，在吉林四平的几处寻常村落悄然推进。这种“合作社”模式与留存在历史记忆中的那个名词相比，似乎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征。而它的实践者坚持相信，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佳模式。
2004年9月19日，“中加合作社促进与发展项目”成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惠侨饭店举行。上台发言的人分为两种：或是侧重理论分析和观念阐述的专家学者，或是介绍各自情况的农民合作社领导者。
姜柏林是个例外。他显然不像个农民，也没有一般专家学者的权威之态。坐在台上，他笑着说了第一句话：我是个合作社的爱好者。
作为吉林省四平市银监局的一名官员，姜柏林的身份看起来的确与合作社工作无关。然而七年来，正是这个37岁的“业余爱好者”，在不为外界关注的吉林省四平市下属农业大县梨树县，凭借个人的努力，经过无数的奔忙，发起了按照他所设计的模式运作的农民合作社。姜柏林正野心勃勃地要将此种模式推广到其他农村地区——在山东鱼台县姜家庄村和河北翟城，他的“理想国”也已经初步实现。
姜柏林坚持认为，按照他的模式设计的农民合作社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好方式。
一个课题改变人生
“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过怎样去搞这么一个‘合作社’。小时就从书本上知道这名字，一直把它理解为‘吃大锅饭’。”姜柏林回忆。
他与合作社的结缘始于一个课题。1997年，国家努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将农村信用社由“官办”管理体制转为“民办”，恢复其民间互助金融性质。于是，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由人民银行负责改革和管理工作。时任四平市人民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管理科副科级巡视员的姜柏林，开始接手一个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课题。
姜柏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找到许多农民和各种涉农的商人长聊。他发现，农村信用社能提供给农村的资金有限，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而且服务意识差，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农村信用社由“官办”向“民办”转变管理体制，需要农民向信用社入股，可是多数农民根本没有钱入股，即使有，也是少量的、单家独户的农民入股，根本没办法进入信用社的管理层或对信用社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信用社还要考虑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当信用社面对作为个体的农民，只能支持简单的再生产，而要支持农民扩大再生产就很容易产生坏账。但是如果金融不能支持扩大再生产，农民的真正富裕就很难实现。
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成了当时姜柏林的思考焦点。
“事实上，每年还是有一定量的资金能够贷到农民手里。在四平地区，1997年是10个亿，如果均分到每户，只有不到2000元，对每户来说都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姜柏林想解决的正是那个“大问题”。
那时当地农民贷款基本上都是买三大样：种子、化肥和农药。这些生产资料单独购买不仅价格高，而且容易有假冒伪劣产品。如果集体购买，既能降低成本，又可以减少假劣。去除各种费用外，大约可以节约10％的资金。姜柏林最初的念头是，为什么农民不可以联合起来购买呢？
但接下来他意识到，即使联合购买，每户农民省下两三百块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假如能把这些资金集结起来，入股信用社，仅这一项，农民每年就可以向信用社入股1个亿，农民与信用社之间的联系会切实加强。
这样一层层推导下来，从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上面提到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面临的三大难题：更好地服务农民、农民入股信用社和信用社贷款风险问题。
姜柏林感觉到，这里蕴藏着一种新型的机制。
“弄出来后一看，这是什么组织？不就是合作社嘛。主要是根据农民和国家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倒推出来，发现这种机制能够解决问题。”姜柏林兴奋地找到了梨树县和四平市的相关领导，阐述这种机制创新所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在一个朋友“写出来看看”的建议下，1999年8月，姜柏林将这种“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互动”的模式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理论提升，写出长达20多页、画满各种图示的《21世纪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模型》一文(后经补充、完善后改为《21世纪中国农民合作经济主导模式》)。但是有关部门看过后，都说“看不懂”。
是就此放弃，还是找一个学术刊物将文章发表了事？姜柏林不甘心这个或许能推动中国农村全面进步的理论成果成为抽屉里的东西，他产生了用实践来检验这套理论的想法。
姜柏林其实心里非常矛盾：刚从农村出来，还要回到农村去吗？组织农民是世界难题，我有这种吃苦的毅力吗？做不好可能一无所有，没有了工作，没有了青春，没有了……
“意识到这将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后，我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考上学校，还是农民，我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去实践，这种方法还要多久才能出来。”这一想法使姜柏林从此走上了发动农民，走“姜氏合作社道路”的不归路。
让姜柏林非常高兴的是，跟农民一讲，农民喜欢，但喜欢归喜欢，他们原地不动——既然这么好，政府咋没有文件？
回到乡亲们中间
转折发生在2000年初。
1999年12月31日，姜柏林从四平回老家梨树县时，碰到高中同学周彬。周彬当时在当地一个学校里当教师。姜柏林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让他有机会跟老百姓去说说。
周彬于是走乡串户去说。老百姓听了很感兴趣，但是有很多疑问，周彬也解答不了。于是他告诉农民，赶集时，请姜柏林来讲讲。
2000年1月15日，梨树县董家乡张家街逢集。姜柏林在张家街小学给组织起来的农民讲了一堂课，反响非常强烈。
一个情景让姜柏林至今很受感动。当时一个妇女站起来问他：“我们发展了，你的好处在哪里？”姜柏林回答：“你们发展了，整个经济好了起来，我当然也就好了。”那个妇女体现出村民特有的质朴，很认真地说：“我们要是发展了，不能叫你受穷，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姜柏林讲完以后，接下来又找了村里一些有影响的人进行沟通。
2000年4月2日，梨树县百信农民合作社正式成立。当时一共56户，来自5个乡的6个村，在董家乡的大榆树村首先发起。在当时看来，能动员56户还是不少的，姜柏林觉得挺振奋。
同期，姜柏林找到当时梨树县政府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田贵君。田贵君让他把自己的想法与梨树县发展合作社规划和运作模式更具体通俗地写出来，并尽可能与实践相结合，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
田贵君受姜柏林的启发，认为合作社是个好东西，但是他不赞成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是觉得应该把土地组织起来。于是田贵君在大房身乡高家村组织了一个以农机部门为主导的合作社——每亩地每年给农民1800斤玉米，农民把土地让出来，由农机总站搞良种和经济作物集约种植和经营。
而姜柏林始终认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要以“农民”为主体，而不是抛开他们。两种意见截然不同，加上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后来干脆不怎么联系了。姜柏林坚持搞他的村民动员工作。
一位熟悉内情的村民透露：与田贵君淡交后，姜柏林更坚定了他的立场。
在这过程中，姜柏林和支持他这一套理论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包括农民周彬、周和等几个人)一直串乡走户到各村去讲课。
当时很多人对合作社不理解。“有病吧，精神不正常啊，傻啊……”说什么的都有。
“讲课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有时还会碰到种种想不到的阻碍。”周和至今记得，当时到一个村去讲课，村主任闻讯赶来，把资料“哗”地都扔到地上去了。
但是姜柏林的诚心和坚持逐渐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
“刚开始时，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啊，那时乡下时常有一些人以各种名目骗钱的。后来发现，这实在是个好人，真为农民着想。还让农民到各地去交流，去一次一二十个人，都是他自己掏的钱。”太平百信合作社社员李春山回忆。
夏家村的村民王友才早期和姜柏林一起在村里办了两年的合作社，“他办了几年合作社，贴老(当地话“许多”的意思)了。不仅自己投钱给合作社作启动资金，还掏钱给村里修路，买礼物去看望孤寡老人。我们村里的很多人都当他佛一样敬呢。”
“农民多数还是只看眼前利益的，一定要让他们看到实惠，他们才能被打动。所以我先用各种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并用自己的资金投入了一部分，以引导他们自愿地走向合作。”姜柏林很爱引用毛泽东那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把“百信”做成一个品牌
各村的合作社逐渐发展起来。高峰期是在2000年末，合作社成员达到1500户，而且社员们到各乡去交流，走到哪儿都是一帮一帮的。
姜柏林的合作社试验发展到现在共建立了10个点，根据具体情况，各村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特点。比如在夏家村，因为做得比较早，是以比较简单的消费积累的方式；在太平李家村，是以产业为中心；在胜利郭家村，以医疗和教育互助、养老保障为特点，也是想做个试验；还有就是以资金互助和社区学习为特点的榆树台闫家村。
凡是按照姜柏林的模式运作的合作社，名字里都有“百信”两字。他决心要把“百信”做成一个品牌，让各地的“百信”在一个共同的品牌下更紧密地联合。用他的话说，“合作社与合作社的联合才有足够的力量，一个村一个县的合作社，力量还是太小。”这也是他被人认为“野心勃勃”或“不切实际”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姜柏林的确正在走出四平乃至吉林省。2003年11月，在安徽霍山的一次交流会上，他关于国际合作社原则怎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言赢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姜柏林与河北晏阳初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相识，并受邀来到晏阳初学院所在地河北翟城。在翟城待了半个月，他把当地的合作社搞了起来。
“其实我想再过去待上一两个月，应该会加快那里的一些进程，但是现在实在抽不出时间。因为我还必须工作。”姜柏林的语气里充满遗憾。
山东鱼台县姜庄是一个以维权著称的村庄。村民马宜场2004年4月在晏阳初学院学习时，听了姜柏林关于合作社的课程很受启发，感觉到发展合作社经济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经济发展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侵害农民利益和正当权益的事情就会减少。单纯维权不仅造成干群对立，而且还会给维权人的经济造成负担，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马宜场回去后组织起了合作社。随后，姜柏林应邀到那里讲课并进行实践辅导。据了解，这个合作社的成立得到了当地县镇村各级政府的支持。
姜柏林的合作社之火，看起来在越烧越旺。
亲和力与疏离感
事实上，在2003年7月以前，尽管梨树县政府对姜柏林的合作社没有表态，但也没有更多的介入。2003年7月，随着“中加合作社发展与促进项目”在梨树县的开展，情况发生了变化。该项目是由一个名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的NGO组织和加拿大合作社协会联合进行的。按照项目要求，他们在梨树县开办了几期关于国际合作社原则的培训班。
县里对工合国际的工作显然非常支持。在对外宣传材料上，称工合国际是灯塔，为梨树县的合作社带来了国际合作社的原则，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但是坐在炕上，几杯白酒下肚，酒酣耳热之际，一位合作社的农民表示：其实工合国际培训就是讲国际合作社的七项原则，我们一会儿就能背下来了。还有一些非常书本的东西，我们也听不懂。要说影响有多大，主要是开个眼界吧。
而姜柏林在他们的眼里显然是不同的。姜柏林等人的民间视角拉近了合作社模式与普通村民的距离，更容易获得理解和支持，但在与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之间，彼此的隔阂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工合国际的成员考察了几个试点村的情况后评论说，有人对合作社干涉过多。
而姜柏林认为自己不是干涉，“合作社现在还处于幼年状态，如果我不去关注，它们的整个发展将面临很大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各级政府开始把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上了工作日程。
尽管上报的不是他亲手组织的合作社，不过姜柏林始终认为，现在的环境比过去来说要好得多了，而且“县里对我们还是很支持的”。更宏远的目标让他不愿意为一些“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的问题”而过多烦恼。
这个爱读哲学、童话和组织管理书籍的合作社爱好者至今未婚。“民间”流传而被姜柏林本人否认的说法是：不把合作社办好，他就不结婚。
“以他的才干，好好当官，局长也当上了，去挣钱，少说也是个百万富翁吧。作为一个地级市的银行官员，多少人求着他放贷呢，他可以过得很好。”周围有人至今不理解。
而他自己说：只要能把合作社办好，我姜柏林就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也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