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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国磊 实习记者 张杰 北京报道
22岁的推煤工赫志明选择煤矿作为自己第一个正式职业的理由和别人并无二致，如果他不愿意下井，他就不能够在每月的10号左右拿到约1400元钱。
这个来自300里外河北涞水县的年轻人坐在单薄肮脏的床上说这番话时，旁边挂在墙上的“热得快”的电线突然因短路发出火花和轻微的噼啪声，他马上站起来，双手按住墙上的插销，用力拨出插头。他看起来真是个勇敢的人。
赫是拥有50余人的西庄煤矿的一名员工，他和二叔一同住在一个单间里已近两年，后者从事这个行业据说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负责在井里打炮眼的矿工，他对与煤炭相关的所有话题已经很麻木，以至于不愿多谈，即使当他听说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商量出台一个关乎他现在饭碗的规划的时候。
10月23日，下井回来的西庄煤矿矿长贺民发现，办公室里放着一份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的紧急通知，内容是要求吸取河南大平煤矿事故教训，杜绝超能生产和突击生产。他马上为此组织矿工开会。除此之外，一段时间来，更让贺民忧心忡忡的是一则在今年北京大安山矿难后传出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正在做一个全市煤炭行业的规划，像他这样的乡镇煤矿到2007年年底将被关停三分之二，到2010年实现全面退出。“西庄村没有别的，500多村民全靠这个煤矿，一旦被关就全完了”。贺民的另一个身份是西庄村的村委会主任。
西庄煤矿位于京西房山区周口店镇的西山上，著名的北京人遗址离这里不远，这个地区采煤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这个文革时期就已建立的煤矿旁边，是京西八大矿之一的京煤集团长沟峪煤矿，这些小煤矿靠挖国矿不愿采的边角残煤生存。而整个北京市1600万吨的煤炭产量约有一半来自数百个这样的小煤矿，它们主要分布在京西房山和门头沟两区的群山之间。一个煤矿后面可能就是一个村庄，仅在房山围绕这些地方小煤矿生活的人就有20多万。
小煤矿的好年景
“这煤好，还湿着那”，马国庆指着刚从井里推上来的一车煤说。他的家在涞水的山里，家乡可作为生计的行当是养骡子和采草药，四十多岁的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十几年，干瘦且有点佝偻，“现在已不比以前能推大一点的煤车了”，那样的话他可以每车多赚七块钱。
刚从井里出来的矿工只有眼睛和安全帽上的灯是亮的，他们把煤车从煤堆上倒下，然后用铁锹收拾残局。这个煤矿一天可以产上百吨煤，几乎一出来就被下面等着的车拉走。近两年全国性的能源紧张让这里的日子特别好过，特别是入冬后，每天都有周边地区的人来买煤，这里的煤主要供应给天津、河北等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以及灰窑砖场等的生产需求。
马国庆上的这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他和几个伙伴每个小时差不多能推一车煤出来，这样每月他们可以拿到1200到1500不等的工资，从井口出来后是他们心情最好的时候，几个年轻的矿工拿老实巴交的马国庆开玩笑，他只是一味地傻笑。10号是他们一个月中最高兴的日子，那天他们可以拿到工资。即使干这种当地人不愿干的活，他还是基本上满足了，这个收入可以供两个孩子读书和家里的开支。
由于本地人总是倾向于拒绝在矿井下工作，大量的外地矿工便在井下获得了一份收入远比在老家可观的工作，本地的聪明人则看到了一个手套、一双袜子和一包廉价香烟里的商机，纷纷做起地面上的生意来。外地人也加入进来，这个不大的市场竞争变的开始激烈，但还未崩溃。
这是一个保持多年的矿场生态图。矿工们隔些日子把钱寄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可能正要上学交学费，本地的生意人一边心不在焉地打盹，一边卖东西，矿场要加班加点，以便挖出更多的煤炭，现在刚出坑的煤炭价格已经涨到350元一吨，好煤块则卖到450元。对于矿场的管理层来说，黑糊糊的煤和不断升值的钞票等同起来。
“下面那些捡煤渣的，一吨也能卖50块钱”，马国庆唏嘘道，他盘算着这个矿按一年两万吨的产量，那就有五百万左右的利润，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就像体育彩票特等奖一样是个只能想想的天文数字。
与现在这些煤矿的幸福时光不同，两三年前，很多煤矿还处于亏损的边缘。贺民介绍，那时大矿一吨煤炭平均成本近50元，煤价只有70、80元，虽然小矿没有国矿沉重的负担，成本略低，但利润与现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现在的价格使这个行当出现了暴利，新一轮的能源紧张使得煤炭行业获得重生，一年前的价格还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临近冬季，煤价开始一天一个价，每天来拉煤的车丝毫没有减少。
“事故几年也碰不到一回”
冬季又要来了，现在的好日子丝毫看不到尽头，每一个矿井都在昼夜运转，计件的工资体制使得工人们都在挑战自己的体力，刚刚过去的大安山矿难和大平矿难就像一个偶然短路的电线，对于年轻的赫志明来说不算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矿井里会发生事故。”赫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
“谁都知道危险，今年春天还死了一个呢”，马国庆说。这里的煤矿采用的是陈旧的斜坡后退式采煤法，巷道已经挖到了2000多米，这种方法很难形成两个畅通的安全出口，巷道的规格也很难达到高度两米的标准，通风、防瓦斯、防火的条件也很欠缺。但如果增加安全支出，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这里还行，事故几年也碰不上一回”。马国庆仍心存侥幸。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副局长在大平矿难后阐述了煤炭行业在自身利益增长下难以自善其身的逻辑。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字，2003年国内煤炭产量为17亿吨，超过企业生产能力20％以上，今年的预计产量将达到19亿吨，远超过现有的生产能力。
同煤炭行业的冷暖周期一样，小煤矿安全治理也存在一定周期性：缺煤导致价格升高，大量小煤矿出现，事故多发，专项整治，越打越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小煤矿灵活的特点使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与疯狂的利润相比，发生事故的风险成本就显得较低，房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察科科长刘继成谈到现在违反安全生产制度进行开采，最多也就处以4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或者跑掉，或者被判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相关估计称中国发生重大事故的概率为1／600，“这让那些矿主把政府非常重视的详细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抛到脑后”，刘继成说。
刘继成介绍，近些年这里煤炭行业的矿工几乎全是农民工，他们对煤矿的安全生产培训主要针对矿长和管理人员，由于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乡镇一级的安全管理部门对他们的培训往往效果不好且流于形式。
马国庆说到他们与矿上签了合同时，语气不容置疑，但矿上一位工作人员称那只是工作合同，没有任何保险，他们每月的福利只有一瓶洗发香波、一袋洗衣粉和一双手套，当然，在这里它们是最有用的东西。
小煤矿 大北京
当事故发生之后，政府会下发大量的文件强调煤矿的安全生产意识，组织煤矿管理层学习汇报，而这往往意味着煤矿全行业的停产整顿。只不过，现在北京市打算彻底解决这个循环难题，而手段就是制定小煤矿退出的时间表。
刘继成早就知道这个市煤炭行业规划，但他并不以为然。“规划是规划，文件是文件，现在还没定下来，即使定下来，这往往也是动态的”。他们局里本身也在改革，目前刚有点眉目，对煤矿的管理和监察刚分开，小煤矿的生产管理归了发改委，采矿证发放归国土资源局，他们现在只负责执法检查。
参与制定这个规划的发改委委员陈怀伟表示，目前这个规划还只是个草案，没经过政府办公会通过，很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目前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
按照北京市的经济规划，北京市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做大汽车、做强电子、扩充石化、提升装备、发展都市、培育医药，煤炭行业不在其中。而这些小煤矿所在的北京西部属于规划中的生态带，需要保护环境，大量开采煤矿不符合这种规划的要求，需要加快调整煤炭工业。
按照刘继成的说法，北京市80％以上的煤炭产量来自房山，乡镇小煤矿产量不低于京煤集团的水平，保守估计也有800万吨，主要以这种几万吨的小矿为主，分布在史家营、大安山等8个乡镇，像西庄这样的集体煤矿并不很多，多数都被个人承包。实际上，这些小煤矿的数量远不止如此，大安山乡只有一万多人，乡里统计的私采煤矿就有一百多个，这也是相当保守的数字，而目前全区公布的139家煤矿有采矿证。
刘继成从安全生产角度对这个规划的理解是，仅占全市ＧＤＰ不到1％的煤炭行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整个北京市的1／4以上。截止到10月7日，北京煤矿共发生事故18起，死亡30人，其中不乏像大安山事故之类的特大事故，不少相关领导因此受到处分。而从大安山事故救援的难度可以看出，北京煤炭区地质结构十分复杂，开采困难，山区的这些煤矿没有哪个能使用机械化的采煤机。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大北京来说，小煤矿俨然就是“鸡肋”。
“如果退回到三四十年前，这些煤矿或许都不应该开采”，刘继成感慨，但问题是已经不能退回到以前了。如果要对这些有正常手续的煤矿进行补偿的话，对于地方和市财政都将是个大问题。
“靠山只能吃山”，刘继成说，“关闭一个煤矿，影响的绝对不只是一个老板和几十个外地农民工，当地经济基本就瘫痪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造血能力”。
在大安山矿难之后，北京市召开了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作会议，陈怀伟在会上曾表示北京今后将不再增批小煤矿。实际上，在房山对外公布的这139家煤矿中，有100家的采矿许可证也已经到期，剩下的39家到2006年5月也陆续到期。西庄煤矿目前也属于前种情况，贺民现在专门抽出一个管理人员负责到处跑这些“软件”，而在硬件上，办公室旁边正在加紧施工，修建新设施，以达到有关方面检查的要求。由于煤矿靠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西庄煤矿的上上下下心里都没有底。
这些许可证是规划实施的手段之一，一旦政策出来，这些小煤矿也没有讨价的本钱。“他们的命运从来都是和产业政策连在一起的”，刘继成说。专项整治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这个地区的煤炭供给，反过来抬高了煤价，使得进入这个行业更加有利可图。
房山区煤矿的安全管理机构几经变迁，从2000年的煤炭工业总公司到现在，房山区安全管理生产监督局已经是第四个主管部门。监督局最近正在进行的改革使得现有的人员从80多个减少到30个，其中有执法能力的只有19个，扣除5位领导，其余14个人要对300多个非煤矿山、139煤矿、800多家危险化学品企业，还有600多家建筑点进行执法，而且矿山主要集中在偏远的山区。发改委管的是生产，国土局管的是采矿证，实际上最终的管理还是要落到各个乡镇，而在大安山、史家营等产煤乡镇，煤矿占当地财政收入的95％以上。
“关有关的难处，不关有不关的问题”，刘继成这么认为，身处的位置决定了看待这个问题的两种角度。
对煤矿安全问题的进一步了解让赫志明觉得索然无味，这不是他现在关心的问题，他关心的是，由于他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应该懂点法律的人，他想从这个人那里知道当偷他家骡子的小偷被判刑后，如何索赔。他最后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与煤炭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