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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再造
加工贸易是珠三角的传统优势，当我们大谈高端产业的同时，首先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服务业或者高端的经济模式也很难发展起来。加工贸易的发展，恰恰是中国过去20年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
世界银行曾经表示，中国是全球化过程中少有的几个受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贸易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超过50％的贸易出口是靠外资。外资到中国来，恰恰是因为加工贸易的政策。大概有70％的外资，也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投资是到中国来搞加工贸易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专门对加工贸易进行了定位，认同了加工贸易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今年初召开的全国贸易座谈会，是一个标志。
广东省也将制造业中心的位置定为发展战略的目标所向。对于一系列的挑战，珠三角自身正在寻求一条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介绍，今年广东的汽车产量将达到25万辆，后年要达到50万辆以上，广东的高新技术产业1到9月份增长了33％，在重化工业方面，在广州、珠海、茂名等地，都已经取得一定发展。李惠武表示，一旦这个地区的基础装备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那么，广东的经济增长仍然会维持在两位数以上。
广州本田执行副总经理蒋平也表示，广东的汽车产业将带动泛珠三角经济的再次腾飞。汽车行业可谓是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个行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支出，国民经济总体增加10个百分点的支出，每创造1个岗位，就可以带动相关产业10到15人就业。
产业多元化无疑是未来珠三角的发展方向，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朝光表示，能源、土地等资源的紧缺以及环境容纳力的趋于饱和，都决定了珠三角的发展要走区别于长三角的特色模式。而判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很重要的一点还要看整个地区的区域整合能力。
继ＣＥＰＡ之后，珠三角又完成了“9＋2”战略框架。在今年6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2”战略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资金、产业、技术优势和八省区的资源、市场、劳动力优势，以及港澳的金融、物流、管理优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构筑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品牌，增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在整体战略中，广东可以发挥好吸纳和辐射两个作用，一方面可以吸纳港澳的资本、资金优势，吸纳港澳的服务业优势，来为珠三角的制造业服务，还可以吸纳内地八个省区资源丰富、人力丰富、市场广阔的优势，来弥补广东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广东可以鼓励本省的企业家以各种形式，到内地省区投资办厂，真正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作为一种外源型经济，珠三角的优势在于广阔的国际市场，但是，就国内市场而言，产业扩张的腹地问题却是珠三角相对于长三角的另一个短板。能否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突破局限，还是个问题。丁力发现，珠三角的人均ＧＤＰ是4万多，但是周边地区只有4000多，相差10倍。如此巨大的落差下，如何实现泛珠三角的合作，恐怕还要看市场的意愿。
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杨朝光表示，不太可能再出现哪个地区独树一帜的局面，中国也需要更多发展良好的产业区域带，珠三角要面对的，只是能否保证相对优势。
10月29日，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专家丁力、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聚友集团总裁陈健等官、学、商名流共聚广州财富广场，就宏观调控下珠三角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和契机进行讨论。
1 宏观调控威压珠三角
《21世纪》：对于本轮经济波动，存在着全面过热与局部过热的争论，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与效果则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我们首先请其中重要的一派代表人刘老来谈一下。
刘国光：一般说来，宏观经济形势有三种情况，宏观调控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或者是物价水平一路走低，通货紧缩的时候，在这样的宏观经济下面，要实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
第二种情况跟这个相反，就是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或者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一路走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实施收缩的宏观调控。
第三种是中间的状态，就是当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相当，物价总水平在正常区间移动，宏观调控就要采取中性的政策，那么这个时候的经济，当然也会存在不平衡、不稳定的因素，这多半起因于经济结构上不协调，那么宏观调控就要采取有松有紧，松紧适度来维护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
一些人把宏观调控仅仅当作对付经济过热而采取的一些紧缩性的政策。其实，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这个，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熨平”，市场经济总是有波动的，波动是永远客观存在的，由于波动是永远的，宏观调控也就要随时随地进行着，没有停止的时候。由于波动情况的不同，我们要治理这个波动就要有阶段性之分。
中国在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后，意味着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
1993年到2003年大概十年期间，中国经济走过两轮正好相反的宏观调控过程，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的情况，从1993年就开始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大概持续到1997年；一轮是针对1997年的经济偏冷，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需求不足，从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2003年初。前一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使得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一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的成功使得我国经济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就碰到了目前特殊的形势。
从现在的经济运行来看，是局部的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多的现象，这是一个方面，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投资过多方面来说，我们今年第二季度经过调控取得了成效，投资的增长幅度上半年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在比较高位运行，现在，第三季度继续下降0．9％，但是在增幅方面仍然保持高位运行，达到27．7％，但是有些部门还有反弹的现象，煤、电、油、运还是比较紧张。
从供大于求来说，2004年下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排队，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总数的74．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5．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现在，通货紧缩的趋势已经淡出，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上一轮的宏观调控从松的政策、扩张性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适当的收紧，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减弱，财政部长曾经说，把我们的财政政策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转变。
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适度从紧是稳健货币政策现实的表现，适度从紧是现在的取向。
其实相对于过去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来说，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调控政策。因为“适度从紧”就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胀时采用的刹车手段。因为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虽说有总量的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21世纪》：基于珠三角本身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特色，本轮宏观调控一方面使这些经济体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珠三角经济带的一些整体环境上的差距。
孙晓华：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20多年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过程当中，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民营经济对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从2003年底的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共有私营企业32．3万户，注册资本4522．8亿元，全省新开办的私营企业是8．16万家。
发展环境方面，从有利的方面讲，张德江书记从浙江调过来，在浙江对民营经济有深刻的认识，来到广东以后，他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另外，珠三角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增长带，又有香港、澳门的相互联系，可以寻找到更多的商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不足和差距。根据我的了解，总体讲，珠三角企业规模不够大，民营企业当中上规模的仅几千家；再一个就是核心竞争力不是很够，主要是自主开发的能力相对弱一些，品牌的意识还有待加强，相对国家级的名牌产品不够多，企业精英比较少，在国内有影响的就更少了，这也比不上江浙一带。
最近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现在进入了发展的缓慢期，感觉企业发展越来越难了，张维迎打了一个“凿洞”的比方：以前，许多民企靠的是早起一步，早拜神，拜着拜着自己就站在墙上的洞里成了神，变成了企业家。现在墙上的洞占满了，要想成神就得自己凿洞，可是又没有凿洞的工具。张维迎指出“凿洞”能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希望大家都对宏观调控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怨天尤人，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提高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面对市场，在市场中找出路。
2 珠三角外源经济尴尬
《21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得风气之先，大量吸收了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加工产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珠三角独有的产业特色。这种特色造就了珠三角的持续辉煌，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
丁力：我认为，珠三角本质上属于外源型经济，尽管在这方面仍有很多争论。外源型经济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来实现，内源型经济强调的是资源从区域内生的自力更生的方式。对广东来讲，外源型经济主要指通过港澳和外商投资取得经济发展。广东省2003年外源型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7％左右，我国外源型经济90％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经济发展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我认为外源型经济功不可没。
珠三角很多外源型企业，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没有投资、没有技术研发部门，只是一个生产环节，整个珠三角就是一个世界制造业基地。外源型经济大量地驻守在珠三角，有两个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外源型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外面的“缘”，我们一直认为粤港经济对我们很重要，但是现在粤港经济作用和比重正在下降，去年港澳台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总量几乎相等。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港澳台经济。
这种特点在区域层面上带来了什么影响呢？第一是大量的省外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地区集聚，通过这项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们曾经也设想过，有没有可能让高新技术人才在这里集聚。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现有的产业结构不进行调整，不进行更新换代，这只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以外源型经济为主的全省的区域二层机构导致我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层机构是指全省区域经济两分法，上层是外源经济，底层是本地经济，这两层经济老死不相往来，谁获得的招商引资份额多，这个地方经济就发达。
第三个层面，是对全省经济的影响。评价一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我们认为，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第二是经济增长后劲比较足。只满足其中一个，或者是一个都不满足，它的竞争力肯定是弱的，而研究竞争力就是研究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增长的后劲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广东这几年虽然竞争力的排序在全国比较领先，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后劲已经明显落伍在浙江、江苏、山东后面，其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大概是前六位，但是其竞争后劲居然还落伍在山东后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虽然在广东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有20％不是我们广东人的。
《21世纪》：全国工商联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宏观调控对珠三角的影响远小于长三角。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的自动调节能力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珠三角产业结构本身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分析？
俞尧昌：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下，原材料已经涨了18个百分点，而且是全方位统涨，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今年我们产品的出口价格全部上涨，国内的价格目前没有涨，但可能在春节前作一些局部的调整。
格兰仕作为一个薄利多销的企业，现在确实有些难以承受各方面的压力，而且，银行的利息的上调也会带来企业的经营成本的上涨。我个人理解，当前的宏观调控给企业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弱小企业难以承受的。
从某些意义上讲，这将加速弱小企业从竞争性产业的退出。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给企业本身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企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我们企业也会努力去适应这个大环境下的各种变化。
李惠武：其实，对于今年1到9月份广东省的经济账，省委省政府还是比较满意。1到9月份广东ＧＤＰ增长14．8％，9月份的ＧＤＰ的增长还在加速，丁教授认为主要是靠投资。但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我认为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的快速增长。1到9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3．3％，工业的拉动接近7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增长了25％，投资也增长了25％。
宏观调控对珠三角的冲击比较小。为什么？一方面，现在的中央宏观调控跟过去的治理整顿是不一样的，这次是局部和结构的调控，是点刹车，不是急刹车，结构调控的重点是房地产、汽车、电解铝。
另一方面，在应对紧缩取向的宏观调控时，广东方面采取了对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比如房地产业，由于广东起步较早，对房地产最大的需求出现在5年前而不是现在。这些都是珠三角地区受影响较小的原因。
丁力：我并不这样认为。为什么珠三角的宏观调控影响弱于长三角呢？这可能与珠三角本身的基本经济结构有关。
一方面，珠三角地区素来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外源型经济企业的总部多数在香港或是他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源型经济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比较小。另一方面，内源型经济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这就要求有相当的银行贷款来配套，而银行方面的利益在宏观调控中是首当其冲的。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受到冲击而盲目乐观甚至幸灾乐祸。
我们知道，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三大块需求来拉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去年广东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实际上，广东一直引以为豪的净出口从2002年开始优势在慢慢地衰退，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省内居民消费也在下降。为什么广东的经济还在增长呢？主要有两块强势消费在支撑，第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是政府公共支出。
2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广东特有的欣欣向荣的外源型经济，在未来可见的领域里面，这还是广东发展的优势，不能丢。但是我们的升级换代不能依靠这些。我们这些经济是无根经济，关键的问题是市场都在境外，比较高的外贸依存度说明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的密度在加大。我们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地被边缘化，说明我们没有注重提升打造占有国内市场的能力。
3 进入“死胡同”？
《21世纪》：关于珠三角问题，国内目前的争论比较多，一个普遍共识是，如果不利用当前的契机进行产业升级的话，珠三角未来的发展非常值得担忧。
丁力：十几年来广东省的发展跟周边不太发展的地区比，还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跟更发达的地区比，就会发现很多差距。从全国来看，我们在总量上保持增长的形势，但是简单地拿总量比较容易让人困惑。我们在研究当中大量用人均指标，这样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我昨天从东莞的长安镇回来，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户籍人口3．5万人，常住人口60万，去年的ＧＤＰ是60个亿，按常住人口算是人均1万元，但是按照户籍人口算，将近人均20万。
珠三角现在的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了4700美元，但是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真实的工业化水平到底如何？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还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我们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弱。
甚至可以说，广东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靠的是重化工业，很多中小企业的情况并不太好，他们没有完成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也就是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价格竞争，我们关注的还是如何降低成本。这两年东莞不断出现劳资矛盾，这至少在部分上反映了我们存在的问题。
李惠武：新一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存在的问题：第一，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第二，我们的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第三我们没有经济腹地，第四我们的外源型经济刚刚起步，第五，广东是资源非常贫乏的地区，第六，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付出了环境的沉重代价，第七，我们欠缺高水准的人才，第八，我们的劳动就业压力很大，除了满足自身的劳动就业之外，我们现在为全国分担了30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
陈健：我是1989年才来珠三角的，我自己的感觉是珠三角的发展离不开香港，香港给珠三角带来了很多东西。珠三角发展是逐步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信息、物资的交流越来越多，政府的开放力度越来越大，珠三角的先发优势正在渐渐消失。一些企业在向纵深发展，也有一部分在转型。深圳有很多国家部委办的企业，办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
后来由于国际资本的转移，包括外资直接投资的增加，加大了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力度，但其中也蕴含着很大的危机。国际资本是受利益驱动的，他可以随时撤离中国。我们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担忧，非常大的压力。所以，珠三角确实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思考它的未来。
张小济：我们中国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制造业的发展肯定是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开放度太高了，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我们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太高了。我们中国2003年贸易依存度是60％，今年可能还要高。
其实，对东南亚的国家来说，贸易程度也很高。小国经济有时进出口贸易和ＧＤＰ的比率超过100％。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很高，美国已经超过70％。因此不能简单比较。
世界银行通常用进出口额与货物ＧＤＰ的比例来修正，以消除各国ＧＤＰ结构差异的影响。按修正后的指标，2003年中国货物ＧＤＰ的外贸依存度为89％，德国2002年为161％，2001年美国与日本分别为67％、64％。
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充分体现了优势，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力，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当年广东起步的时候，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渠道、没有品牌，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加工，玩具、服装、皮革等等产品。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还有，但是更多的是ＩＴ行业，电子电讯产品，广东在整个亚太地区产业链，特别是在ＩＴ产业上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从结构来讲，广东也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台阶上。
直到现在，中国在很多产品中是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但是我们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没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技术。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我们要寻求真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广东一直在研究产业链的延伸，就是想让出口加工产业生根。目前，沿海进入产业集聚的阶段，更多依靠产业配套能力和效率。未来广东可以追求产业的纵深发展，使产业集群越做越大。
《21世纪》：从整个产业链条的角度看，“微笑曲线”很值得研究，曲线的三段中，前一段科研开发附加值很高，加工、组装的一段附加价值就很低，最后服务环节的附加值又很高。珠三角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参与的环节，从最低的中间环节向两头去延伸，从而实现其产业延伸。
陈栋生：我到深圳20多年来，一直关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普通打工者的工资，我最近了解的一个数字是：深圳打工者的工资16年来平均每年才涨2．6元。
所谓“微笑”曲线，我认为这是流泪曲线。我们出口的依存度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经济全球化，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技术可以自由流动，唯一一个不能自由流动的就是普通劳动力。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制造产品，卖出去，美国人才要，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
张小济：劳动力成本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优势。但现在南亚、东南亚工人的工资比我们还低。所以，光靠劳动力成本低不行，加工贸易会转到其它的地方去。
所以现在有人提出，中国真正的优势不是扩充廉价的劳动力，而要靠产业链、产业配套的能力的提高，形成整体的高效率的竞争力，这是中国现在最具有竞争力的条件。
但这个路我还是很担心。因为现在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国际上的大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强，广东企业可以在已经建立的加工平台上，独立或与外资一起开发新产品。
4 产业再造与区域经济起飞
《21世纪》：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珠三角如何完成自己的产业再造呢？
陈健：我觉得外向型经济对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外向型经济要真正做好的话，需要纵向发展，而不是平移。应该纵深发展，这是获取比我们现在更多利润的根本出路。
真正的附加价值是犹太人的专区——中国人在做东西，犹太人在卖东西。所以纵深发展是中国企业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发展的广东企业应该走的路。这里面包括创造名牌，创造机制，解决国际市场的品牌链、物流链，等等。我认为，关键的关键是人才和机制，应该加大民营化的力度。
《21世纪》：珠三角能够崛起，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优势。在目前的技术和品牌出现瓶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想到制度创新。珠三角已经提出并且正在实践着一些整体发展战略，从ＣＥＰＡ到“9＋2”，那么，如何把这些政策变成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呢？
张小济：对“9＋2”，我的理解是政府促进下的经济一体化解决方案。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ＣＥＰＡ，促进9和2的经济合作。
在这个格局中，政府可以做软、硬两方面的基础工作。第一是软的方面，在省与省之间没有关税壁垒，也没有需要谈判市场准入的问题，但是有一定的行政壁垒，这种壁垒可能是软性的、看不见的，所以，内地9家政府一起要做的事情，就是行使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不干预企业的活动，尽可能消除这种壁垒。第二是硬的方面，政府要在交通的便利、运输的便利上做点事情。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的投资都是政府应当有所作为的领域，做得好，会对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促进的作用。
陈栋生：今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到，区域经济要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泛珠三角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三个地带发展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差异明显，互补性强，互利、共赢、共振点比较多，既有利于维护港澳本地的繁荣，又有利于内地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现代物流和资本市场的优势，加快内地融于全球化的步伐。
第二方面，经过20多年来的资本积累，珠三角资本向外扩张，产业向外转移，这也需要新的空间，泛珠三角为此提供了平台。
同时，内地的八个省，对资金、技术、管理、产业的转移，也正是处于饥渴的状态。二者有很好的互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