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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成就珠三角
“从深圳到东莞的路上一堵车，全世界的ＩＴ产品市场价格就要波动。”东莞的一位市长不经意间说出的这句“名言”，广为流传。就在25年前，还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个以农副产品为主体的小县居然能有如此的自信。
一切源起于制度的创新。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邓小平很快做出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和省委双重领导同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4月5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广东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个惊人的概念——“办一个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被正式定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设置经济特区。
特区经济从此成为珠三角的引擎，港澳台以及外资企业纷纷前来投资，来料加工、三来一补成了珠三角经济的一大特色，1985年，中国决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彻底成就了这个区域在全国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22号文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经济模式政策上的可行性。
但是，关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从1980年代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对于这种“两头在外”的“无根经济”，多方人士都颇感怀疑，甚至一度出现取消“三来一补”代之以高科技产业的徘徊。
“微笑曲线”下的危机
关于加工贸易的附加值，有一个形象的例子。在一个1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中国得到的利润只有50美分，我们觉得很亏。毫无疑问，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加工产业所得的附加值是最低的。
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美英属于第一级，提供金融等服务业；德国属于第二级，提供生产设备；日本、韩国属于第三级，他们用德国的机器来生产彩电、冰箱；中国处于下一个级别，生产鞋帽等日用品。因此也有“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加工厂”的说法。
在通常的说法中，我们常常被称为贸易大国，但并非一个贸易强国。贸易大国是从一国贸易总规模，包括它在整个ＧＤＰ当中的贸易依存度来判断的，贸易强国则在于产业地位的强势。加工贸易相关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拿外方的品牌生产的，核心技术、外观的设计权都不在我们手里，高额的利润被拿走，我们只是通过加工的方式获取低额收益。在这方面，珠三角又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两头在外的外源经济决定了珠三角每年必然要将大量的利润输出体外，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估算，香港每年从广东拿走的是500个亿。而这种外源经济也并没有与本地经济充分的融合，在这个区域的边缘地带，依然存在很多“死角”。
从总体经济指标的角度看，珠三角依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前列，但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人均经济指标却并不乐观。据丁力最近的调查，东莞的长安镇户籍人口3．5万，常住人口60万，去年的ＧＤＰ是60个亿，按照户籍人口算，将近人均20万，一般来讲，东莞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但实际上，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按常住人口算只有人均1万元。
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民工，一批批民工潮涌向珠三角导致这里的雇工长时间内供大于求，却谁也没有料到，20年之后，这里会令人震惊地出现“民工荒”雇工居然成为问题。
伯灵顿全球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黄永忠介绍，作为全球500强之一，伯灵顿已经注意到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一个既成的事实就是，广东省内目前有两百万的劳动力缺额。
民工荒的背后是珠三角廉价劳动力待遇水平的低下。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民工荒的同时，珠三角还存在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匮乏。提到企业的短板，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只说了一个字——“人”。不可否认，珠三角的高素质人才水平低于京津冀，也输于长三角。长三角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堪与珠三角争锋的区域经济地带，正在强势崛起，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由珠三角的“一枝独秀”演化为二者的“并驾齐驱”，无论是在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区域内企业的品牌优势上，珠三角都已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多元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仅成为中国，更成为珠三角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