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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国际金融论坛有关“商业银行改革与不良资产”的讨论会上，几位业界“风云人物”提出—-直面风险中的无穷机遇
当银行业改革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当不良资产成为众矢之的，当银行业进一步开放的今天，是否投资金融业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在第二届国际金融论坛有关“商业银行改革与不良资产”的讨论会上，几位业界“风云人物”围坐在一起，各抒己见之中，金融业的“风险点”逾发清晰，金融业的投资机遇也颇为诱人。
陈小宪：关注市值的稳定增长
谈及商业银行的改革，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陈小宪明确提出，商业银行要把市值的稳定增长作为长期目标。“国际上通常把银行当年的净收入作为短期经营目标，用这个指标衡量，就是看这个银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赚钱，市值的稳定增长是一家银行经营绩效的根本评价标准。”陈小宪说。
他说，国外商业银行的目的就是追求银行市值的最大化。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国内银行对稳定增长市值的目标缺乏认识，因而在实践中往往片面地追求短期目标和眼前利益，对银行可持续发展考虑不够。“把市值增长作为商业银行的长期经营目标，就是要坚决抛弃经营管理中的短视行为。”陈小宪称。
他转而把关注点对准商业银行的风险。“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不仅在信用风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和挑战，而且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汇率的扑朔迷离，使商业银行又面临市场性风险。还有，银行的操作性风险也成为危及商业银行正常经营的大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的当家人，陈小宪对其所处的大环境十分清楚。
他表示，在面临多重风险的前提下还要追求市值的增加，这就对商业银行在市场化、商业化方面的提高提出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在规范公司治理的同时，重塑资本约束下的理性机制。
“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概念，是有限的银行资本必然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但是我国银行业由于长期缺乏资本的概念，更缺少资本的约束，因而存在比较普遍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偏好。而这正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大忌。”陈小宪一语中的。
他说，银监会已经明确了在2007年1月1日前国内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时间表。在资本硬约束的条件下，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困境：一方面银行业存在着近2万亿的资本缺口，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难容纳银行每年数千亿元的资本需求。
“走一条低资本消耗、高资本收益的新路子，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陈小宪说。
朱登山：吸引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
与陈小宪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在2005年内将从中行、建行剥离的2780亿可疑类贷款全部处置出去。“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朱登山坦承。
他说，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公司明确，将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要在千方百计提高资产回收率的同时，千方百计降低处置成本。既要做好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努力完成目标考核任务，还要加快公司的战略性转型。
“大量的信贷资金长期无效占用，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形成了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制。因此，有效处置不良资产，是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朱登山对自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十分到位。
他介绍说，在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参与中国不良资产的处置，信达已有很多成功的范例。近年来信达运用重组、并购、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处置不良资产，其中涉及房地产、化工等10多个行业，吸引了很多国际著名投资银行的参与。比如对大连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等项目，外资机构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相当一批国企实施较大规模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和行业重组，信达尽可能恢复不良资产的价值。与此同时，对有一定偿债能力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扭亏无望的采取破产和法律手段，迫使其退出市场。另外，信达还积极运用推荐上市等手段，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上市。
“通过这些专业化的手段，截至2004年10月底，信达已处置了不良资产2100亿元，处置率达64.5%,现金回收率达30%。”朱登山向与会者公布了信达的最新“战况”。
他说，为了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理不良资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资产管理公司可直接或重组后向外资出售、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和债权。通过转让、拍卖、招标等方式，向外商出售实物资产。还可以利用企业的实物资产作为出资，在原企业的基础上组建外商投资企业等。
“有关部门正在制定金融管理公司向外商投资者转让不良资产的有关细则和实施办法。为外资大量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做更充分的准备。”朱登山透露。
刘永好：金融领域机会巨大
与刚才两位纯粹的金融人士不同，刘永好的身份相对复杂。他既是民生银行的副董事长，又是一家大型民企的当家人。脚跨金融和实业两个领域，刘永好的感悟更加丰富。
“一个国家要发展，不仅是加工工业要发展，服务业也要发展，其中的重头戏即金融服务业更要发展，否则不平衡。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我认为投资金融业有巨大的机会。”刘永好开门见山就下了结论。
他说，正因为如此，他所拥有的希望集团近年来不断投资金融业，并希望通过投资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投资民生银行已有8个年头了，目前是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占其股份的10%以上。
“我们这样做已有相当的回报，最直接的回报就是在民生银行投资的一元钱，现在已经超过了10元。假设今年民生能够盈利20亿，分在我这儿的就有2亿。但这仅仅是简单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影响，我们的股权增值，我们的品牌形象。”刘永好兴奋地说。
他说，作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他也同时了解到了金融业发展的风险和风险控制。在民生担任副董事长的8年时间里，他一直参与董事会重大问题的讨论。这期间，关于民生银行的评论很多，有人说民生非常好，发展速度快，不良资产率还不到2%,发展速度每年超过50%；也有人怀疑，说发展这么快会不会有风险。
“对这个问题最大的关心者莫过于像我这样的股东了。因此我到各地工厂去的时候，会特意到民生的分行去看一下，跟行长和信贷员们讨论。通过直接沟通，我感觉民生是值得信赖的，不良资产比率是真实的，因此我有增持民生股份的想法。”刘永好说。
他介绍说，除民生银行外，希望集团还投资了信托业，所投资的福建莲花信托公司成立只有2年时间，目前经营状况还不错。作为股东，希望集团在督促其守法经营、不做“乱七八糟”事情的同时，也让其独立运作，使其尽快成为专业的信托公司。另外，公司投资民生人寿保险的事宜正在积极运作。
“我们投资金融的目的，就是想要搭上高速前进的金融之车，从中获利。”刘永好踌躇满志地说。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日前在出席一个论坛年会时表示，我国的金融调控机制在本轮宏观调控中经受了考验，但仍存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商业银行体制、发展债券市场以及完善货币传导机制等四大问题需要解决。
郑新立表示，金融手段的运用在本轮调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通过指导优化贷款结构，减少信贷资金流向投资增长过猛的行业，对抑制信贷和投资的过快增长都是非常有效的。而最近存贷款利率的提高，注重用利率的手段来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不过他同时表示，虽然中国的金融调控机制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得到了完善经受了考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国的金融体制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融资的比重太低。最近这几年，由于股市低迷，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最低曾降到10%,目前间接融资的比例保持在80%以上，使得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到银行，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压力。只有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才能减轻银行贷款风险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商业银行自身体制还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一是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个是商业银行的结构还不够合理，中小银行比较少，区域性银行比较少。由于审贷成本较高，大银行无法满足大量小额信贷需求以及中西部和农村的信贷需求，这与国家目前要加快农村和中西部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发展中小银行，改革银行的体制，调整银行的结构。
第三个问题是债券市场亟待发展。他表示，我国整个资本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但在资本市场里，债券市场更是刚刚起步，因此，在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里，重点应当发展债券市场。
第四个问题是货币传导机制还不完善。银行贷款主要还是面向企业，虽然这几年住房信贷，汽车信贷等消费信贷有了比较快的增长，但是所占信贷比例还是明显偏低。因此广大消费者对利率的调整、对整个信贷政策的反应，不像国外那样敏感，货币的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
郑新立最后表示，明年将是一个改革之年，将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解决我们经济增长中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而这当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将会是整个改革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