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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今年12月11日后，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入世”后过渡时期。两年后，中国的服务业和金融业要实施全面开放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经济的领域将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和与中国经济其它部门更紧密联系的领域。
这样一个确切变化会给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可预料的影响呢？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机制安排和政策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尤其是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是联系国内经济发展和外部经济平衡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从东亚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经济高速起飞之后，选择正确的汇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一般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时期，汇率的稳定至关重要。在接近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劳动力的供给还相当丰裕、工资率还相当低、资本非常昂贵的时候，技术进步不可能取代要素投入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现有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政策应可维持下去。但中国已面临着汇率的调整压力，这是发生在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圆的阶段而不是10000或15000美圆的阶段。这个压力从何而来？
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进入和加工贸易的扩张。与东亚经济不同，中国贸易部门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的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因而这个影响是局部和扭曲的。由于外资企业（目前约46万家）成了中国贸易部门的主要推动者，并且这些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内），贸易部门的这个扩张与国内其它经济部门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对国内经济的传导（即“巴拉萨效应”）也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和主导的地区。把这些地区拿掉，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还相当的低。在一个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赢余正是说明了中国整体经济落后的问题。
加工贸易部门与中国整体经济的相对分离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幻觉的重要原因。虽然贸易部门的扩张速度非常快（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但由于扩张局限在外商企业的加工贸易，它并不显著拉起经济的其余部门的扩张，所以来自贸易的帐面赢余被迅速地积累起来了，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虚幻的压力。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作为这么庞大的国内经济体，它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资和贸易部门的话，它是不可能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这么大赢余的能力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该足以吸纳掉这些赢余才是，但是却没有能力这么做。在这样的格局下面，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为加强贸易部门与国内经济的更紧密的联系，打通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渠道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通道。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激活国内经济的存量需求，让长期落后于贸易部门的其它经济部门可以有一个更快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平衡国内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矫正可以部门的发展扭曲都是重要的契机。外资进入的领域更加宽广，将使更多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经济的那些尚未发展的领域，减轻加工贸易的扭曲程度，从而大大减弱人民币汇率承受的调整压力，可谓“用市场换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也使中国本土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近这些过去难以接近的存量部门。这样的话，大量的民营企业和民营部门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有效率的服务来进入国有和国家长期主导与垄断的部门与行业，而且这种“进入”将会更多地采取股权收购等“激活存量”的方式。这对于从整体上克服我们现在的存量需求不足，用调动存量部门去吸纳外部部门（国际收支）积累起来的过度不平衡的赢余是极其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有制度框架就不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非常低，还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技术选择还受到劳动资源禀赋的限制，在这种状况下，现有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尤其是贸易扩张、固定汇率、制造业发展以及鼓励外资的政策等等还不可能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在服务业、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更全面的开放对两年后中国经济维持更持久的增长空间是一个利好而不是相反。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