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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这么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最有资格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所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家。这些年来，有这么一位“海归”派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他就是林毅夫。
小平头成了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常常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却显得激情满怀。这时，他往往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发展的事实，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亦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台湾明星军官当年特有的北大情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林毅夫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80年代末，他携妻将雏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家庭周末报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一曰“谊”），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
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在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属于从早到晚埋头钻研类型的学者，林毅夫并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据说：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说：“（林毅夫）叛逃的事实非常清楚”，表示林毅夫只要回来，就会被逮捕接受调查。最终，林毅夫断了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念头，只是在北京大学里悼念了父亲的亡灵。虽然在大陆开辟了一片天地，但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父亲“生不能养，死不能送终”遗憾深深。
“在海峡两边生活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曾有人这样对林毅夫发问，他说：“我家在宜兰，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宜兰当时是个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比如在北大分房子，我是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是一套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关门弟子意在为强国富民献心智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这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英语基础好、又懂经济学的青年不多，林毅夫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5-7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舆论和精神风貌，并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演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大批经济人才，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6人努力，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等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8月宣告成立。任命林毅夫为中心主任。第二年的3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蒙代尔（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会祝贺，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地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声名鹊起。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在推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林毅夫说：“作为曾是北大的学生，能为母校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是义不容辞的。作为这一代中国人，我深深庆幸北大给我这个机会为祖国的经济学研究奉献点心智。”
在“比较优势”中把握中国经济的社会脉搏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治学特别勤奋，具有饱满的学术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其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在中国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林毅夫主张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方面，林毅夫提出一是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化，二是强调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林毅夫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否能够成功，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决定于当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份额。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中国25年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林毅夫预测，如果中国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虽然从技术潜力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必须克服许多体制和结构上的困难和挑战。林毅夫掐指分析道：一是来自改革方面的挑战。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银行呆账、坏账的比率非常高，地区差距、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来自全球化方面的挑战。加入WTO后，中国必须取消现有的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配额、数量限制，给予外商国民待遇，允许他们在国内从事生产、批发、零售，也就是除了还保留了17%的关税外，中国将是一个不设防的经济。所以，加入WTO在带来长期发展的机遇时，同时也给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挑战。三是来自发展方面的挑战。如果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3000美元，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大致达到这个水平，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必须从现在的62.3%降低到45%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大约是15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左右，即为6.8亿，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为8.8亿，也就是说在未来18年大约需要转移出2亿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非农产业。但是，中国现在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到了警戒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但是根据民间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调查，已经达到8%。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的就业呢？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克服的第三个方面挑战。
如何迎接上述各种挑战？林毅夫说：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克服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也只有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克服发展的挑战。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太多的政策性负担，既然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的亏损负责呢？当然是政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给国有企业政策性的补贴和政策性的优惠。对于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过度密集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从理论来说，可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性，采用4种不同的策略：一、对于其产品是国防上绝对必要，而又不可能从国外取得相应产品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高，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产品既然不可或缺，也就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拨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其实，这类企业的数量不会很多，在任何国家也都只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在中国自然不会是例外。二、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但其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以取得资金、技术，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来克服中国资本相对短缺，资本的价格相对高的比较劣势。三、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而其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但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并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扬长避短，靠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转产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技术上又劳动力较为密集，符合中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产品。四、对于那些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有企业，只能是破产，将其支配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其他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业。
林毅夫肯定地说：“国有企业改革好了，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金融、地区、城乡差距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同时，能够化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并给非公有民营经济公平的发展机会，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发展的挑战。这样，依靠后发国家的优势，维持平均每年7%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在你看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林毅夫直言不讳：“总的来讲，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还将加速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原本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逐渐变成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将它转移到海外比我们的产业发展慢半拍、劳动力比我们便宜的地方发展，它将可以获得第二春，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他认为，到海外去投资也是我们扩大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会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中国也会出现资本输出的机会。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但是在进入1000美元以后，资本输出基本是有出有进，超过2000-3000美元以后输出就会大于进口。中国是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00-3000美元，已经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到海外去投资。”
林毅夫说，中国企业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国经济必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必将大师辈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表明：“一个人获诺贝尔奖，是对他到目前为止研究成绩的肯定。每年的获奖者研究领域都有变化，国内的学者没有必要跟风。”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