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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是又一个宏观调控年，1978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凡是这样的年份，改革的速度都要相应减缓。但是我们在岁末回顾2004年的银行业，却发现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其力度都前所未有
12月2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都要改革，模式可能有不同，“但是总是要注资”。
楼继伟的这番讲话并没有引起市场太多惊讶——年初中央宣布对中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后的强烈反响并未再度出现，市场波澜不惊的原因可能是下一个有望被注资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具体注资方案尚未正式出炉，也可能是即将过去的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的确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的节奏之快，牵涉范围之广，推进的决心之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直是贯穿全年的主线，它吸引最多的眼球，另外的一些改革则更加基础性一些，包括2004年3月开始要求实施的新的资本充足率铁律，包括4月份区别不同银行资质对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包括10月末在升息的同时取消贷款利率的上限，11月的允许商业银行进入基金管理业务等等，这些改革并不夺人耳目，但却可能是最深入中国银行业骨髓的改革措施。
这一年的改革的确不同寻常，有两方面的力量推着它急迫地往前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作出更市场化的敏捷反应，而不能闭着眼睛按照惯性向前；20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则是另一重压力，尽管数年之前，它就若隐若现，但是随着时间的逼近，短兵相接的考验更加具体化了。
年初的时候人们对中国银行业有许多担心，年末人们的忧虑也未全部消散，忧患意识和外界质疑的存在当然不全是坏事，不管如何，我们都看到：这一年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确走在前进的路上。
清产、注资、重组、裁员：国有银行改革趟入河中央
2004年中国银行业最值得记取的改革华章当属国有银行的改革。从1月6日国务院宣布完成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开始，中国银行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的改革一步步地走向深入。
改革选取的两大试点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一年两家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现在则进入到遴选战略投资者的关键阶段。按照国务院既定的国有银行改革三部曲——“解决不良贷款、改组为股份制公司、上市”，战略投资者选定之后，上市就变得触手可及。在11月30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行行长李礼辉、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都表示，“具体的上市时间表要延迟到2005年才给出”，但是大家都清楚，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已经是箭在弦上。
尽管何时、何地上市，具体又将引入什么样的战略合作伙伴一直是公众的最大兴趣点，但就改革意义而言，最值得为之击掌的则是两家银行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努力。
可以看到，在股份制改造结束后，两家银行相继成立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高级管理层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独立董事方面，中国银行在礼聘梁定邦之外，又延请了原英格兰银行的一个高级官员，这不仅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中首度出现独立董事，并且是首度引入外国人担任独立董事；建设银行则先后聘请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宋逢明、日本新生银行首席执行官八城政基、香港原会计师协会主席谢孝衍作为其独立董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汇金公司向两家银行各派出了6名董事，这12名董事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将全部在汇金公司领取。汇金公司100%持有中国银行，85%持有中国建设银行，是代表国家的大股东。汇金向两家银行派出董事，标志着这家公司具有不容忽视的实质意义。
年初在外汇注资过程中横空出世的中央汇金公司，伴随着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面目日渐清晰———现在大家知道，它也有自己的董事会、监事会，目前大概有全职工作人员15-18人，并且人选还在补充之中，因为思维敏捷、敢于直言的资深金融官员谢平的出任总经理，大家相信，汇金公司在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以至其他银行的改革之中将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其他值得欣喜的方面还包括，董事长和行长不再由一人担任，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成员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体化的，而是分开的。
除此之外，两家银行在人事改革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
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民先生最近在各种场合频频谈起中国银行的人事大调整：大约有23万员工将重新申请工作岗位，“官本位”将被废除，诸如“处长、科长、科员”这样的行政级别将不复存在，将根据绩效而不是资历来确定薪酬。
这种改革前所未有，朱先生笑眯眯地说：“总行的很多管理人员也都很紧张。”
类似的改革也在中国建设银行大张旗鼓地开展，实际上中国建设银行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改革的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夸张点说，几乎隐藏在每个细节中———怎样处理党委会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之间的关系；董事长、行长薪酬市场化的度如何把握；人事大改革如何既承认员工历史贡献又着眼于未来的市场化需求，都是些必须十二分谨慎来处理的事宜。
交通银行改革是今年银行改革中必须提到的一笔，这家中国第五大银行尽管一直挂着股份制公司之名，但是却有国有银行之实，在今年8月，交通银行获得汇丰银行入股、改革先行一步之后，一度传出该行的人事改革还保留行政级别的消息。这个消息表明，国有银行改革在旧有的文化沉淀之下要实现改革目标之不易，当然，这也反过来表明各个方面对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的决心。
资本充足率8%：监管铁律震动业界 贷款利率放开：利率市场化只剩最后一步
这一年的银行改革是立体的，它的丰富性为过去年度所罕见。前面提到，宏观经济在2004年遭遇的挑战是中国银行体系一系列基础性改革得以推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人所共知，中国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于它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银行体系——来支撑，而非直接融资——证券市场——来支撑。也就是说，2004年的中国银行业改革不仅要考虑银行体系自身的承受能力，也要审慎评估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承受能力。
现在回头来看，这种在宏观经济和银行改革之间的艰难平衡并未令人失望。
与热闹的中行、建行改革相比，2004年2月末，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堪称震动商业银行的铁律，它的收效之明显，在年末已经一目了然。
在这一铁律中，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2007年达到资本充足率8%，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硬指标，在过渡时期内各银行必须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分步达标规划。
银监会还进一步规定，商业银行对特大型和大型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必须设定100%的风险权重，而以前，这一权重分别是50%和70%，银监会还要求必须对地方政府工程设定100%的风险权重。
如果回望一下年初的经济形势，我们更能理解这一规定的威慑所在。当时宏观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苗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40%，银行的放贷热情虽然略有收敛，但仍在高位上盘桓——银行体系资金的持续输出，很可能给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导致经济“硬着陆”，反过来又可能给银行体系添上大量的新不良资产。
4月25日，银监会再祭一招，将部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7%提高到7.5%，这些银行不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而是针对部分资本充足率未达到一定水平的银行。
“紧箍咒”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放贷狂热被锁住，5月份的贷款增速开始回落，目前已经稳定在13%左右。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不禁表示：“未来三到四年，鉴于资本充足率要求和风险管理，信贷扩张速度将控制在13%-16%，我对此非常满意。”
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来说，资本充足率的刚性要求可能是最为重要和基础的改革举措，一方面可以锁住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锁住经济风险。相比之下，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则是一个松绑之举。
多年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权力为贷款自由定价，不同风险和不同成本的客户定价差别不大，毫无疑问，这种措施的实施扭曲了资金价格，遏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冲动。
因此，许多观察人士相信，相比9年来的央行首次加息举动，在同一天宣布的放开贷款利率上限，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以后，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放开存款利率。尽管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文化还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和艰难的适应过程，但是政策的放开，使中国商业银行真正商业化的目标有望从纸面上向实际迈出更大一步。
11月，允许商业银行进入基金管理业务的规定出炉，也是一个为中国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空间的举措。大的方面来说，是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更多资金，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从而也是最终缓解银行体系的压力，小的方面来说，有助于改善银行过分依赖存贷业务实现利润增长的现实窘境。当然，这一规定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银行混业经营出现了松动。
对外开放：在压力下加速
回顾这一年的银行改革，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标志性事件——美国新桥投资最终入主深发展。9月22日，深发展发布公告披露，中国银监会批准美国新桥投资受让17.89%的非流通股股权，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时间的戏剧性变化后，新桥投资终于成为第一家控股中国商业银行的外资企业。
这一年发生的外资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事例则非常多，包括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包括新加波淡马锡投资控股公司入股民生银行4.55%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外国资本对参与中国金融业的热情非常之高，外国资本与中国银行业的融合在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表明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在加剧。
10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其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意外曝光，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份调查报告比较了北京市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结果37家银行中排在前12位的都是外资银行，在第13位才出现了一家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北京的分支机构竞争力则统统垫底。
报告在5个方面———影响商业银行竞争的外部因素、银行经营状况、业务拓展能力、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调查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相对于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优势。
对中国商业银行来说，这显然是一记重槌，尽管一些银行后来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方法提出质疑，但是报告提出的竞争力问题却的确不容小视。
12月1日，中国银监会宣布开始中国银行业的第四轮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在入世时就已经全面开放外汇业务，2003年12月，又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对象扩大到中资企业，本轮开放则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开放的地域从原来的13个城市扩大到18个城市。到2006年，将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同时放开面对中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人们一直担心中国银行业的全面放开，会导致一场存款搬家，从而危及到中国银行体系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从现在的情况看，外资银行的进入，的确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危险，从本次银监会高调举行中国银行业第四轮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来看，有关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步调和发展节奏成竹在胸。
民营银行：千呼万唤难出来
中国银行业改革是个艰巨的任务，这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年末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前任行长刘金宝的起诉，年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农凯发放3亿元贷款案、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法院联手作假核销不良贷款案的曝光，以及年初民生银行准备赴港上市之机曝出的股权疑案，都一次次提醒人们中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风险管制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这一年的改革中，我们没有看到民营银行领军人物徐滇庆去年力倡的五家民营银行试点——沈阳瑞丰银行、西安中国长城银行、江苏江阴商业银行、广东佛山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中的任何一家破壳而出。
8月，在浙江杭州，一家名叫浙江商业银行的银行挂牌成立，因为15家股东中有13家是民营企业，他们占去了约85%的股权，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它划入民营银行的序列。媒体指出，与这个名称不太相符的一些部分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的政府工作背景和银行成立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显示这家银行即便是民营银行，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彻底性。
毫无疑问，诸如浙江商业银行这样的银行的出现将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的增加似乎还太过微薄。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副代表汤敏是民营银行的倡导者之一。在最近接受《财经》杂志访问时，他再次说，“把银行改革，把中国整个经济的造血、输血系统都系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外资参股这一个方式上，今后的系统风险就会更大。”
2005年，中国的银行体系中能否多看到几家民营银行的身影呢？
（ 责任编辑：雨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