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上证指数跌破1200点的时候，水皮正在深圳参加中宣部召开的经济报道研讨会，与会的有全国各地110位负责经济报道的总编辑，不止10个老总问水皮对此有什么感想；
上证指数跌破1190点的时候，水皮刚好回到北京的办公室，正在阅读“股市14年基业面临坍塌”的报道，张卫星的电话就打进来，问水皮能不能做篇文章，呼吁闭市。
为什么要闭市呢？
张卫星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目前都看不清问题在哪里，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案；既然市场又面临着失控，恐慌又在投资者中蔓延；既然我们大家都明白，股市只是资本市场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金融风险的传递却会波及整个系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趁事态还没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果断停市呢？
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车况不好就要靠边检修，查除隐患才能安全上路，但是中国股市却没有那么简单。
4个月前，市场低迷，新股上市当日跌破发行价，管理层暂停发行，推出询价制度；4个月后，华电国际成为询价第一股，结果却询出了一个和H股接轨甚至差一点低于H股的发行价，引发H股板块全面暴挫。
这是询价的初衷吗？
恐怕不是。
如果是，我们就不会那么批判所谓“估值论”；如果是，证监会的四位前后任主席也不会那么纷言托市；如果是，谁再奢谈“国九条”，谁就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面对越来越多的A股价格跌破净资产，水皮不知道以净资产作为转让价谋求全流通的投资者有什么感想，上市公司又作何感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负责的上市公司，那么，此刻是他们回购公司股权以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的时候，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负责的管理层，那么，此刻正是他们落实“国九条”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事实已经证明，侵犯小股东利益的并不全是大股东，大小股东的利益都有被来自公司外部的投资环境和融资政策所伤害的时候，眼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那么，可能停市吗？
同样不可能。当年上证指数从1500点跌到340点，管理层没有选择过停市；现在虽然股市的规模和影响要比当年大得多，指数从2245点跌到1190点，管理层更不可能选择停市这样的极端措施。
早在2004年底的系列杂谈中，水皮就曾提醒管理层不要穿新鞋走老路，而是要真正将监管的重心从发行融资为本转移到维护投资为本。如果不能停市，那么可以暂停融资，如果不能停止IPO，那么至少可以暂停再融资。现在不仅IPO照旧，而且再融资也照旧，不光再融资照旧，而且还拿千夫所指的宝钢打头阵，1月19日第一次发审委过会的就是再融资项目，你让投资者怎么看？这么做是代表最广大的投资者的利益吗？
水皮认为现在的市场靠政策的确是救不起来的。超常规培育的机构成了管理层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心头之痛，什么时候都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指望基金托市，维护大局，稳定市场是痴心妄想。能够活跃市场的投资目前又正在贪恋房地产最后的晚餐，水皮在“中央银行和谁在博弈”中已经说清楚，中国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同时哄抬两个投资泡沫，楼市泡沫不破，股市行情没戏；从长远看，主导中国股市的QFII资金又有一个积聚的过程。青黄不接的中国股市真的需要休养生息待来年。
70年前，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军主力从30万打剩到不足3万，红军的失败不是因为国军的强大，而是因为王明路线的破坏，中国革命的转机不是因为国军的失误，而是因为中共在长征路上举行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月17日在离开北京之后，水皮写下“政策和策略”一文作为既将出版的文集《政策市———大话中国股市何处去》序言，文中所言，正切合此时此刻，现附录在下以飨读者。
政策和策略
100多家的券商，1300多家的上市公司，3000亿的基金，7000多万投资者，40000亿市值，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之快令华尔街都感到汗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让华尔街感到不可思议。
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有没有泡沫；国有股该不该减持，全流通该不该补偿；中国股市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在边缘化；千点论有没有道理，会不会推倒重来；创业板有没有意义，估值论有没有市场；“国九条”能不能落实，管理层有没有能力，自从2001年上证指数见顶2245点以后，围绕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讨论就没完没了。
中国股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立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是这个市场的经济形式，中央集权才是这个市场的政治内核。
因此，任何照搬华尔街治理模式的努力都难免教条主义，都难免无的放矢，都难免走向南辕北辙。于是，“市场化”演变成了“垃圾化”，“国际化”演变成了形式化；史美伦成了牺牲品，海归派成了替罪羊；股市投资成了高危行业，证券市场成了绝大多数投资者厌恶的地方。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后的1991年8月，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1935年1月，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70年后的2005年元月，中国证券市场如同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国革命一样陷入了有史以来的低潮。从1921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历时14年才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1991年到2005年，同样14年，中国股市能够找到自己新的历史发展方向吗？
驱逐李德容易，寻找毛泽东难；批判海归派容易，确立新思维难；攻击证监会容易，建设新机构难。
政策是我们的生命，策略同样也是我们的生命。
“大话政策市”收录的100多篇杂谈精选由水皮2001年以来发表的400余篇评论，分为大是大非、大智大惑四个部分。
什么是大是？所谓是，即规律。不管是“国九条”还是“救市”，解决的都是中国股市的“矛盾”，从而为中国股市寻找一个光明的“未来”。
什么是大非？所谓非，即失误。“挤泡沫”挤出一个“千点论”，指数被推倒了，但是市场却没有重来，相反，来的是一个丑八怪“企业板”，这个板能够如此顽强的诞生说明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超乎人们的想像。
什么是大智？所谓智，即智慧，大智，即大智慧。股权分置是中国市场的特色，也是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差异，要解决国有股“减持”，要让法人股滚动成“C股”，要最终实现“全流通”，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我们这代人的不具备的大智慧。
什么是大惑？所谓惑，即困惑。“IPO”新政为什么得不到认同，“制度”建设为什么那么困难，尚福林究竟是有为还是无为，“经济学家”扮演的究竟是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惟利是从的资本代言人。事实告诉我们，股市充满了名利之争，所思未必所言，所言未必所行，所行未必有果。众人忧果，萨菩忧因。
政策市向何处去？事关每一个投资者，事关每一个中国人。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