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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与展望 看形势 谈政策———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本报记者 朱剑红
记者：回顾2004年中国经济，人们听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宏观调控”，请您简要评论一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马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缺陷，熨平大的经济波动。衡量宏观调控成功与否，要同时看两个方面：一看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避免了经济发生大的起伏；二看经济基本面是否受到伤害，经济是否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字看，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令人振奋：GDP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2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突破1万亿元，增长38．1％；外贸进出口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35．7％；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更是令人鼓舞。您能否用数字概括一下，通过宏观调控在抑制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方面取得的成效？
马凯：如果讲数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长2％左右，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387．5亿公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增长25．8％，比一季度回落17．2个百分点。三是货币信贷增势减缓。2004年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分别增长14．6％和13．6％，比上年分别低5个和5．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新增2．26万亿元，同比少增4800多亿元。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信贷结构也有所改善。
2004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势头，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得到缓解，这一事实证明，中央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
记者：既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了，国民经济又保持了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是不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马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不可盲目乐观。
2005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有三个问题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影响较大，也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二是国际油价高位波动；三是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限制措施增多，增加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
从国内看，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是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加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依然偏大，新开工项目较多，投资需求膨胀还有可能反弹；三是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煤电油运仍相当紧张；四是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扬，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较大；五是就业压力大、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矛盾不可忽视；六是体制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请您介绍一下重点。
马凯：最重要的是，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住信贷、土地“两个闸门”，继续搞好信贷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着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切实防止某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反弹。更加注重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和重点。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2005年，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今年国民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
记者：回过头看，争论始终伴随着这次宏观调控，可以说，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要比历次宏观调控争论大。虽然人们的认识逐渐趋向统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马凯：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即经济运行本身比过去复杂得多；同时，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处在苗头性、倾向性状况时提出来的，这比在矛盾充分暴露后统一认识要相对难一些。从主观上讲，与人们占有的信息量不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不同，以及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有关。
记者：争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这次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过度反应。
马凯：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从2003年起，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播种面积连续5年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等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这次也不例外。投资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它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加剧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拉动了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任凭这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发展下去，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记者：这次宏观调控中对“铁本”的处理，有人说是“打压民营经济”，你怎么看？
马凯：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查处“铁本”，不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而是因为它在土地管理、环保评估、银行信贷和纳税等方面严重违法违规。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民营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如2004年，私营企业投资增长47．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外贸出口增长6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选择好发展重点。如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就深有感触地说：“宏观调控引导我们加快树立科学发展观，让企业发展得既快速又稳健。”
记者：争论很大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您曾说过，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请具体介绍一下“组合拳”的各种“招数”。
马凯：对于这次宏观调控，中央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的是“组合拳”。比如，为了扭转粮食减产的趋势，国家并没有恢复粮食种植和收购的指令性计划，强迫农民种粮、卖粮，而是实行对粮农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财政手段，特别是对部分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用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也并没有主要靠强化项目审批，而是主要靠把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在信贷方面，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信贷总规模，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还上调了存贷款利率，扩大了利率的浮动范围等。在土地方面，主要是法律手段，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开展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于一些盲目投资、过度扩张行业，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提高了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当然，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记者：看来，是靠“组合拳”的力量，才把固定资产投资的温度降了下来。
马凯：其实，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几个百分点收获更大、意义更深远的是，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不仅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一次经济发展大的起伏，而且加深了全党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收获，对于我们理清发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的实践，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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