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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部地区的发展，就不能真正实现地区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就不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部六省发展研究中心组成的《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政策研究》联合课题组提出的论断，所谓“中原定，天下安。”
而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西部大开发又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为此，河北党校马副祥等人甚至专门著书《谨防中部塌陷》。
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可谓正当其时。这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分区推进的发展战略，使得中部地区处于相对“政策洼地”；也不仅在于，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我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具备相当工业基础的中部提供了产业承接和经济崛起的机遇；还在于，中部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地处内陆腹地，总人口3.61亿，占全国的28.1%；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早在2003年9月，林毅夫就提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在“三农”。我国近两年连续两个农业“一号文件”确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无疑为中部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契机。
如何抓住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六省逐鹿中原的竞相发展格局，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三位来自中部三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探讨中部崛起战略的具体思路，他们是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湖北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
由“中部塌陷”到“中部崛起”
《21世纪》：在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之前，中部地区经济的缓慢发展已经为各方所关注，甚至有学者著书提出“中部塌陷”的概念。诸位对此如何判断？“中部塌陷”原因何在？
李善同：“中部塌陷”的说法，源自于近年经济指标统计中中部增长较慢的现实。当然，这主要是指一些增长指标，诸如投资增速等，和西部相比，总体实力上还是中部更强一些。
我个人一直不太同意把“中部崛起”与“中部塌陷”联系起来的说法，总觉得这样有一种攀比的感觉，好像是说，东部在开放政策推动下已经发展起来了，西部现在有“大开发战略”，东北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而中部什么都没有，所以中部也需要说法、也需要政策扶持。
而事实上，一个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总会有高有低，从数字计算来讲总会有低于平均值以下的地区，而如果仅以此作为需要政策扶持的依据，未免牵强。
我这样讲不是说中部地区不应该得到政策扶持，而是想提供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不要因为自己目前在增长方面暂时落后而盲目进行政策攀比，而是要在客观分析自己优劣势和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用好已有政策，积极推动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也就是说，在发展方面，我更看重那些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而出台的功能性政策，而不是笼统地按区域给政策，因为这样的思路往往会造成轮番攀比，而且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中部的经济进入增长相对较慢阶段，近些年甚至出现增速落后于西部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东部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带动和延续了东部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二是西部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这些资源中，除少数涉及战略安全的品种外，大部分品种的价格已经放开，政府对这些产品的价格调整比对主要农产品的调整还要快一些，从而使西部发展获益，相反，价格变化较为缓慢的农产品恰恰是中部的主要产品。
至于李善同说到的功能性政策，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其实虽然有东中西部的说法，实际上很多政策还是针对地区特性和市场环境的不足提出的，主要用于改善市场条件。从这个角度讲，区域政策也还是有一定针对性的。
《21世纪》：何谓功能性政策？我国区域性政策提出的背景如何？
李善同：所谓功能性政策，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特定的目标或具体产业特点出台相关政策。比如中部地区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其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农业人口，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也较高，农业发展对与中部发展非常关键。而这两年，又恰恰是中央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部地区各级政府乃至其他地区的农业大省都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用好了这些政策，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推动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措施出台。
从历史上看，我国明确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才开始的。尽管此前东部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发展很快，但当时的提法不是“发展东部沿海”，而是“加快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东部在区位和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暗合，因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区位和资源禀赋包括：地处沿海和对外开放前沿；市场轻工产品短缺，而东部恰巧具备轻工业生产基础；劳动力素质较高，具有人才优势和商业传统等。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东部的发展，只是国家加快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的结果。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带有明确区域指向性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两个地区实施区域发展政策都有理论支撑。
比如西部大开发主要针对的是贫困问题。区域政策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地方施加政策影响，用政策补偿其发展条件上的天然缺陷，以获得均衡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是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体制、结构等历史遗留问题，是通过政策扶持使其重新焕发活力的问题。
这两种区域发展模式，在国际上有理论和先例，比如欧盟给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葡萄牙、意大利南部提供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德国改造鲁尔区等。
《21世纪》：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功能性政策是否优于区域性政策？
李善同：中部的情况确实不同于东、西部。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条件，中部都优于西部，而所谓的“塌陷”，不过是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一些国债项目的建设，使得中部在增长速度上落后于西部。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认为中部也应该有区域优先政策，似乎缺乏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而从中部的现实看，其目前国家针对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适用于支持中部的农业发展；其传统制造业改造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同样可以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在东北发展上用的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等”，就包括相关政策在东北取得经验后再用于其他老工业基地。
扭转中部困境
《21世纪》：中部各省分别面对怎样的困境？又准备如何扭转这种困局呢？
李宪生：武汉所面临的最明显问题是，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却经常被人忽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武汉的地理位置，更遑论了解其战略意义及发展前景。两年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中，我便提出“武汉在哪里？”这个话题，去年我又进一步提出“武汉—一座被低估的城市”，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宣传和研讨，让政府官员、投资者以至一般民众，了解武汉，关心武汉。
田成平：山西是“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现时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便是如何变身为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从时代背景来讲，前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并适应其需要的，产业的选择和布局、建设的规模和进度、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国家确定和调配，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经营；后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在市场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政策双重作用下进行的。
从投资主体来讲，前者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投资甚么、投资多少，生产甚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决定并具体组织实施；后者则以不同的所有制的各类企业为投资主体，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提供服务。
从产业特点来讲，前者主要是发展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业，结构单一化、重型化，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经济效益低；后者则强调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通过先进的理念、设施、技术和管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最终形成多元化、高级化的支柱产业。
从增长方式来讲，前者主要追求速度的增长和总量的扩张，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后者则是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统一，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注重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建设生态，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从建设成效来讲，前者主要体现在为国家提供能源支持，自身的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群众收入增长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则是以能源和工业为基础和突破口，使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的一些水平，带动山西的全面创新，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陈叔红：湖南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速度不够，GDP增长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日益拉大，2000年湖南的GDP增长率是全国平均的88%，去年已跌至83%，主要原因是基础建设较差。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激发了中部各省领跑中部、率先崛起的热情。 “中部崛起”的机遇已演变成“崛起中部”的竞争，湖南要发展、要崛起，面临着极大压力。
我省在国家重点挖掘的三大优势方面，缺乏绝对竞争力。区位方面，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有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湖北历来有“九省通衢”的说法，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国家布局的沿江铁路；江西处于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的结合部；而湖南缺乏经济的中心结点和区域的交汇点。
资源方面，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湖北有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省缺乏具有国家开发价值的单体大型战略资源。
科教方面，虽然我省在中部有一定的优势，但几乎所有指标都与湖北有一定差距。在国家产业布局、投资取向、项目定点等方面，要进入国家的决策视野，争取国家的支持，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容乐观。
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21世纪》：面对中部困境，中部各省要崛起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又将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
田成平：山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把优势做“优”，打造中国最大动力煤、焦煤生产基地；把特色做“特”，构建中国最大不锈钢和铝镁业生产基地；把产业做大，培育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等；把技术做高、把链条做深，打造“中国鲁尔区”与中国生态工业园。
李宪生：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中国三大增长极的中心点上，可谓得中独厚，得中独优。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武汉落后了。更有所谓“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和“中部塌陷”的舆论压力。
但武汉人民仍能自强不息，在大力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致力于交通枢纽功能、产业牵引功能、要素集散功能、服务中心功能、管理中心功能和创新中心功能六大功能建设。
陈叔红：在中部六省中，湖南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经济有一定的基础，2003年的GDP总量4639亿元，人均7554元，均居中部第三；二是资源比较丰富，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首位，水资源总量居中部第一，旅游和生态资源独具特色，森林覆盖率53.7%，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二，农业资源丰富，水稻产量居全国首位。三是科教有一定优势，科技活动直接产出综合评价居全国第四，占中部首位。
《21世纪》：中部崛起的战略意义如何？中部整体的优势在哪里？
李善同：中部发展，对于中国总体竞争力的提高非常重要，在东中西三部分发展中，其所起的是承东启西的作用。中部发展了，对于推进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仅从“塌陷”、“不是东西”的角度看中部发展，就太消极了。
首先，中部农业潜在的优势非常大，关键是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优势。中部农业人口多，资源丰富，去年我回了一次湖北大别山老家，那里山清水秀，出产的板栗质量非常好，但人却较穷。我知道真空包装的板栗在北京乃至美国价格很贵，而且市场销路很好，但在那里就是无法实现产业化。我想类似这样“抱着金盆受穷”的情况在中部比较普遍，如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如何延长农业产业化链条，开拓市场，成为这一地区优势发挥的关键。
其次，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外，中部还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在一些中等技术含量的产业。如何发挥已有的产业优势，提升产业层级，也是中部地区该认真研究的。我想，目前在东北实行的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针对资源枯竭城市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都值得中部地区认真研究，并向中央政府争取其中的适用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使其针对性更强。
三是要把人才优势发挥出来。刚才讲到过，中部相对于西部，有比较好的人才和劳动力储备，也有较好的人文环境和教育传统，如何留住人才，发挥其优势，也值得认真研究。
林毅夫：总体来看，中部的优势有三：一是农业基础较好；二是有较为集中的工业布局；三是能源丰富。
首先，我认为中部的根本优势还是在农业，中部要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这一比较优势，而要使这一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和经济的比较优势，需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住东部产业升级后腾出的巨大农产品市场空间，争取建立统一大市场。目前东部的比较优势是轻工制造业，其优势充分发挥后，必然造成农业劳动力短缺、城市化率提高，农业用地减少等情况，这就相当于无形中让出了很大一块农产品市场，对于紧邻东部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广大中部地区，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市场机遇。
二是加强农业科技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产品市场空间腾出来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中部能不能保障供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部的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技术升级、农田水利及相关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如何。
三是要在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方面下功夫。要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从量到质的需求，并能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是新型农产品市场对现代农业的要求。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信息化水平、科技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等都是关键因素。中部是传统农区，农民具备较好的传统农业素质，但如何适应新阶段市场对农产品供给的要求，如何从一个传统农业劳动力迈向现代农业生产者，还要政府在财政和教育资源方面给予扶持。
以上思路，与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基本吻合。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40%左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问题，不仅是解决中部问题的关键，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其次是中部地区有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在传统工业制造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要发挥中部地区由“三线”建设时期所打下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关键是选准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为此需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仍是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使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对于这一地区的产业选择来说仍很重要；二是在产品选择上，要选择那些既能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国内又有足够市场需求的产品。
中部地区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能源。比如山西的煤炭，此外江西、安徽也有一些，在能源紧缺的今天，能源产品价格又已经大多放开的情况下，这一优势将越来越重要。
李善同：我们曾经做过产业结构相似性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中国总体的产业结构最为相似，比如农业为主，农业人口比重大等。
因而，中部农业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解决中部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也十分关键。近两年中央对于农业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直接推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措施，这对于维护粮食安全和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很重要，今后的政策还需向更深一步发展，农业研究也要有新突破，而不仅停留在维持和补救上，要着眼于建立一个农业自身良性循环的机制。
农业人口多，耕地少，生产规模小，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等，既是中部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也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有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对于中部更为适用？这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两种模式中，我个人更倾向于目前应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和升级，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总体竞争力，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土地，而且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1世纪》：对于中部来说，所占比重较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能否化劣势为优势？
林毅夫：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那么农业和农业人口就是中部的劣势和难点，比如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对于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控制等；但反过来，如果你以市场的眼光看待农业和粮食生产、看待农业人口，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比如在东部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的背景下，中部仍具备劳动力价格优势，且劳工素质较高，有些东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转移到中部来；在东部逐渐腾出农产品市场的背景下，这里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势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所以，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观察视角和对产业发展的选择，客观分析了自己的特点，在产业发展上扬长避短，按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就能将劳动力价格优势、粮食等农产品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
《21世纪》：中部的主要产品如粮食、能源等，有不少是战略产品，市场对于价格的决定作用还受制于国家政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毅夫：尽管粮食、能源的价格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政府管制，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及体制改革的加快，政府对于这类产品的管制将会越来越少，而相应的政策补偿机制和能够良性循环的体制将逐步建立起来。这都将有利于中部的发展。
而且，在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卖资源和原材料是不是就一定不好，这很难讲。以澳洲和阿根廷的发展为例，二者在19世纪末都是自然资源丰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国家。澳洲现在还是经济发达国家，但其至今仍在出口羊毛而不是羊毛衫、出口铁矿砂还不是钢铁，澳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衡量之后发现，羊毛和铁矿砂更符合其发挥比较优势原则，因为这里劳动力少，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技术已经成熟、劳动力使用也相对较多的炼钢等产业；而阿根廷则在一些理论的指导下，不顾自己产业优势，很早就弃置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以出口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从而造成后来的很多问题。
所以，说到底，对于中部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客观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原则下，找准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区段，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发展。
把握“崛起”机遇
《21世纪》：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中部的发展前景如何？
李善同：我强调以功能性政策促进中部发展，并不是说中部发展不重要，恰恰相反，我认为目前中部地区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功能性政策的实施对于中部发展将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中部各省应该根据自己的省情，很好地抓住这些机遇。
简单分析中部的发展机遇，有以下四点：
一是东部的产业转移为中部发展带来机遇。由于东部发展较快，产业升级日趋明显，东部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地价上升及环境承载能力限制，开始向外转移，而临近东部省市的中部各省恰巧得地利之便，同时又有产业基础好、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便宜的优势。
二是进一步扩大的区域合作为中部带来发展机遇。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近年来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合作，如泛珠三角、长三角等，涉及区域逐步扩大。继去年“珠江经济带”走向“9＋2”的“泛珠三角”后，“长三角”也开始提出要不要“泛”的问题，这两个“泛”，不仅将湖南、江西、安徽等省涵括进去，而且大有向整个长江经济带延伸之意。
纳入经济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合作体系，对于发展相对缓慢的中部来说，无疑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有效的资源整合。
三是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为中部带来发展机遇。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间基础实施的完善，运输工具的便利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心城市将不断壮大，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其影响将不断加强，大城市圈将因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而逐步形成。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大城市圈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并将成为最具活力和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系。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圈等，可以为中部的崛起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从目前发展阶段看，中部地区的发展正面临难得的机遇。中部地区的优势，集中在农业、能源和交通三个方面，而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这些产业都面临大好发展时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能源需求增长迅猛，为中部能源大省提供增长的动力源；中部地区集中了联通东西和南北的交通干线和枢纽，如郑州、武汉、长沙等，具有依托交通发育市场的天然优势；此外，这里较为成熟的人文教育环境和商业传统，也为地区发展培育了软实力。
《21世纪》：中部发展的机遇不可错过。从中部各省(市) 的实际工作来看，重心在哪里？
田成平：山西省要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推进各项体制创新。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至关重要。
二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单靠省内资源是不够的，这是一项开放的事业，必须放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谋划和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核心在“新型”二字，其重要特征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长期以来，我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差。因此，要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以能源原材料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废物排放，循环利用资源，发挥资源最大效益。
四是切实端正用人导向。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领导干部是关键，山西省政府会注重在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的实践中识别和培养干部，把实际成效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和内容。
李宪生：武汉要努力发展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为战略支点区域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多个增长极，特别要求有撬动区域发展全局的战略支点。从战略支点所必须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武汉地理位置居中，承东起西、接南转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具有传导和中继作用，理应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城市。
围绕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武汉将坚定不移地振兴现代制造业，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构筑产业高地，夯实、加速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制造业是武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支撑。
围绕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武汉将巩固交通枢纽地位，建设现代物流中心，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构筑加速区域发展的功能基础。武汉既是“九省通衢”之市，又是万商云集之地，交通和流通是武汉的比较优势。中部地区崛起客观上需要一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现代物流中心，从影响现代物流发展的区位、市场、交通、成本和服务等基本要素来综合衡量，武汉是中国最理想的物流基地，最适合成为商品和要素的集散地。
围绕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武汉将利用两种资源，联结两个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速中部地区与国际国内市场的融合步伐。
综上所述，武汉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坚持“两业并举”，提升“两通功能”，拓展“两个市场”，充分发挥战略支点作用。
陈叔红：湖南崛起的工作方向和用力重点，将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锁定目标，紧紧盯住中部六省中经济总量排在我省前面的省份，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差距不拉大，并力求缩小，逐步赶超。到2010年，力争GDP总量突破10000亿元，年均增长11.6%左右，跻身中部第2，人均GDP约14500元，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现有基础测算，到2010年，我省人均GDP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速必须高出国家2个百分点，即2010年增速必须超过12%。
二是突破产业，就是要集中力突破工业，着力抓好10大优势产业集群，形成20个产业链条，100家核心企业，200个投资过亿元的重大项目，迅速实现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力争2010年，工业增加值达到3500亿元左右。其中装备制造是重点之一，力争2010年，装备制造产业销售收入达到1200亿元以上。
三是夯实基础，围绕加快推进“三化”进程，合理布局以水、电、路和城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加快发展、率先崛起构建坚实的平台。力争2010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3000公里，所有市(州)、县(市)之间用二级以上公路连接；加快长沙、衡阳、张家界火车站改扩建；发挥株洲江南最大货运编组站的优势。电力方面，力争到2010年发电装机总容量突破2300万千瓦，新增800万千瓦以上。
四是营造极点，就是要营造长株潭这一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是湖南崛起的必然选择和希望所在。湖南要赶超湖北，关键作为长株潭必须赶上武汉。2003年，长株潭三市GDP为1580亿元，增速为12.8%，武汉三镇GDP为1662亿元，增速12.1%，因此，必须在稳步推进湘西地区开发、一点一线发展的同时，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一个可与武汉比肩的核心增长极，并力争成为中部地区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投资热点。
《21世纪》：观察中部各省的战略规划可以发现，各地都将发展交通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未来中部的交通能否成为其比较优势之一？
林毅夫：在我看来这主要取决于西部发展得如何。比如美国，由于其东部、西部都比较发达，连接东西部的中部自然就具备了交通优势。从目前情况看，中部的一些交通枢纽地带有一些城市具备有交通带来的发展潜力，比如武汉、郑州、长沙等，但还多是单个城市，没有像东部一样形成城市群，还是“点”，而不是“面”，而能否形成“面”，取决于中部自身经济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
权衡“中部崛起”的市场与政策力量
《21世纪》：中部各省能否实现产业联动，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中部产业带？中部能否与东、西部实现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达至“承东启西、联结南北”？
林毅夫：一个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与周边地区联动，形成整体向上的力量。比如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便一方面为中部和西部发展腾出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为这些地区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中部的发展对于西部来说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同时也会为东部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李善同：中部的发展，对于推进中国总体发展至关重要。从目前情况看，加强中部与东部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中部发展的龙头不在中部，而是在东部，因为那里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市场规模大，外向程度高。我们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会形成四带一区（东北地区）的说法，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这些经济带的龙头也都在东部沿海。
《21世纪》：西部大开发目前还在打基础阶段，其政策性优惠的持续会否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
李善同：说到西部大开发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意义，我与同事曾有过这样一次有趣的争论。同事认为区域优惠政策，就像在地上挖了一道沟，水自然就会流到沟里；我的反驳是，西部地势较高，这道沟得挖多深，才能把水从平原引到西部呢？
其实我要讲的道理也在其中。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获得的政策优惠，不会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因为至少这十年，西部大开发将处在打基础阶段，主要是利用国债项目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解决通道问题。至于到产业的发展，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中部不同，前面讲了其所具有的自然、历史、人文和区位优势，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规律的作用永远不可低估。中部发展滞后，并非源于政策洼地，这同中国大多数区域发展问题一样，多源自自然、历史人文和体制问题。
《21世纪》：以西部大开发为例，政策拉力与市场配置资源，哪一个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林毅夫：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目前西部大开发主要是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产业转移和发展的角度讲，中部相对于西部优势更为明显。
《21世纪》：那么，中部崛起在寻求政策支持和市场发展方面，如何权衡呢？
李善同：我认为，从机遇出发看中部发展，可以使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更为积极和开阔，而不仅仅囿于被动的政策攀比。
1980年代东部的发展，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关系密切，而现在中部的发展，同样面临东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产业转移牵扯到一系列政策结构和资金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但所需政策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政策、从扶贫角度出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老工业基地政策肯定不同。
因而中部目前最该做的是，研究自己，研究发展。在客观分析自己情况的基础上，使已有的政策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同时狠抓落实；当然，这并不排除针对自身其他发展特点推动相关政策出台，但这种政策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简单“你有我也有”的政策攀比。
田成平：我们建议中央完善扶持政策，增加转移支付，特别是在建立煤炭开采补偿机制、完善煤炭资源税调控功能、改造老矿区和资源型城市、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山西的支持力度。
李宪生：武汉既有的工作既是立足于武汉的现实基础，又是发挥武汉比较优势，既需要武汉主观努力，更需要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为使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得以有效实施，我建议中央尽快成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加强区域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市作用的研究及其相关政策，并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陈叔红：湖南会尽量自行解决问题，当然也期待中央的支持。例如在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上，我们去年已经先行取消了省内的农业税，承担了5.3亿元短收的税款，今年中央将在这方面给予补贴，将令我们的财政更充裕一些。
我们会抓住两会的机遇，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等形式，多渠道反映我省存在的实际困难，呼吁国家对湖南多给予一些实实在在的倾斜和支持。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