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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与谁对局
香港嘉利来案的起点，是两个较小的主体斗法：一方是香港嘉利来公司，这个主体很单纯，他们价值十来亿人民币的股权被人家剥夺了。但抢他们的是谁？这一方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嘉利来的总裁穆军把对手称为“一伙人”，这“一伙人”到底是谁？穆军提到了原北京市经贸委（现商务局）和北京市工商局的“个别公务员”，以及北京市二商集团参与该项目的两个负责人。由此说来，嘉利来案的肇事者不是北京市二商集团这个法人，而是一些公私身份模糊不清的个人。
数年前，北京市二商集团和香港嘉利来达成了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协议，破坏这个既定协议需要某种动力，需要利益的诱惑。从金融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国洪起的介入来看，好像这位金融大鳄与北京市二商集团的某些人又达成了一种协议，他们以更改北京嘉利来公司合作伙伴的方式，夺取了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这个项目，剥夺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中的最大股东的权益，并在他们内部重新分配这块利益。
这就是该事件的起点。那么，伤害香港嘉利来的究竟是谁呢？是二商集团？是北京市工商局？还是原北京市外经贸委？好像都不是，好像又都是。然而穆军一旦开始自卫，对方出面的似乎就成了一个“组织”，不再是那“一伙人”了，他们成了堂堂正正的二商集团、批准二商集团侵权行动的原北京市外经贸委和北京市工商局。“一伙人”带上了官家的面具。穆军一看对手厉害，就向国家商务部求援，请他们来做行政复议，于是，坐在这一边的也不是香港嘉利来的穆军了，而是国家商务部和香港嘉利来。商务部把自己的行为限定在行政复议权的范围之内，认定了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商务局就被迫成为对方的代表。
在新一轮的博弈中，国家商务部和香港嘉利来占据上风，因为国家商务部的级别高、有行政复议的权力，而且国家商务部有合法理由要求北京商务局纠正他们的错误决定。但对方又使出新招。北京市二商集团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二中院判商务部一审败诉，国家商务部和香港嘉利来公司在新的对局中败下阵来。
我们看到，本来这是一场行政体系内部的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博弈，被对手扭转为司法与行政的对局。在这种司法对局中，国家商务部与二商集团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因而地方政府部门可以打败中央政府部门。穆军的对手既聪明又强大，还能调动司法系统的力量。法院和北京市二商集团本来是两个部门，分属两个系统，如果秉公执法，我们就无须乱猜。如果明显偏向，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他们为什么联手？是内部的横向联合，还是被更高一层的人把它们拉到一起？法院方面说，他们在此案的审理中也不能做主，需要等待指示，这种说法似乎又在暗示有更高层的介入。
香港嘉利来公司这方一看压不住，又使出新招，向国务院求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督促北京市商务局执行商务部的指令，在条条系统中，下级服从上级决定，是行政法律的起码要求。这样，局势不断扩大，对局双方的主体不断变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变局。这场博弈至今仍未了结。
博弈双方的利害关系如何计算
在这场博弈中，香港嘉利来这方面利害是很清楚的，就是夺回本应属于它的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60%的股权，穆军的努力可以用维权这个词。而国家商务部只是在执行一项公务，职责行使好了是其应尽的义务，行使不好就有点失职，这个责任似乎不太严重，远远比不上损失价值十亿左右人民币的分量。
所以，支持香港嘉利来的商务部应当说相对缺乏切身利害。假如商务部不坚持，推托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现实中不少政府部门似乎就是如此。穆军认为这背后的深刻道理恐怕就是这种利害计算中的不对称，也就是心理动力的不对称。当然，事实上国家商务部和国务院办公厅都出面了。纠正北京市商务局的违法行政行为，本身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当香港嘉利来公司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的时候，每一次在利害关系上似乎都比原来弱了一级。总之，香港嘉利来这方的几个当事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要比对方的几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弱得多。
再看看对方是怎么计算其利害关系的。当然，我们还是推测，因为这场博弈有很多环节我们不清楚。但他们的利害关系与香港嘉利来那方显然不一样。一般说来，人类社会中的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但政府组织所拥有的合法权力可以被私人借用，政府组织所拥有的免责空间也可以被私人利用，即所谓以权谋私，利益归私人一伙，责任担当归政府机构。牟利时可以一报还十报八报，卸责时可以十报八报还一报。这里蕴涵着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善恶报应的脱节，由此可以产生巨大的利益。
具体来说，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复了一个文件，转换了股东，剥夺了香港嘉利来公司60%的股权给了香港美邦公司，这样的批复究竟是代理人的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从文件看来应该是政府部门行为，盖着政府部门的章。但如此作为的政府部门，显然不是在尽政府之责，实际效果并不是维护公正和良好的经济秩序，而是做了一件对政府部门中的“个别人”有利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表现出来的政府行为其实是在维护某些人的私利，而不是法律和公益。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当事人在某个政府部门，他就有可能动用公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这场博弈的每一次结盟之中，从“项目负责人”到二商集团，从“个别公务员”到商务局，再从“个别公务员”到工商局，最后由“一伙人”到第二中级法院，每个关节都有一个“借力”和卸责的机会，存在一个借公权谋私利，同时又无须承担相应风险的空间。私人躲在政府的装甲中办事，如同坦克手轻松操纵重型坦克一样，进攻时，四两力可以化为雷霆万钧，防御时，雷霆万钧可以化为四两。假设没有这种借力和卸责的空间，“一伙人”剥夺香港嘉利来价值十来亿的股权，这等惊天大案岂能拖延三年？反过来说，有了这个空间，我们就看到“一伙人”的能量，居然大到与中央政府权威部门抗衡的程度。
“官家主义”秩序
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看到了许多史实背后自然生成的一种“官家主义”逻辑。
“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官家”在古汉语的解释有三个意思：第一是皇帝。宋朝之后，官家的第一释义就是皇帝。第二个意思是衙门，就是条条块块说了算。具体到某县，就是县太爷说了算。官家的第三层意思就是官僚个人。比如香港嘉利来这个案子当中的“个别公务员”，在他们的权力行使范围之内存在选择空间，如何选择由他们说了算。在这个意义上，官员个人也是有政策权的——我把这种私下移动的权利边界称为“潜规则”。
在现实生活中，反抗“潜规则”的成本非常高。像香港嘉利来这样既有财力、又有人才的机构，为了对抗这种“潜规则”，为了取回自己的权益，折腾了三年尚未有结果。如果它稍一懈劲，这事儿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没有人替它打抱不平。大公司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百姓。那么，假如被剥夺的不是价值10亿的权益，而是50万的权益，若要想把这些钱夺回来，可能要花费100万，人们如何选择？当对抗潜规则的成本大于抗争收益的时候，潜规则就很有可能在事实上成为法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利益分配。
官家主义中的“主义”就是指规则，在制订规则方面做主，就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空间和地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家主义秩序。这是由王法、潜规则和条条块块不同的地盘规矩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人也存在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历史上的“官家”集团是有层次有结构的，各自说了算的范围也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其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
权力支配下的市场和产权制度
在社会生产中，特别要紧的是保护产权。如果农民种了地，收获却被人抢走，那农民就不种地了，所以，产权保护是生产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充满了暴力和欺诈，市场的纯度就发生了问题，买卖不是被抢就是被骗，交易就无法进行，分工也就不能存在了。市场和产权的纯度，关系到中国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命脉。
影响市场纯度的，首先是行政权力垄断，比如某县啤酒垄断某县市场，不允许外地啤酒进来，进来就被罚款，被没收，这就是借用某些行政权力建立的垄断。再比如银行只许官办，其他人谁也不许插手，插手就是非法集资。如果各种市场里都有一套凭借权力建立起的垄断壁垒，市场就成了江湖码头。公正的政府应该禁暴除奸，使市场的纯度升高，让市场参加者靠价格和质量争胜负，而不能靠拳头的大小争胜负。在产权方面，也应该是谁挣了钱是谁的，不能谁的拳头硬钱就归谁。只有建立起高纯度的市场秩序和产权制度，人们的生产和投资才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也才能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方面进行竞争，而不是在收买权力和暴力比拼方面竞争。
现在我们再回到香港嘉利来的遭遇上来。我们发现，其中的产权秩序被弄乱了，不再是谁投资谁受益，似乎成了谁的权力大，谁与官员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盟，谁就受益。这就破坏了产权制度的纯度，让投资者心存恐惧。这件事情的发展和处理会产生示范作用，可能导致更多的人去仿效，去打别人的主意。
不幸的是，此类事情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了。比如说，安徽某地的一个商人在当地建了茶城，干得挺好。忽然当地政府部门翻脸了，换了合作伙伴，把人家价值千万甚至上亿的权益收回，只给几百万补偿费。这个商人咽不下这口气，也是闹腾了一场，最终还是斗不过官家。这种官家收拾资本家的抢钱故事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这种前景一旦成为众人的预期，一批能有效地组织生产要素，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家就会退出市场。另外一批人就会受到激励，跟某些官员勾结，想方设法地佩带权力杀入市场，他们将对市场和产权秩序形成更大的威胁，这种恶性循环转过几轮之后，我们将看到很萧条的局面。
如此推演似乎有些极端。但我想强调一句。此案如果发生在偏远地区，如果没有经过广泛报道，仅仅是某地个别部门官员与恶商悄悄抢了十来亿人民币，其外部效应还是有限的，危害不过数亿人民币而已。但是此事发生在首都北京，号称首善之区，并且经过广泛报道，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其示范效应就非同一般。一旦嘉利来股权剥夺者得逞，似乎更多的觊觎者就会受到鼓舞，他们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可以发现受害者甚至中央政府部门的那点手段无非是“黔驴之技”，于是，此案就有可能百次千次地在一些地方得到复制。此案的结果，关系到即将形成的众人预期的性质。这种预期又关系到未来的经济秩序。
经常遭到官家和黑道侵犯的经济秩序是什么秩序？掺杂了众多暴力和欺诈的市场还是市场吗？偏离了按劳分配或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产权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套用古汉语和天津方言，这种掺杂了暴力和垄断的秩序就是杂霸秩序，这些地盘就是杂霸地。杂霸秩序的充分展开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抑制生产、鼓励抢窃和诈骗的悲惨前景。
杂霸秩序其实是一种导致双输结局的秩序。采用这种策略致富的恶商和某些官员，他们暴富的成本很低，但是潜在风险很大。他们在发财的同时也在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绞索。他们干的都是违法乱纪，甚至是谋财害命的事情。一旦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下地狱。
所以，这样的竞争，对于合法经营的商人来说不公平，对于那些掠夺别人财产的人来说，挣钱也意味着玩命。挣了黑钱的人未必能睡好觉，得赶快想办法往国外跑。所有的人只能是短期行为，很难培育出优秀的百年企业，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健康而稳定的预期。
维权的成本怎么才能降下来
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人想犯法牟利，这并不新鲜。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犯了法以后，惩罚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如果很容易就把违法行为纠正过来，成本很低，那么违法的事就会大幅度地下降。
如果我们的维权成本很低，那大家就不怕被别人侵犯。如果维权成本很高，比如我若想要回被抢的5万元，我得花10万，这权利就不如不维。这就意味纸面上的规定并不要紧，真实的法律和秩序是由侵权和维权的成本和收益决定的。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将导致实际管用的法规和秩序的变化。嘉利来事件揭示出一种真实的法规和秩序的存在，而这种秩序的生存土壤是地方的“诸侯化”，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如何降低维权的成本，提高侵权的成本？大家一般都寄希望于法律。香港嘉利来和商务部一审败诉后，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但根据经验，我对这种上诉不敢乐观。众所周知，我国的基层法院要判一个大案，需要向上级法院请示，一审的结果往往就是与中级法院甚至高级法院三方商量后决定的。
但是，我习惯的估计似乎过于悲观了一点。在本文初稿完成之后，我得到消息，北京市高级法院三天前宣判：二中院一审判决程序不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个比较公正的判决似乎证明我的预测错了。我愿意犯这种错误。
司法系统被称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系统的公正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撼动地方割据保护下的“杂霸秩序”，现成的一个答案就是让该地法院摆脱地方其他权力的干扰，让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独立于地方政府，减少与地方利益过多的纠缠关系。银行系统这么做了，由政府造成的坏账就减少了。司法系统不对地方负责，直接对法律负责，至少是对条条而不是块块负责，这样地方法院就会在一个相对公正超脱的位置上去秉公执法，在某些地方官员抢钱的时候，公众维权也相对容易一些，于是贪腐的事就会相应减少。（作者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本文编辑 王平）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