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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各位朋友在这里聚会，恳谈经济学问题，庆贺我八十岁生日，我很感谢诸位的光临。
我这八十年，是平凡的八十年，算不得有什么大出息。作了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培育。
八十年来，除了孩提时代以外，有六十多年都是与经济学打交道。我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年轻的时候，看到祖国积弱贫穷，感到富强之路要从经济做起。高中时候，开始接触“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以为经济学可能是较好的谋生手段，于是考大学时选择了经济学，以后就一直走了下来。
解放前，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南联大时，又受到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解放后，进一步研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义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影响。这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样处理它们的关系的呢?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现在，研究经济学要有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不大时新了。但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说到观点和方法，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要坚持的，但具体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可以借鉴，为我所用，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用。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新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它的历史辉煌作用的。但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协调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引导。在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作用。这是我和许多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的信念。
以文革为界，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文革以前，研究领域主要在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面。因为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用抽象理论的形式，来分析探讨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运动机理，避开了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探讨在许多方而，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也适用。感谢李建伟博士在《刘国光教授经济增长理论简介》(动态第十一期)一文中，对我文革前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个集中的概述。文革以后，我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发展扩张到经济体制，更直接接触现实经济了。二十多年来，写的比较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最近出版的《自选集》中。这个集子的前言中写道：“如果说全书有甚么中心思想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两重模式的转换——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可以粗略地概括我简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感谢衍林博士在《从‘双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动态第十一一期)一文，对我在文革后这方面的思想作了节略的介绍。
我的兴趣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多年来，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在反通货膨胀和反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前些年同经济学界一些朋友们进行了友好的交锋。“软着陆”的经验与扩大内需政策的采取，表明我国对付通胀和通缩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趋于成熟，短期运行问题可无大虑。问题在于中长期农村与城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能否协调发展，不至引起各种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我想这是当前我们要着重关心探讨的问题。
以上我极其简括地讲了我一些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经历的事情和考虑的问题，也算是我向诸位做的工作汇报，以回报大家的关心，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在经济学领域的成长，是与我敬爱的先师陈岱荪、徐毓楠、孙冶方、巫宝三等人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在我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缅怀先师们对我的雨露恩情!我在经济学领域的工作，与在座和不在座的经济学界同仁们的切磋、交流，同人家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我再一次向诸位先生，诸位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