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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攻坚，需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专家访谈■本报记者 柏晶伟
中央将2005年确定为改革年，提出着力推进各项改革的基本任务。在前不久闭幕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又将2005年称之为“改革攻坚年”，并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国企、金融、财税、外贸、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任务。可以说，26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虽然屡遭波折，但始终朝着市场经济的航向乘风破浪前行。
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显性化使改革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更高层次建立改革的决策和协调机制。前不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学者先后在国务院经济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建立改革协调机制的建议。对此，中国经济时报独家采访了该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
加强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中改院一向是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这次又在呼吁建立改革协调机制，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为什么在“改革攻坚年”提此建议？
迟福林：中央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的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20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的统筹协调就更加重要。这是因为：
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从长计议，加强对改革的统筹领导和协调。过去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市场配置资源、市场主体形成的基础性改革方面有重大进展。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尚未破题。当前，改革面临的都是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都是前些年由于某些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某些重要改革，改革确实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多方改革动力不足，甚至对2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产生某些质疑和争论。这使得改革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改革的难度更大，复杂性加深。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既非常必要，又十分迫切。
宏观调控凸显改革的紧迫性。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发展是主要矛盾。实际上，由于改革的滞后，累积的体制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如果不加快改革，试图通过经济增长来缓和、消化和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加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这次宏观调控反映出的问题明显地同体制问题相联系，改革滞后是形成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宏观调控反映和暴露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等三大问题，根本上是体制问题、制度问题。这一次的宏观调控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因此，要统一对改革的认识，重振改革的热情，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
强化改革的统筹协调，加快推进改革，在当前尤为重要。事实上，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处在关键时期：一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且久治不愈的情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所致。不加快推进改革，理顺体制关系，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难以解决；二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仍很尖锐，总体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社会阶层的断裂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不加快推进改革，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我们担心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动荡等不良后果就有可能出现；三是某些改革的不到位，已对经济社会生活形成严重影响。近几年，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政府改革进展不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多方面不利影响。不加快推进改革，并通过改革超脱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群体利益的影响和制约，改革就不可能完全到位，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假改革、不改革的扭曲行为，使改革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在广大百姓中产生某些误解。
改革攻坚阶段需要建立高层次、综合性的改革协调机制和执行机构
中国经济时报：据我所知，中改院提出，建议成立由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并向国务院总理直接负责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小组。这是一次大胆的进谏。它意味着又一次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的权力部门显而易见。它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迟福林：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为特点的攻坚阶段。改革攻坚阶段的复杂性在于能否主动地、稳妥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当前，几乎没有哪一项改革不直接或间接触及到基本利益关系的调整。尤其是近几年，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加速，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中下层分化加剧，弱势群体有所增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处在加快分化的过程中。要在改革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关键在于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
另一方面看，推进政府转型需要建立改革统筹协调机制。从近一、两年的实践看，政府转型事实上已成为当前和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我国“十一五”时期改革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随着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门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自己改自己，甚至是剥夺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从去年的宏观调控看，政府各部门的某些行为，不仅具有部门局限性，而且还具有较强的自身利益的特点。无论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体制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部门利益、中央与地方利益。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性政府，这就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转型，要求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关系。
建立改革协调机制和执行机构的三种方案
中国经济时报：能否谈谈改革协调机构的具体设想？
迟福林：我先讲讲改革协调机构的主要职能。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建立改革协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综合协调各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第二，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第三，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第四，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并推进综合性改革试验和专业性、地方性的改革试点。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设计了三种建议方案，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小组。
方案一：建议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这个方案，有利于配套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方案二：建议成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对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和协调。这个小组要由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和负责，其成员可以由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各部委的主要领导组成，下设办公室。
方案三：建议在国家发改委的基础上，扩大其改革协调职能，组建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办公室。该办公室直接对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负责。
此外，我们还建议发挥独立研究机构在改革研究中的作用，并鼓励和支持其进行高层次的改革研讨活动。同时，建议建立国务院改革专家咨询机制，以便更直接、更广泛地听取专家意见。
（ 责任编辑：金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