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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青年谈新青年
中国近代史上的“小鬼挑大梁”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生 贺白丹
“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心热眼明，俯览纷繁世事。不怕鬼，不信神，遇事寻根究底，说话有根有据。这就是一个平凡人深知自己所知不多，却流露自信微笑的奥秘！”
这分明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实则是73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自画像”。和袁老师多接触几次，就会知道他并没有“自吹自擂”。年过古稀却精神矍铄，中气十足，思路清晰，更让人感染的是他质疑、批判的激情，与年轻人交流起来“没大没小”，全无半点老态；“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睹其人方知西谚之精到。
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青年”！
袁伟时先生治中国近代史。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不知老之已至”的袁老师，每日8小时读书、写作，探索历史之谜，并不时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论，也一再闪现过人的智慧。
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他再谙熟不过。袁老师影响广泛的几本著述，也都聚焦于这段历史。如《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及其增订新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等等。
那段清末民初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就听听这位“老青年”谈谈那些卓越的“新青年”。
人物周刊：您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吗？
袁伟时：年龄对个人交流不是问题。我与年轻人交往非常自然，有时候还跟他们开开玩笑。人只要平等、诚挚相处，交流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年轻人的知识结构和我们这代人很不同，这是双向的交流；我从年轻朋友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是1950年开始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时代都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里度过，那是一个不能张扬个性的年代。现在的青年人视野宽、机会多，和我们的青年时代完全不同了。
人物周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所处的地位如何？
袁伟时：总体来说是受压抑的。虽然也有“后生可畏”等词语，但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究尊卑次序，对年轻人的发展很不利，钳制了他们的活力，也钳制了社会的创新精神。
人物周刊：如果比较当下社会与清末民初的社会，从宏观上看，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旧的范式已被打破，新的范式尚未建立。有学者论述，清末民初的转型从社会主体上是由老年中心向青年中心的转型，“五四”一代知识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等都是20出头，至多30余岁的年轻人，更早的梁启超等人，也都在20出头就开始影响社会变革，您能否按时间顺序考察中国近代史上年轻人的作用？
袁伟时：尽管中国社会有尊老的传统，但在历史大转折的年代，年轻人往往冲破常规脱颖而出。近代中国正好是这样的转折年代。李鸿章，1823年出生，19世纪60年代开始独立率兵出征，做统帅时才不过30多岁。李鸿章很重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淮军很快超过了湘军；其后又和曾国藩一起派幼童出国留学，开办学堂和工厂，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即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紧进行内部的改革，是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的开创者。
他是当时新知识汇集的中心。幕僚中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人。他办了那么多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企业、学堂、海军等等，不能不用知识崭新的新人。1880年，他在天津创办水师学堂，第二年5月便任命英国留学归来才26岁的严复为总教习（教务长），几年后提升为监督（校长）。这些年轻人帮助李鸿章更新了知识。19世纪70年代，派去法国的留学生马建忠，特地写信向李鸿章报告：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观点是“人有自主之权”。1889年李鸿章为上海格致书院征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评述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西方学术源流。要是没有年轻人，李鸿章的思路不会这么宽。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思潮兴起，年轻人自觉地大规模地登上政治舞台。康梁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康有为1858年出生，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正好是40岁。梁启超更年轻，1873年出生，才二十出头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下一首词：“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青春热血洋溢，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梁启超是年轻有为的典型，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开启了一个推动中国人知识更新的新时代。他先后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和《国风报》，传播新知识，提倡宪政、道德革命、史学革命、语文变革；内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新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作了初步的分析整理。他的书被誉为当时的新知识百科全书，从清末到民初，从青年士子到官僚，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包括毛泽东、胡适、郭沫若等人都公开或暗中读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启蒙大师。国家的变革，归根到底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他的工作可说是功德无量。
人物周刊：清末年轻人的作用有没有其他突出的例子？
袁伟时：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时都不过二三十岁。
人物周刊：能不能说清末的变革中年轻人起了主导作用？
袁伟时：这样说太简单化。例如清末新政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年轻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起到主导作用。要具体分析，总体上看，说起了重要作用比较确切。
人物周刊 ：辛亥革命后的情况呢？
袁伟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权，起用了很多年轻人，有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教育部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年轻的“海归”。顾维钧（后来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外交总长、国务总理）二十多岁就成了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助手。这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有的一直活跃到四五十年代。顺便说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政治并不清明，但没有出现大批留学生滞留海外不愿归国的情况。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不但在百废待举的祖国，比较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尊重知识阶层，更不用说留洋归来的知识精英了。他们的物质待遇固然高，身上更没有“原罪”烙印，不会受到千奇百怪的折磨。
从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有一群年轻人推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变革，打造中国现代学术，可以说是群星荟萃。这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前后，一批先驱被中国朝野上下的蒙昧无知所震惊，便以各种方式致力于传播介绍现代文明。这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甲午战败后进入第二阶段，特点是空前的亡国、瓜分危机推动群众性的启蒙浪潮连绵不断。辛亥革命，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知识精英们深感名不副实，必须进行思想补课。于是，以人权和科学（1919年起改为民主与科学）为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读读他们当年的文章，有历久弥新之感。
科学精神的宣扬和科学事业的开创都是年轻人的功劳。任鸿隽主持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起了很大作用。丁文江曾留学英国7年，1913年26岁的他在袁世凯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任地质科科长，和北大合作，统一规划人才培养和田野调查，聘请著名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在丁文江一手经营下，不但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杰出的地质学者，而且很快便使中国的地质调查成果和研究工作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1936年1月他在湖南进行地质调查时因煤气中毒不幸英年早逝。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撰文痛悼这位同行：“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划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
人文方面胡适影响最大。他继梁启超之后更全面地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小说史。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想到中国文字表达和文学应该改革。1916年，26岁的他赋诗言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几年后，豪言壮语成为现实。《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他也功不可没。20年代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化，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本来宗旨。
史学的两大流派均由年轻人建立，一是傅斯年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史料做起，他的名言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另一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强调“层累创造历史”，许多传说层层加码，必须清除积垢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傅斯年20来岁办《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仅次于《新青年》，他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风头很健。出国留学6年，1926年归国受聘在广东中山大学执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30岁就成了开创一个学术流派的宗师。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此阶段年轻人的表现如此突出？
袁伟时：这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谓“时势造英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年轻人就容易出头，担当“小鬼挑大梁”的角色。
从客观环境分析，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比较自由；北洋政府又是武人当权，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办事，所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年轻的海外留学生。虽然也有过杀害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的可耻记录，如著名记者邵飘萍，但是总的来说，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是20世纪言论自由的年代。
还有就是年轻人自身的知识结构。那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走过来的，但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敏锐、接受新事物快，容易更新自我，外语水平较高，了解国外的政治、法律、历史和文化；大量留学生回国，在国外所受现代学术训练和熏陶也使得他们能轻易地从传统中跳出来，怀着满腔热情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
中国青年的特点向来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他们的勃然兴起是势所必然。
人物周刊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若干历史阶段，始终都存在着“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想势力，二者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总体上说，保守与激进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它们各自都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但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着日益否定激进主义而肯定保守主义的倾向，您对此如何看？
袁伟时：我认为对激进主义的反思是正确的。中国近百年的道路为什么走得这么艰难，一个固然是因为历史包袱太重，二就是因为有些年轻人太莽撞，经验不够，而且一般推动变革的人都比较极端。比如康有为、陈独秀，在历史上也起过不好的作用。1998、1999年，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和《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讨论这个问题。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康有为有很大责任：1、提出要剪辫子、改年号，肆意挑战统治阶层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实则无关宏旨的符号。2、建议大量精简原有衙门，弄得一大批人惶惶不可终日。3、编造经不起推敲的伪经说，把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的典籍扔掉！同时把自己装扮成当代孔子；从而把愿意改革的潜在同盟者拒之门外。4、蓄谋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直接触发慈禧反击，发动政变。缺乏实际政治经验而又胆大妄为，毁掉了改革事业。
陈独秀有时也有造反派那种莽撞、极端的劲头，让人哭笑不得。1919年6月，他手无寸铁，居然草拟并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解散原有军警，由市民组织保安队等夺取政权的主张，号召市民“直接行动”，结果被抓去坐了3个月的牢。
人物周刊：您觉得年轻人容易犯哪些毛病，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袁伟时：青年人一是不要极端，莽撞；二是不要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所左右。爱自己的国家，就是要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这是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和最重要的制度基础。爱国要有理性，要有反思精神，一个没有反思精神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爱起国来向来有个毛病，就是盲目自大，盲目排外。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为此吃过大亏，错过很多发展的良机；现在刚见到一点建设的效果，离现代化和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这种风气又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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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