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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达昌:
·副省长 李达昌落马疑云
·学者从政的两个现实版本 从政了,还回得来吗?
这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但有人对他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大加质疑。
这是一位“民选”的副省长。1996年,副省长候选人的名单中本来没有他,是人大代表们把他从票箱中拉了出来。但有人却说他利用职位的优势搞“公款贿选”。
这是第一位在副省长任上就提出辞职的人。但有人说他这是准备脱离险境的退路。
这个人说过:“我喜欢一个广告词:60岁的年龄,30岁的心态。”但如今,已被捕的他,决不可能再有那么好的心态了。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成都
三辞其官
从目前能搜集到的信息,记者无法获知李达昌“滥用职权”的具体所指。但是,采访中,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便是,李达昌几年前的三次辞官,颇多蹊跷之处。
2001年10月6日,李达昌在给中共四川省委有关领导的信中写道:“我已年满58周岁。从1984年离开西南财大算起,我已从政17年多了,在省政府工作也有5年半的光景。到2003年本届政府换届时,我正好60岁(虽然还未过生日),我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我个人的请求:一不去省人大,二不去省政协,三不去省属企业,全退下来让我回母校西南财大或省社会科学院,当一名兼职教授,潜心学习,并适当从事一些教学和写作工作。”
2002年元月10日,李达昌再次写信给省委领导,提出:“我愿回我的母校西南财大或省社科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研、咨询工作。”
2003年初,四川省政府换届,李达昌再次提出辞职,最终成行。
在一个“官本位”盛行的中国,李达昌为什么要执意辞职?
和许多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一样,李达昌的官位得来并不轻松。
李达昌当年在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位老同事告诉记者,1981年,李达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毕业后,回到母校教书,很快被提拔为副系主任。
“当时,可能是他在北京国家部委工作的同学,向省委领导推荐了他。有一次省委主要领导去川中视察工作,点名带着李达昌,其中还有学校里的另外一个老师。这其实就包含着考察他们俩的意思,结果,一圈视察工作下来,李达昌被留下来,另外一个老师又回到了学校。”
这位老教授还告诉记者,按照李达昌的公开履历看,他是从西南财经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平级调动到德阳市当副市长的。但据他所知,当时,先是省里面有提拔重用他的意思,然后西南财经学院才临时将李达昌补为副院长。
“这样做其实是为了好看,谁不想学校里多出官员呢?”这位老教授说,“你想,研究生毕业到校教书刚三年,按正常程序走,怎么可能当上副院长呢?”
德阳市副市长任上仅仅两年,李达昌便调回成都,任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厅副厅长、厅长,官运亨通。
1996年2月,四川省政府换届选举时,当时副省长的提名候选人当中并没有李达昌。谁知,在人大代表酝酿候选人时,有代表团突然联署推选当时的省财政厅长李达昌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硬是把原定的省长助理给挤掉了,李达昌成为“民选副省长”。
“李达昌的这次当选,应该说与他当财政厅长有关系。因为许多省人大代表都是各县的县长,李达昌作为财政厅长对于他们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都能满足,所以很多都说他的好,选举时投他的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四川省一位厅级老干部回忆说。
但就是在副省长任上,李达昌三番五次地提出辞职。
这位老干部分析,其中原因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李达昌在身处高位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正在向他步步逼近,早点辞官、远离是非之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不想作什么人大副主任,回到学校清静。
李达昌辞官的真实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教师情结”,似乎在向人民表明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教师情结”
按照李达昌的说法,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一种很深的情结。
1996年4月5日,刚刚上任四川省副省长不久的李达昌,即在四川的《教育导报》上撰文《不了情缘——我的教师生涯》。
文章称,“早在1960年3月,我就实际开始了教师生涯。那时候,我是成都铁路学校的一名中专学生,被组织上看中,抽调到该校语文教研组当见习教师……虽不到半年,但印象深刻,经久难忘,以至于奠定了我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当官一时荣,文章千古事。’有朝一日我不再从政了,从实际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一定回到母校干我的教书习文的本行,再重操旧业,这就是我惟一的心愿……”
2003年1月24日,刚从副省长位置上卸任的李达昌,又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
李达昌写道:“我19年后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回到我所熟悉的书房、课堂,再干我喜好的写作和执教的本行,真令人惬意……我出身教师,自幼尊师重道,甘愿当蜡烛,当园丁,当铺路石,崇尚这‘太阳下面最崇高的事业’。卸职后,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学习‘充电’,补上自己所缺少的现代知识;另一方面回到教师的队伍,尽其所能,专心致志地多辅导几名研究生。同学生相处,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我心仪的归宿。”
李达昌是否真的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上面两篇文章来看,确实情真意切,渴望当老师之情溢于言表。让人不解的是,既然有了这种当教师的想法,为何不早点行动,反而迟迟等到年龄到了退休之时呢?
西南财经大学一位老教授告诉记者,尽管李达昌从政以来公务繁忙,但他依然念念不忘母校,经常回学校为学生开一些讲座什么的,还协助指导研究生,而且利用自己作为财政厅长的优势,为学生联系实习基地等等。
更让西南财经大学感激的是,李达昌在财政厅期间联系四川省财政厅和该校的财税学院合作办学,共同做一些课题研究,为财税学院弄来不少科研经费,使该院成为西南财经大学最先撤系设院的单位。
于是,李达昌从副省长位置退下来之时,出于一种不言自明的共同需要,西南财经大学聘请了他作为财税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指导两名博士研究生。
担任博士生导师,按照西南财经大学和李达昌自己的说法,“资格是过硬的”。有专著、论文为证:“撰写的论文、论著、译文,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作品达数百万字之多,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180余项,并荣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特别奖……1994年,李达昌出版了专著《财政管理学》。去年,他主编出版的近60万字的《国际招商学》,更是被视为一门新的经济学科——国际招商引资学正式创立的标志。”
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学者不愿对此学术成果发表评论,倒是一位经常采访李达昌的记者对李达昌“引以成名”的《国际招商学》很不以为然 :“国际招商还有学?呵呵,没有听说过!”
从副省长直接跨度到博士生导师,许多媒体纷纷发表质疑之声,但这并没有影响西南财经大学对于李达昌教授的信任。
在2003年7月2日“欢迎李达昌回校执教座谈会”上,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王裕国热情洋溢地赞扬道:“达昌同志从政之后又回校执教的行动,表明了他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执着忠诚与不懈追求的精神,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言犹在耳,李达昌东窗事发后,记者再去采访该校长时,却遭到拒绝,“谁让你来的?怎么能跑到家里采访?!”
当年参加过“欢迎李达昌教授回校执教座谈会”的王永锡教授告诉记者,自从那次座谈会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李达昌在西南财大露过面。
小心谨慎的“好人”
在许多熟悉、接触过李达昌人的眼中,李是一个谦恭的好人。
“当时我还是体制外媒体的一个小记者,跑外贸、金融的口子,经常采访到李达昌,而且一说采访什么东西,都是他主动说给我联系什么人。记得有一次在海南的海滩边碰见他,他和女儿在一起,主动把女儿介绍给我认识,我们还在一起拍了很多合影,他人确实很好。”一位记者如是说。
西南财经大学一位当年的老同事回忆起李达昌来,也满是感慨:“人还是不错的啊!”
这位老教授回忆,当年李达昌那一个班入校的时候,共有10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40多岁,小的十几岁。李达昌就是属于年龄比较小的那类,但是李达昌人缘不错,各方面的关系都能处得很好,坚持到最后毕业的80多人中,只有李达昌一个人留在西南财经学院当老师。
“一届80多人,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说明他当年肯定很优秀啊。”这位老教授回忆说。
在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茂才眼中,李达昌也是与人为善,平和、谦恭,但有些过于小心谨慎了。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出事呢?”刘茂才告诉记者,得知李达昌出事后,他感到很吃惊。
有一次,已经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刘茂才在北京碰到了李达昌。其时,李还是副省长,很热情地邀请刘去打保龄球(李达昌打得很好),刘茂才不喜欢这项运动,拒绝了。李达昌便问刘喜欢什么活动,刘说是打麻将,李达昌便约了几个人陪刘茂才打麻将。
“本来,李达昌是第二天要回四川的,就因为陪我而多耽误了一天。”刘茂才说:“本来,他这样对老同志,我们应该是很受用的,但是我却感觉不舒服,毕竟还是工作重要么。”
刘茂才还告诉记者了一个细节。李达昌和他们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关系很好,于是,李给刘打过三四次电话,而且当面还说过几次让刘关照、提拔,被刘拒绝了。
“当时,我说这个人只适合做研究,不适合当领导,结果李达昌却说,你不试让他当怎么知道呢?”
“也可能就是这种经常性的‘与人为善’,让李达昌落得个不错的名声。”刘茂才说。
确实,借用财政厅这个特殊优势,李达昌成为“民选副省长”,在副省长任上,为人谨慎的李达昌又落得个“人不错”的名声。
基于此,李达昌对自己很自信,卸任时说:“我当了八年多财政厅长,七年副省长,经历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事。自己的感受是酸甜苦辣都尝遍了……我出过力,流过汗,没有懈怠,享受过成功和快乐,但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有些工作还没有干好。我自己也从实际工作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心潮澎湃的回忆……”
现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李达昌是否又开始了他“心潮澎湃的回忆”了呢?
( 责任编辑: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