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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主持：记者王建茹
特邀嘉宾：
王建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哈继铭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导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
陈兴动 国巴黎百富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龚方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主管
专家主持：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核心观点：
王建：不认为人民币有必要升值，升值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世界经济也会有不利影响。
哈继铭：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有必要增加汇率灵活性；解决国际经济失衡要求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亚洲货币升值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非根本之道；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可能伴随着一定幅度的升值，如3－5％，这个幅度将受到基本面支持。
巴曙松：2005年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同时积极为汇率浮动创造基础性的市场条件；以中国快速增长的外贸，以及对外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很有可能出现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何帆：美元贬值正在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人民币升值对于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作用并不大；就中国国内的层面而言，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比如升值10%左右）就足以引起投机资本的分化。
陈兴动：如果人民币升值，可能出现先升后贬；按照实际情况分析，人民币反而需要经历一个必须的贬值过程，在人民币潜在赤字问题解决之前，谈论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并不充分。
龚方雄：适当升值对经济还是有好处的；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太高，香港非交割远期汇率市场预测人民币年升值率大概在4%左右。所以，近期实际上是中国推行汇率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期。
美国率先发难：醉翁之意何在？
主持人：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您认为美方最终会对中国的哪些出口产品采取关税惩罚措施？中国会因此而调整人民币汇率吗？
龚方雄：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最终采取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对美国国会的此次举动有些误解，其实这个议案早在去年12月已经提出来了，美国国会一直不予讨论，这次通过只是可以作为拟讨论的议案，远远没有达到要执行的地步。
中国不会因此而调整人民币汇率。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调整汇率的问题还是要根据我们国家自己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长远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选择。
哈继铭：我所了解的情况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提案要求中国6个月内升值人民币，否则对从中国的进口商品课以27.5％的关税。不过这项提案可能难以在众议院通过，即使通过，布什总统也会否决。中国并不会因为参议院的这项议案而调整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既然是中国的货币，那么如何调整汇率就是中国自己的事。
巴曙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看，美国单方面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关税措施，无非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已，对美国未必有利。美国的这种片面考虑自身利益的咄咄逼人的压力，可能会在中国经济界产生一种强烈的抵触和反感，也许适得其反的是，在中国经济本来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升值时，主要的经济决策者反而不愿意升值。
王建：补充一点，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虽然是从美国传出，但实际上受人民币升值伤害最大的恰恰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已经成立"顽疾"，不是通过其他国家货币升值就可以治好的。
何帆：美国方面出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际上来自于其经常账户逆差难以持续的内部压力。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已经占到GDP的5.5%，估计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将达到GDP的6.5%，2008年将达到GDP的7.8%。当然，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状况也十分糟糕。调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有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治本的办法就是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加速结构调整，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治标的办法是让美元贬值，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美元贬值正在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来"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这成了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屡试不爽的伎俩，继欧元和日元近年来持续升值之后，人民币也不幸成为牺牲品。
主持人：那么，我们退一步设想的话，假定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定值，这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美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
哈继铭：即使人民币将来有所升值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首先，人民币升值后中国产品依然比美国同类产品便宜，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其次，人民币升值后，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逆差，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的办法是美国降低财政赤字和提高利率。美国的国内需求，包括政府需求和个人需求的有效控制才是解决其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办法。
何帆：人民币升值对于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作用并不大。也许我这样说大家受不了，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6000亿美元，中国的顺差只有400亿美元，只占美国贸易逆差的1/15，怎么可能对调整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很大的作用呢？
王建：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有着太大的落差，以工资水平来说，相差达几十倍，因此沃尔玛公司在中国5美元就可以收购到一双耐克鞋，而在美国却得花170美元，这中间可以相差几十倍。但是人民币升值即使最大胆的设想，比如升值50％，从中国输入到美国的消费品与美国本土生产比较，仍然还是有几十倍差距，所以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不仅不可能减少为进口所支付的费用，缩
小贸易逆差，反而可能使贸易逆差大大增加，是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产品生产中的巨大差距，通过进口中国产品的贸易商都发了大财，已经把产业转移到中国的美国制造商也发了大财，有人说，目前美国的情况很奇怪，学者和美国国际化的跨国公司都反对人民币升值，政界人士表态的不多，主张要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是没有把产业转移出去的中小制造商。其实这也好理解，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商和从事进口中国产品的贸易商，都是从人民币锁定美元中得了好处的人，这部分人在幕后的活动绝不会少，也有强大的财力来支撑，而美国的权力都是为金钱服务的，例如参议院刚通过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决议，美国财长斯诺就马上站出来说"这是个严重错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近些年虽然屡次高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话，却结果还是逃不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欧盟和日本：袖手旁观还是携手胁迫？
主持人：美方的单边行为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欧洲等国也跟进并采取类似措施？
何帆：这牵涉到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的问题。欧元承担了美元调整的绝大部分成本，因此欧洲一直在呼吁应该通过国际政策协调的办法解决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如果出现宏观政策协调，至少会包括美、欧、日三方。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减少其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因此并不能排除中国被要求承担调整汇率责任的可能。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增加国内调控的难度，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哈继铭：欧洲等国是否跟进并采取类似措施将视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初贬值幅度和将来美元对欧元汇率的走势。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可能伴随着一定幅度的升值，如3－5％，这个幅度将受到基本面支持；因为无论从贸易顺差还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判断人民币并没有被严重低估，但未必令美、欧满意。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后，如果将来美元继续对欧元贬值，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贬值，但贬值幅度将小于目前盯住美元的情况，这已经减轻了美元贬值对欧元的升值压力。另外，美元也不可能永远贬值，一旦美元升值，人民币将对欧元升值，欧洲应当看到这一点。
王建：在亚洲地区日本一度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从2003年开始中日贸易已经开始出现了日方顺差，因此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消失了。2004年，日本对美贸易下降了9.8％，对华贸易却增长了33％，日本对华贸易额去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第一，且日方顺差进一步扩大，因此日本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已经说不出口了。
对欧洲来说，在欧元统一后，欧盟的内部贸易量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80％，欧盟对华贸易虽然也是逆差，但在欧盟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并不大，2004年约只有600亿欧元，而且让人民币升值也面临着与美国同样的问题，就是由于从中国进口的都是在中、欧有着几十倍价差的消费品，要求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外电评论说，欧洲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轻松。
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货币汇率实际要盯住两个目标，一个是美元，另一个就是人民币。因为以东盟国家来说，中国是吸纳其出口的重要市场，中国在整个东亚是贸易逆差，充当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亚洲除日本以外的经济体的货币就都不敢升值，至少是不敢有大的调整。所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实际上是亚洲汇率稳定的基础。去年美国经常项逆差接近6200亿美元，其中有4000亿美元是来自亚洲，美国国内的物质产品消费已经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如果由于人民币升值带动亚洲货币普遍升值，会使亚洲输送到美国的产品大幅度减少或者美国以更高的价格取得同样的产品，并由此而动摇美国的经济根基，也使美元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而美国经济一旦陷入严重萧条，世界经济就会出现大动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基础。
人民币升值：危险和机遇何在？
主持人：假如我们抛开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就本国的情况来分析，对人民币是否有必要做出升值的决策？我们能不能支撑让本币升值的各方面冲击？
龚方雄：所谓危机，是危险和机遇并存，我以为目前调整汇率是较佳的时机，当然大幅度升值不好，但是适当的升值对经济还是有好处的。就国外因素而言，最好是在美元反弹或美国利息上升的时候再做。这两个因素都已经存在，据说美联储还要加息，美元利息越来越高，这会增加等待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行为成本。加之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并不是太高，香港非交割远期汇率市场预测人民币年升值率大概在4%左右。所以我认为，近期内实际上是中国推行汇率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期。这个机会不应该错过。
陈兴动：但从我的观察来看，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曾对本币主动采取过升值的做法，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主动贬值的例子。贬值的可预期远远大于本币升值的可预期。任何一国都不愿冒这样的巨大风险，如果本币升值操作不好的话，可能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危险。而且往往是升值之后又带来巨大的贬值或升值后经济出现泡沫化。日本的惨痛教训值得汲取。
我倾向于认为，现在中国似乎不可能让人民币升值。一是从目前情况看，从中国的经济管理能力到金融制度改革的进展都不足以支撑升值预期。我们过去的20多年才学会怎样管理制造业，但是金融方面的理念与此又大大不同，即使技术更成熟的西方国家都不能做本币升值的主动操作，与其盲动不如不动。二是汇率制度仅仅是金融制度中的一个子制度，在金融制度改变之前，汇率制度不宜有巨大变动。举例说，2006年11月，国内银行业全面开放，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会短兵相接，万一出现大规模的存款搬家，比如说从国有银行搬到外国银行，那么人民币反而有可能贬值。而现在离那种可能的场景不过一年多而已，与其现在让人民币升值、到时再贬值，还不如到时候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解除之后再去定这些事。三是币值无从重估。尽管对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很多，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出人民币币值到底低估了多少，应该升值到多少。人民币汇率的参照标准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此政府并不能看到市场这个"看不到的手"所决定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应该标定在哪里，这样任何人拿出办法来都会引起质疑。
何帆：人民币适度地升值可以釜底抽薪，缓解进一步的升值压力。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人民币汇率定在何种水平才是最佳点，但是在一个大致合理的区间内，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比如升值10%左右）就足以引起投机资本的分化。在宣布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中国政府可以郑重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半年到一年之内）将不再调整汇率水平。
王建：我从来都不认为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最近两年，国际市场
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今年初进口铁矿石价格又上涨了71.5%，从总体上看，如果以目前的涨价的水平，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产品涨价，大约会给中国造成每年100多亿美元左右的收入损失，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000亿元，相对于中国每年的新增的2万亿元GDP来说，只有5％上下，可是如果经济增长发生了停滞，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还是在高位，中国还得进口不少，问题就大了，因为承受能力小了。所以，用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办法消化进口涨价因素绝不是好办法。
主持人：既然让人民币升值的动议主要来自外部，既然人民币无论调整与否都会有诸多争议，在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政府和企业又如何应对外部压力，以柔克刚？
陈兴动：事实上中国还有巨大的空间对当前的升值压力减压。前几天在与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一是改革外贸政策，取消目前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政策或降低幅度；二是改进目前的外资投资政策。我个人支持实施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并轨；三是想办法把现在的过高的外汇储备降下来。很高兴前几天看到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中国要增加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作用的力度。通过不同的投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外汇储备降下来；四是把隐性的财政赤字显性化，虽然报表会难看一些，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看到这么高的财政赤字自然就没有理由主张人民币升值。
龚方雄：缓解的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加快人民币改革步伐和人民币汇率体制转换的步伐，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随着我们国家贸易地位在国际上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别国市场的依赖性也在逐渐增加。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对参与各方都有利。以上的措施可以缓冲外部市场的波动和震荡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影响。如果汇率保持不动，只通过加息缩减货币政策，反而会加速经济的不平衡现象。
巴曙松：在积极采取措施增大汇率制度的弹性的同时，中国也应当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贸易摩擦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以中国快速增长的外贸，以及对外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很有可能出现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对此，还应当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只是整个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全球经济运行的整个价值链来考察贸易失衡问题。同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时，主要是行业协会等发挥十分灵活的作用，中国目前则主要依靠政府机关的参与，显得缺乏回旋余地，因此，发展行业组织十分重要，特别是在贸易摩擦当中。
哈继铭：我觉得有必要提醒的是，外汇储备的增长增添了货币政策的难度。为了冲销外汇储备的上升对货币供应的压力，央行必须不断发行票据。目前央行票据发行量不断增大，期限也在延长，这增加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成本；另外，储备大，风险也大。一旦美国长债收益率上升，美元外汇储备将缩水。而美国某些汽车公司业绩的大幅下降很可能触发美国长债利率的上升。放缓储备增长的方法有鼓励流出和限制流入，而鼓励流出将使流入有恃无恐。中国当前应当采取措施限制外汇流入--中国储蓄率极高，不缺钱！应当规定所有外资流入必须在央行存半年方可使用，应当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应当严格取缔热钱地下钱庄，应当谨慎发展香港人民币业务。
汇率改革何去何从：哪里是出其不意的路线图
主持人：近年来，对于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设想方案非常多，例如把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从8.28变成另一个数字、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变更为钉住货币篮子、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假定人民币进行汇率调整，那么您认为最现实的调整方案是什么？中国汇率体制改革有没有清晰的路线图？
哈继铭：目前经济学家给出的各种方案中，盯住一篮子货币或在允许中心汇率升值的同时放宽浮动区间（即所谓爬行盯住）都是可行的方案。两者各有利弊。我个人比较倾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货币篮子的构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的货币。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路线图应当是：宏观经济降温，盯住一篮子货币，加强银行改革和实现资本账户放开，实现更灵活的汇率制度。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被低估了3－5％左右。中国真实失业率很高，不具备非贸易价格对贸易价格持续上涨的基本面支持，也就是说实际汇率不应该大幅升值。今年一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166亿美元，占GDP约4.4％，而去年一季度我国外贸是逆差，显示今年一季度的储备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多的是来自于外贸顺差，而不是其它资本流入。这从基本面上支持人民币的小幅升值，而且升值后热钱继续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正在减小。人民币汇率水平自1998年以来几乎不变，一旦今年升值后不是所有的"赌徒"都有耐心继续赌人民币升值的。再说，盯住一篮子货币后，将来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就会自然对美元升值，也降低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
陈兴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还需要一个过渡期，钉住美元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阶段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将目前的钉住美元改为钉一篮子货币。为了降低调控难度，在初期可以选用较小的"篮子"，即钉住少数几种主要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有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避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盯住单一货币的指责，但对企业来说将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因此，中国需要发展一个更为反映汇率真实水平，有效的外汇市场。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也将是汇率改革的产物。
我们曾经对不同方式升值的后果进行了一个完整地分析。结合升值以后中国可能采取的决定，预计会出现如下的后果。我们估计中国境内的热钱在1200亿~1500亿美元。热钱进到中国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让热钱出去也应该采取逐步的过程，热钱潮水般褪去会有风险。
龚方雄：最现实的方案其实最简单，我们在十年前都做过。这就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对于中国来讲，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自由浮动的可兑换货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性。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只能是过渡手段，并不是终极体制。
何帆：在我看来，汇率政策调整的目标应该是重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既没有做到"管理"，也没有做到"浮动"。具体建议是分两步走：首先，一次性调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使其达到与未来中期内均衡汇率基本一致的水平，然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地频率的调整；或者可以概括为：一次到位，低频调整。
巴曙松：过去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外资流进来容易，流出去难；外汇
管理兑企业严、个人松；兑内资严、外资松。整个外汇体制运行的基础之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实际上从体制上就扩大了外汇的供给，抑制了需求，夸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中国汇率政策的操作和内在逻辑看，2005年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同时积极为汇率浮动创造基础性的市场条件，包括国有银行的改革、外汇市场的培育、外汇管理体制的调整等等。从目前的政策操作看，强调建立调整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机制，意味着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方面不是仅仅强调汇率水平，而是更为强调影响汇率决定的上游因素--国际收支，包括进出口活动、资本流动、非贸易等等。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上，开始更为强调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实施更为对称的外汇管理格局。
主持人：在今年的两会上，温总理专门提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且在谈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用了"出其不意"这四个字，您觉得其中的蕴意是什么？人民币升值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出其不意？
哈继铭：我解读"出其不意"意思是不要对改革的时间妄加猜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汇率改革所必须的技术准备，如做市商制度和衍生产品的开发等。眼前需要做的一是稳定房地产价格，因为它是热钱赌人民币升值的最有效赌具；二是缓解升值对农民的影响，因为升值后农产品进口将增加；三是决策。国际因素说复杂可以很复杂，尤其是牵涉到政治因素；说简单可以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不要对中国施压，美国某些政客该闭嘴了。
龚方雄：为了避免市场过分的投机行为，当然要"出其不意"，这主要是针对去年底到今年初，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心理的变化而言。各种猜测都有，我觉得"出其不意"可能将主要体现在方案上和时间点上。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当中，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越高越好。比如美联储，从利率的政策角度来讲，近些年，是否加息、趋势如何，基本都让市场明白，也保证了市场行为不会出现太大震动。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一定每次都要"出其不意"，让市场得到正确信息，保持正确的趋势预期，反而有利。
何帆：出其不意主要是谈汇率调整的时机。如果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形势喜人、内需旺盛、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等因素来看，各种条件其实对于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均非常有利。但是，最近的一个不利条件则是热钱开始流入中国，国际投机资本瞄准中国做为炒作的最大题材。
人民币升值，被夸大的话题？
主持人：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似乎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和欧美等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问题等，最终都指向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甚至西方一些学者也认为，人民币即便如一些官员和学者所愿的那样升值，也并不能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是一个被有意夸大和利用的话题，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龚方雄：我不这么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一个焦点，如果不处理，将永远是个焦点。及时解决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一直坚持不灵活的，矛盾逐渐积累又无法解决的固定汇率发展模式，我们只能不断用廉价的出口去换取更昂贵的进口，这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市场经济当中，利率和汇率政策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一定要配套，才能发挥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效作用。
巴曙松：中国是全球各种经济体中，少见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大国经济，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70％并且仍然在加速提高，对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应该高度关注；另外，目前外资每年在华的投资收益都在200多亿美元，这还是外商在华企业经过进口高报价出口低报价的"价格转移"之后的显性利润，因此中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汇率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一般的经济体，对于中国来说，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哈继铭：人民币汇率有问题，但问题更多在于其形成机制而非其汇率水平。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有必要增加汇率灵活性。但是人民币没有被严重低估，中国对美欧的贸易顺差的背后是对其它亚洲经济的巨额逆差，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房地产泡沫凸现，大幅升值必然导致大幅贬值，对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稳定不利。解决国际经济失衡要求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亚洲货币升值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非根本之道。
何帆：我仍然倾向于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被有意夸张的话题。就国内而言，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人民币汇率如果温和调整，那么外贸将如何严重滑坡，国内经济增长、就业乃至社会安定将如何受到严重影响云云。其实中国目前外贸中，一半是基本不受汇率影响的加工贸易；另一半是中方基本没有定价权的一般贸易，调整汇率未必对贸易量有什么显著影响。从1998年之后数年的情况来看，外贸收缩也未必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的灭顶之灾，调整汇率的僵局，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拿外资外贸数字作"政绩工程"的官员的伎俩。近年来西方官员才加入到这一阵营，其实质也并非真正在意人民币是否升值，恐怕在于讨论这个话题，往往是转嫁民众对其国内经济种种弊端的一个借口而已。人民币升值是解决目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药方吗？显然不是。当年美国以日元汇率为话题成功地"敲打日本"，不过至今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仅仅相当于日本的30％略多，中国仍然是全球中下收入国家。遗憾的是，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政治家转移视线、向中国要求经济上的好处的万能替罪羊，似乎什么时候都可以拿汇率问题作为压中国的筹码并从中渔利。
来源：[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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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