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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侯宁
股市倾颓日久，各种“唱衰”和“救市”主张也随之倾巢而出；而股权分置试点的破题以及破题后的市场走势，更为各种悲观甚至耸人听闻的观点提供了“呼号”的土壤。于是，中国股市在以“问题多”而闻名天下的时候，又有人提出了“主义论”。当然，此“主义”非彼“主义”，此次所争的焦点并非“姓资姓社”，也不是要不要股市的问题，但既然有人把股市问题拔高到了“主义之争”的高度，那么这也的确能从舆论的角度证明了我国股市矛盾激化的程度。所以，“主义论”的提出虽然未必正确，但却是一种绝好的警醒。
至少，它能促进我们反思一个问题：我们的证券市场有没有“主义”，需不要要“主义”，如果需要，又需要什么“主义”？
为何会有“主义论”
众所周知，“主义和问题之争”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争论双方的主角李大钊和胡适两位先生均是大名鼎鼎。其争议的话题之大，其辩驳的影响之深近，也早有历史定论。概而言之，那场争论的焦点便是在“救国”问题上到底需要革命还是改良。兹事体大，所以才有了李大钊的就义，有了新中国的诞生，也有了胡适从“北平”开始后半生的浪迹天涯。而如今，或许是中国证券市场问题太多，太需要拯救了吧，有人便把问题之争“升华”到了主义之争，提出了股市的“主义”这个“问题”。
事实上，和中国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出现严重腐败、贫富悬殊等问题，从而会引发一些人对改革的疑问，会“怀念毛泽东时代”一样，在中国股市问题丛生之际，针对股市提出“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只有从理论上、观念上厘清了这个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才能得以更顺利的推进。
那么，什么是股市“革命”呢？按照惯常的理解，革命便意味着“推倒重来”，再造一个“新世界(行情 - 论坛)”。我们对这种论调是熟悉的。而且，股市从2245点跌到现在，据说股市已经被“推倒重来”，因为从股价、股指、投资理念、操作模式进而到股市制度层面，我们在四年间似乎已经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嬗变过程。如今，股权分置试点开启，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接轨拉开序幕，已经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新一轮产权革命。这场变革是深刻的，称其为“革命”也不为过。因为此举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决心把改革向市场经济的核心和高端推进，一个彻底摆脱计划和行政的新经济模式正在逐步成为绝对主流。对此，“市场万能论”者自然是欢欣鼓舞的，而相对推崇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是拍手赞成的。但是，最能由此得到实惠的，却无疑是有望摆脱股权分置弊端的股市投资者。
然而，问题在于，试点刚刚开启，过渡还未完成，所以试点开启首先增加的却是股市的不确定性。这对喜欢稳定预期的投资人而言无疑是难捱的。就好比刚刚改革初期，人们面对过去的“投机倒把”“合法化”有些不适应一样。于是，便有了“搁置”的言论，“叫停”的鼓噪，“怀疑”的论调，甚至“谩骂”的声音。而其中，最能体现反对之声的便是“主义论”！
“主义论”者认为，中国股市至今依然残破，根本原因是因为有关股市的“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即“问题”在于“主义”。“主义论”者认为，在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统一的认识之前，中国股市是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转折点的：一，“应该深刻反省股市的历史，对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股民出现巨大亏损的历史错误向股民道歉，无条件地注销不合理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二，解决“对中国股市、中国股民的定性问题”，展开来即包括中国股市是否掷骰子、推牌九、押大押小的赌场？中国7000万股民是否赌徒等等。
换句话说，在“主义论”者眼里，上述两大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所以股市转折便没有可能。
然而，这种立论站得住脚么？
“主义论”者的“主义”
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首先我们来看“主义论”者眼里的股市\"定性\"问题。
“主义论”者认为，中国股市到底是不是赌场，股民到底是不是赌徒等等问题，在中国是缺乏定性的。因此，才诞生了股市中的“投机被套活该”的“强盗逻辑”。但是，这种貌似有理的说法却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即便在实践中，它也戴上了完全漠视历史的唯心论“有色镜”，忽视了认识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的事实。
其实，股市定性问题由来已久，“试验田”阶段是一种定性，“试验田”之后是另一种定性。在“试验田”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普遍对股票这种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缺乏深刻认识，“炒股”一词的诞生及其被广泛承认便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国九条”出台之后，“价值投资”理念开始风行，“坐庄”模式发生变化，“炒作”也逐渐成了负面用语。即便如“股民”这样不准确但却被广泛承认的说法，也开始被市场逐步摒弃，“流通股东、投资者”成了流行词汇。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一种“定性”的变化？
这里，“国九条”所代表的便是一种“定性”的转折。笔者以为，\"国九条\"的所有条文其实都突出了一点，那便是股市不是赌场，股民也不是赌徒，股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分，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场所。所以，在理论上看，“主义论者”的所谓“定性”问题是不存在的。但“主义论”者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自然是有所依托的。这就是在实践中，监管层对此定性的认识偏差、操作误差还时有出现。对此，吴敬琏先生提出\"赌场论\"便是一个典型的证明。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主义论”者露出了他们“无知者无畏”和“无视历史”的马脚。
是的，吴敬琏是说过中国股市像赌场的话，中国股市也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由此便“要求严惩赌场的设局者……”，便有些不负责任了。因为吴先生指责股市如赌场，无非是指股市的游戏规则存在严重问题，需要完善，并由此对投资者形成示警。但如果要求严惩“设局者”，那么其矛头便直指邓小平先生，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试”也是小平的“最高指示”，如果对此也要“严惩”，岂不是要否定小平先生设立股市的正确性？而且，按其逻辑推论下来，“主义论”者的“怒火”还撒在了当年股市的设计者身上，怪他们搞了“股权分置”，怪他们不能设计出一个“标准股市”……
可以看出，“主义论”者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历史清算主义”。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从诞生之日起就该圆满，瑕疵便是罪状。也就是说，中国股市存在缺陷，而缺陷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倒脏水最好连孩子都一起倒掉”，要“严惩”“在盆里给孩子洗澡”的“设局者”。
当然，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便可以发现，当我们讨论股市定性问题时，便不得不退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看看是否还有“姓资姓社”的争论，或者股市的设计者是否的确隐藏了什么“阴谋”。
但如此下来，笑话便有产生了：如果时光都能倒流，历史可以重演，那又奢谈什么股市和股民的“定性”问题呢？“主义论”不早就可以像当年的“李德们”一样按照“国际标准”给股市定好性？
实际上，中国股市的“定性”问题是基本解决了的，具体体现便在“国九条”中。“国九条”虽被广泛质疑，但在定性问题上，它却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件。正如一位资深市场人士所言，现在股市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主义”，而在于没落实“国九条”。因为要全面、深入、彻底地解决对“国九条”的认识和落实问题，绝非三年五载能够全部达成。这里，有认识惯性，有体制惯性，有经验不足等问题，更有“国九条”也需要后续政策文件加以配合和深化的问题。这就好比无产者仅仅有了《共产党宣言》还不够，还必须在具体实践中补充“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其革命才能成功。
其实，所谓“定性论”的提出，其根本问题不在于“定性”，而在于对“定性”嬗变历史的否定，在于“清算历史”，更在于一种失去理性的发泄。而“发泄”的原因无非有四类：或因为被套股市，或因为“受命开枪”，或因为“本职工作”，也或许是因为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底如何，只有其自己心里清楚。
“主义论”者想要什么
到此，或有人会说，看来这“主义论”者的“主义”除了“清算”，其实是没什么“真货”的。但且慢，“主义论”者的“主义”看似“虚无”，但他还有“两招”殿后。这就是其第一条“主义”中提到的“道歉”和“注销”。
其实，这后两个“主义”实在是太“形而下”了，所以本算不得什么“主义”。但既然“主义论”者提出，那么笔者也便不妨一论。
在笔者看来，道歉是一种态度，固然很需要，但道歉后的行动才是投资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而谈到“道歉”，“主义论”者是否注意到，温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说了\"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这样“厚道”的话。难道，这不算是一种“道歉”？如果不算，那又是什么？但如果不算，真的“道歉”又能是什么？
因为依我看，说出“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本不该是我们的总理，而应当是其他真正“试过错”的官员。但总理说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体现？这难道不是郎咸平先生口中“有良心”的人？
因此，我要说，反省是必要的，但“主义论”者要求的“道歉”我看还是免了吧。因为最好的“道歉”，就是“做”一个“有良心的政府”，把股市搞好，让股市活跃起来，让股市和宏观经济一样“牛”起来！
再来看“主义论”的另一招----注销国有股和法人股。
诚然，国有股法人股纵然有“蚕食”流通股的历史，为此受限于历史的制度设计，广大流通股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有股法人股股东也有自己创业，掘出“第一桶金”的历史。如果武断“注销”，则“蚕食”倒是没了，却难免又有了“侵吞”国有资产和企业资产的嫌疑。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那么也就没有上市公司，没有上市公司，又如何谈得上流通股东呢？再者说，如此“注销”下来，股市投资者固然痛快，政府会答应么，社会会答应么？企业会答应么？如果不答应，“主义论”者又如何能“清算”清楚呢？
可以看出，这“注销”“主义”虽“妙”，却无疑是纯粹的一厢情愿，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它除了能博得几声廉价的“喝彩”外，实在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任何好处。
事实上，统观“主义论”者的“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其主旨并不在于“道歉”，而在于要割断历史，否定历史，乃至“清算历史”，在于否定股市改革甚至建立股市的积极意义。比如他们指责说：“建立股市的初衷，主要是为国企改革服务、为国企解困服务。”这说法当然是不错的，至少“为国企改革服务”这一点是没错的，而且这种“定性”的确存在偏差。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表述之中，也包含了积极的因素，即作为改革的创举，建立股市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而建立股市也确实起到了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积极作用，其次，才是后来的“圈钱”，而“圈钱”现象的大面积发生又是以“股权分置”这一历史性制度安排为基础的。既然如此，那么如今政府要解决“股权分置”，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进步么？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问题解决了，投资者不就至少能从制度上享受平等待遇了么？既如此，又如何能得出转折无望的结论呢？
我们需要怎样的“主义论”
做人需要信仰，做事需要目标，没有了信仰、目标作为准星，做人便容易走入迷途，做事便容易无功而返。同样，股市也主要“主义”，这“主义”便是能体现市场经济精髓的“自愿原则”和“三公”原则。
“股市有风险，介入须谨慎”，对此大家都很熟悉，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中国股市买卖股票，这体现了“自愿原则”。但最后赔钱了，被套了，大家有怨气，这也很正常。因为赔钱后没人会高兴，而更重要的实，投资者在“三公原则”上找到了弊端。而造成“三公”弊端的原因，一在于股权分置引发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二在于监管信用存在问题。所以，修正“主义”也需要从病根入手。
在我看来，当初“股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并不在于圈钱，而在于历史认识上的局限，是“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存在分歧的产物，所以现在政府需要做的，并不是考虑“对股市初期的设计缺陷要不要反省”等这样无谓的问题，而是承认股权分置的不合理性，老老实实地承认“A股含权”的事实，认认真真地考虑“对价和对话”，踏踏实实地推进股权分置试点改革。
而对于监管信用的缺失，我们也应该在承认“知识和经验不足”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试错”，并从思想深处扭转“定性”认识上的偏差。股市不是救难所，不是养老院，更不是掠夺国民财富的准赌场，对此，监管层要汲取教训，深入领会“国九条”。设局者、监管者可以要求投资者风险自担，但投资者也可以要求设局者、监管者执行一视同仁的游戏规则。这是《证券法》的要求，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必须遵守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义论”的提出是对于过去监管信用严重缺失状况的一种反抗，虽然极端，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至少，对监管层而言，它的“主义”是一种警醒！大而论之，这种“主义”甚至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警醒！
——腐败需要铲除，不公需要抚平，缺陷需要修正，决策需要科学，滥权需要问责，否则，就可能产生新的“主义和问题之争”！
而对于中国股市当前的困局，我认为“困”就“困”在一个\"跌\"字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透过各种渠道，通过各种办法，利用股市技术上严重超跌的\"时机\"，“制造”牛市，促成股市反转，转化恶性预期，以便在牛市中解决问题，消除矛盾，在无形甚至掌声中解决股权分置这个最大的制度性遗留问题。我相信，只要措施得当，解决股权分置便有可能会成为大牛市契机，而牛市的展开也便可能让股权分置问题顺利解决，让二者形成人们期盼中的良性互动。否则，钟伟先生的“废墟论”便难免一语成谶。
我们不能忘记的制度前提是，中国股市依旧股权分置，依旧无法做空，依旧存在重大的体制缺陷，所以，在修正这种缺陷之前，也只有“借势”“制造”牛市，才能以代价最小的方式拯救当前的危局！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股市需要的是“牛市主义”！中国股市投资者需要的是“三公主义”，而中国股市监管层需要的是“修正主义”。因为“公平、公正、公开”是世界上任何证券市场必须奉行的基本准则，即便有时有所背离，甚至严重偏离，也需要依靠完善的修正机制及时修正，以求基本上保证“三公”的不可动摇。而对中国股市而言，观念需要修正，制度需要修正，机制也需要修正！而这些修正的过程，便可能成为行情修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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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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