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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编者按：
“中美纺织品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双方还将继续讨论。”7月11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预料之中，当天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在纺织品贸易问题的谈判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将使下半年中国多种纺织品对美出口的余地微乎其微，数以千计的纺织品工厂将面临生存危机。
另一个方面，中欧关于纺织品贸易的《备忘录》尘埃刚落，欧盟对中国劳保鞋又发起了新的保护主义行动；加拿大、哥伦比亚、土耳其等国相继将中国纺织品列为限制对象……至于已经持续了3年的人民币汇率话题，虽然在本轮谈判和刚落幕的Ｇ8会议上都未被提起，但与会各方对此心照不宣，争议必将继续下去。
自从中国开始全力以赴追求入世、“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说法占据压倒性话语霸权以来，中国社会也许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感受到国际经贸争端的压力乃至严酷性。中国进出口贸易在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如何认识和应对贸易摩擦的问题，必是我国今后的经济生活中重大的课题之一。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以至于2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史也是外国对华贸易摩擦的发展史。按照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中国始终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反倾销头号目标国，共计遭受反倾销365起，仅2004年一年，国外就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5起贸易救济（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措施调查，涉案金额12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1979年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73起，反补贴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商品4000多种。
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在持续发展，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也早已令我国出口企业不胜其烦，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已经崭露头角。如何妥善应对贸易争端，不仅涉及重大经济利益，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因为国际经贸摩擦已经关系到我国千百万国民的切身利益，以此次纺织品贸易争端为例，我国在纺织服装行业直接就业就高达1900万人，如果加上间接就业、从业人员家属，利益相关者当在数千万人以上。
而外国对华贸易摩擦上升正值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自信心持续上涨之时，如果我们不能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取得足够像样的成果，必将严重损害政府权威。
应对贸易摩擦涉及不同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又可能存在冲突，片面追求其中某一项目标将导致偏离其它目标，理想的贸易摩擦解决方案应当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点。
切忌“愤怒孤立”
不能因为“和气生财”，我们就不敢维护自己切身利益，也不应当满怀“受害者”心态而“愤怒孤立”。
首先，在贸易摩擦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我方的核心利益和尊严，尊重、保护国民关注我国国际经济利益的天赋权利。我们不能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理性”和“善意”之上，我们的一切对策归根结底必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即增强自己的实力，充分显示自己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使用这种能力，让对方充分意识到我国敢于在必要时实施以牙还牙的贸易战，从而增强自己在双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贸易摩擦本身就是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成就的体现，以免形成片面的“受害者”心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风必摧之”和“流必湍之”的前提是“木秀于林”和“堆出于岸”，对华贸易摩擦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对外经贸崛起的事实，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最大变化。1978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97．5亿美元、108．9亿美元和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2004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已经分别达到5934亿美元、5614亿美元、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中国之所以步入国际经贸摩擦高发期，既是因为加工贸易迅猛发展导致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出现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昔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对美欧的贸易顺差随着产业转移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中国大陆对美欧的贸易顺差，更是因为中国出口遍及除飞机之外的几乎所有制成品且步入竞争扩张阶段。
今年美欧对华贸易摩擦压力上升，是因为今年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正在迅猛增长，根据最新统计，前5个月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分别达390亿美元和25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和128％，预计全年可分别达1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美方更预计我国对其全年贸易顺差将超过1900亿美元。明乎此，我们就该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贸易摩擦，而不至于形成偏颇的政治压力，影响贸易摩擦理性解决。
东亚方式
应对贸易争端的关键并不是在既定的规则下解决已爆发的贸易争端，而是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风险。从事这项工作的策略可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定规则根据我国利益加以取舍，以及防止对方提出的不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得到通过，旨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提出并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旨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不完全等同。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后者则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世贸组织中，迄今我国运用被动策略较多，运用主动策略较少，为了降低贸易摩擦的几率，夺取贸易争端的主动权，日后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运用主动策略。在此次纺织品特保争端中，“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Ａ380”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对发达国家实际上再有利不过了，而且中国纺织品出口高增长带动了美、欧纺织原料和纺织机械对华出口高增长，带动了美、欧纺织品流通部门就业机会成倍增长，以及美欧对华投资企业、品牌商、进口商的利润翻番。之所以出现贸易摩擦，不过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内部的受益方和受冲击方不完全重合。
要提升本国产业结构，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最好的办法不是用贸易保护将社会资源胶着在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部门，而是建立、完善“调整援助”等机制，用受益部门的一部分收益帮助受冲击部门转业，改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但在进口国国内政治游戏规则下，除非遭受外部压力，否则进口国政府不会有多少内在动力采取上述措施。如果我们能够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成功设置并通过这项新议题，将从根本上削弱进口国受冲击部门挑起贸易争端的内在动机。
在解决贸易摩擦时，我们还需要在规范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全世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设计一直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欧美人习惯的制度化、法制化的仲裁程序，一条思路是东亚人习惯的调解方式。前者好处是规范、各方权利和义务划分明晰，弊端在于常常需要进行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和辩护过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待到最终仲裁结果确定时，双方所争执的问题可能早已时过境迁了。问题是为了保证仲裁公平，这种“低效率”的调查取证和辩护过程又是必须的。换言之，在这种模式下，效率与公正往往无法兼得。相比之下，东亚人习惯的调解方式往往有不够规范之弊，却有灵活、高效的优势。
为了提高效率，正如我国对轻微交通事故实行“私了”，取代原来一律由警察处理的做法一样，随着东亚经济实力增长和欧美争端解决模式弊端日益暴露，近年来东亚调解模式在国际经贸协定中日益崭露头角。比如《新加坡共和国和日本新时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便高度重视双边协商和调解，该协定在各个章节所涉及的具体领域的争端解决，以及专门的“争端的避免和解决机制”一章所涵盖的一般性争端避免和解决问题，都充分体现出了“调解优先”的精神。
不仅日本、新加坡这类原本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就是在完全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政、商、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官方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如何都是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为了提高解决争端的效率，应尽可能发挥包括调解在内的非官方商业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卷入的程度。7月15日，在中国贸促会和美国国际争议预防与解决协会（ＣＰＲ）共同举办的中美商事调解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双边协商和调解是中美多层次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找准行业协会的转型契机
由于配套环境因素不健全，某些本意旨在便利解决贸易摩擦的方案可能造成新的更大的问题，推动行业协会转型并扩大其职能就是如此。商业、行业协会改革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乃至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美欧行业协会组织又被许多人视为我国商会、行业协会改革的蓝本。在贸易促进、打开海外市场方面，美欧企业界及其行业协会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工作之卓有成效，令作为他们对手的中国企业界在深感切肤之痛之余，不禁心向往之。
相比之下，中国有关商会、行业协会组织在贸易促进和解决贸易争端中发挥的作用似乎很不显眼，在贸易争端频仍、开辟海外市场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改革商会、行业协会组织的属性定位和内部机制，淡化行业组织的半官方色彩，明确其民间组织属性，强化其职能，让商会、行业协会组织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发挥更大作用，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
毫无疑问，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贸易摩擦、开展贸易促进，我国商会、行业协会组织需要改进，甚至是很大幅度的改进，但在推行这种改进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由于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关系，我们的企业和协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与美欧不完全一样。他们比较多地通过媒体公开宣布，通过议会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包括我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奉行行政主导体制，较多地通过行政部门主持的行业协商、调研等活动反映自己的意见。两种模式本无高下之分，所谓“美国模式”也未必就是“先进”的代名词；相反，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政企合作还是美国向日本学习的内容之一。
其次，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行业组织的民间属性，过分强调强化其职能，将造就过分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而这正是过度保护主义的力量基础，其后果是保护落后，削弱企业强化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美欧国家商会、行业协会组织属于完全的民间组织，已经经过了长达上百年、往往不无强力色彩的磨合，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了目前这种相对均衡，因而无需政府过多直接介入的格局：在协会组织之外，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足以制衡商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在协会组织之内，大小企业之间也实现了利益和影响力的适当分享。
但在当今之中国，足以制衡商业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仍然付诸阙如。政府归根结底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而不可能如同完全民间化行业组织那样公开彻底地充当某个行业乃至少数几家企业巨头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盲目强调行业组织的民间属性，盲目强调强化行业组织的职能，结果可能让商业权力失控、失衡。只有当足以制衡商业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成长起来之日，才是这样的自律性组织完成民间化之时。
（ 责任编辑：吴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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