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近日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任建明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的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且慢对“买车论”愤怒

　　对任建明教授的这番言论，不少网友质疑，“这不是变相鼓吹公务员涨工资吗？”“老百姓们才挣多少钱？希望教授把眼光放在老百姓身上多一些吧！”……归结一点，大多网友对任建明的“买车论”相当愤怒。

　　笔者注意到，“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前面，有一个限制范畴，那就是“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汽车时代”最典型的特征是汽车步入大多数家庭，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品。按此理解，任建明的“买车论”可以理解为“在遥远的将来，当中国大多数家庭拥有汽车的时候，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家车”。当中国真的步入“汽车时代”，当中国大多数家庭拥有私家车的时候，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家车，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与公车改革根本是两回事。公车制度不改革，即使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也杜绝不了公车私用现象，更解决不了公车浪费和公车腐败问题。况且，公车改革应以“限权”为坐标，而不能以公务员涨薪或变相赎买为条件。 山东省淄博市孙化民

　　应跳出职务消费货币化怪圈

　　从已经实行货币化的地方看，“职务消费”已经异化为“权力消费”。为什么？因为确定货币化的依据是职务的高低，而不是公务的需要。这样的改革，只能强化官本位。

　　其实，公务用车的消费，不是职务消费，而是公务消费。

　　使用公车是公务需要，“公务”和“需要”，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但将行政成本转化成“货币”进入个人腰包，使行政成本变成了个人利益的驱动力，以至于执行公务，还得在工资之外追加薪金，其效果无异于向不正之风乃至腐败让步。这种做法，不问公务是否需要，“车贴”吃大锅饭，人人补，此其一。其二，行政成本没有谱，却能发放巨额补贴，不能不令人怀疑其是否合法。其三，行政费用变为津贴，变相加工资，又不纳税，显然乱了规矩。

　　公车私用，用公家的车、公家的司机、公家的汽油，办私人的事情，一个铜板都不出，什么性质？贪污！因此，治理公车私用，当追究法律责任，而不是用车贴去赎买。

　　毫无疑问，“职务消费货币化”有弊无利，于法无据，应该叫停。 湖北襄樊学院文志传

　　鼓励买车但谨防私车公养

　　开私家车，公家掏腰包“买单”，这就成了“私车公费”、“私车公养”。这种现象在有些基层已经出现，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很多公务员买个车不成问题，但是高昂的车辆养路费、耗油费、维护费等“养车钱”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私车公用”这一现象，包括那些将公车转手给本单位某个人，车照旧用，养护费作“车旅费”报销，只是更名而已；或单位往往通过以“个人名义”购车的方法购车，车辆的一切费用，由单位负责。

　　我们应该清楚，“私车公养”这股歪风邪气带有很大的隐蔽性，让人防不胜防，比较起治理带有明显特征、易暴露的“公车私用”，难度大得多。

　　只要我们对“私车公养”现象有了足够认识，对其本质有了足够把握，作好充分准备，把“私车公养”这种不良歪风扼杀在“襁褓”中，鼓励公务员买私车则不失为解决公车管理改革的一剂良药。广东省南海市王加荣

　　公车改革不等于工资改革

　　根除“公车私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监督和制度的完善，如果没有了这些必要的前提，可以断言，即使所有的公务员都能买得起私车，依然难免会有人身不由己地去打公车的主意。

　　防止公车私用是公车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货币化改革只是为了补贴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硬要把提高公务员工资作为货币化改革的一种“配套措施”的话，难免会让人怀疑，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又在为公务员变相谋取着福利？不滥用公车谋一己之私，这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要假公共财政之手予以额外的奖励？

　　公务员购买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购车款不应该来源于不滥用公车的奖励；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工资改革不应该脱离当前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如果真的到了所谓“汽车时代”，我想问的是，能够买得起私车的普通老百姓究竟能有几人？在公车滥用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之下，如果“汽车时代”纵横驰骋的都是公务人员的私车，这恐怕是比公车滥用本身更加容易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现象。河南省安阳市赵志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