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合成：KP车间“杀手”待查

　　——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追踪

　　本报记者 周婷 重庆报道

　　3月12日，西南合成（000788）发布公告称，因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公司受到卫生部处罚；公司已履行相应行政处罚，并对KP车间停产整顿，在职业病危害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前将保持停产状态。

　　从1999年至2006年，西南合成酮基布洛芬车间（KP）四名工人相继罹患肺癌死亡。去年年底，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卫生部随即进驻调查并作出上述处罚决定。

　　然而，公告背后却疑云重重：四名工人到底是不是死于职业病？西南合成是仅仅存在职业病防护不到位的问题，还是另有深层次问题？KP车间的关停对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制药基地将产生何种影响？日前坊间盛传有券商将借壳西南合成，公司是否有意借此事顺利完成转型？记者带着这一连串疑问来到了重庆。

　　四名职工死于肺癌

　　从1999年到2006年，KP车间先后有四名身强力壮的男职工死于肺癌，其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仅29岁。对于KP车间四名工人相继罹患肺癌死亡以及公司受到卫生部处罚的事件，公司董事长戴泽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我们为过去的老厂付出的代价。”

　　戴泽宇介绍，西南合成是一个三线老厂，1997年上市，1999年之后陷入生产经营不善的困境，从2000年起因连续亏损戴上“ST”帽子，厂子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必要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也做得不到位、不全面。“我们来了以后，公司相继投入5000万元进行GMP认证，另外拿出5000万元加强环保，还投入1000万元进行设施建设（包括安全防护设施）。”戴泽宇所说的“我们来了以后”，是指2003年，方正集团向西南合成的大股东——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注资3亿元，并帮助其完成了债务重组。2003年7月1日，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与北大方正集团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方正集团成为西南合成实际控制人。2003年7月4日，曾任重庆新延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戴泽宇成为西南合成总经理，并于当年8月4日在西南合成董事会上当选董事长。

　　如果问题都是以前的老厂出的，为什么卫生部还要在今年年初对其进行检查呢？以下是记者和戴泽宇的一段对话：

　　记者：“厂子里现在的防护都到位了吗？”

　　戴泽宇：“我们都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整改的。”

　　记者：“那么卫生部的处罚是针对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问题？”

　　戴泽宇：“……四名工人死亡，有两人是在我们来了之前。”

　　记者：“四名职工的死亡到底是不是因为职业病？”

　　戴泽宇：“我们至今没有收到这样的鉴定。”

　　记者：“您认为他们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戴泽宇：“原因是肺癌。”

　　记者：“什么原因导致的肺癌？”

　　戴泽宇：“这个现在没有结论。”

　　卫生部的处罚决定中指出，西南合成存在的问题包括职业病防治工作不到位，轻视职业病危害对劳动者健康造成的后果，对接触有毒害作业劳动者的健康监护不到位，职业病防护设施不能保证有效运行等。

　　对于处罚原因，戴泽宇认为，卫生部之所以处罚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职业病防护职责，而职工是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患肺癌死亡，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论证。

　　在记者辗转拿到的一份《关于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可能被媒体问及的问题》中，关于病因部分，详细列出：“4名职工均死于肺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卫生部下达的文件精神，均未指出四名患肺癌职工死亡与劳动环境危害有直接关系。”

　　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就是职业病。据华东一家制药上市企业的一名药品研发人员介绍，酮基布洛芬是一种解热镇痛类药物的主要成分，药理方面没有发现使人致癌的临床现象，加工工艺一般是从国外引进的成熟技术，也没有发现致癌的先例。但用于合成这种原料药最主要的化学物质是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都是对人体有毒、甚至致癌的物质。如果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泄露，就会在工作环境内产生毒性。

　　中国安全科学研究院职业危害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戬指出，一般而言，在有毒的工作环境中进行作业，必须在开工前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而且每年还要复查，以确定工作环境中的有毒物质是否超标、超标程度如何，以便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卫生部所指西南合成存在的问题中，有一项是该公司“未开展作业场所危害检测评价工作，没有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检测资料”。李戬认为，由于公司没有正确地、充分地开展职业危害检测，“有因为工作环境导致职工患职业病的可能性”；他同时指出，也存在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导致患病的可能。究竟是否因为工作环境而导致患病，必须要由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医院作出相关鉴定。

　　寻找曾令凯

　　曾令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KP车间里截至目前最后一个死于肺癌的工人，也是第一个提出要讨说法、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地鉴定”的人。当他成为第四个被检查出肺癌的职工时，他全部的生存希望凝缩成为一句话：“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虽然法律上对职业病鉴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定，但是重庆仅有的两家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以及卫生主管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外围采访多方受阻，使得事情的真相越来越难以接近，“职业病”也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最后，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护院职业病科，一位中年医师告诉记者：“单位组织的体检很难保证一定能检查出来。单位组织的都是常规的、最基本的检查项目，检查项目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肺部检查，如果是拍X照，因为有底片，每年都可以对比一下，有没有病变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要是只做透视，看一下就走了，万一病变太小，肉眼就很难发现。可透视只要7、8块钱，比30多块钱的X照便宜多了。所以好多公司都做透视不做X照。”

　　多亏这位医师的介绍，我才明白体检背后有着这样的玄机。

　　对于曾令凯这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员工，西南合成董事长戴泽宇表示，曾令凯患病的事情他们听说过，在患病期间还派人看望过他。但曾令凯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是职业环境的原因导致他生病。出于人道的考虑，在他去世后，公司还安排了他家属的工作。

　　当出租车奔驰了二十公里左右后，来到位于重庆最有开发潜力的江北区寸滩港口附近，我从开启的车窗隐隐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

　　厂里不让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向厂房左后侧的家属区走去。

　　“曾令凯呀？我记得他。”一个坐在小店门前打毛衣的妇女说：“他去年就死了。”

　　王大姐今年四十多岁，1996年前后在KP车间二组干活，和曾令凯是工友。她口中的曾令凯，似乎是一个30岁左右的乡下汉子，面孔黝黑，寡言少语，从1993年就在KP车间实习，一干就是15年，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为的就是能拿到每月1000元左右的辛苦钱，照顾一家大小。

　　回忆当时在KP车间工作时的情景，她说：“脸上要带着很大的防毒面具，手套一个月要发8双，还要穿特殊的鞋子。”

　　“厂里组织体检吗？”

　　“做过的！”

　　“是厂子里的医院还是外面的医院？”

　　“厂子里的！”

　　“检查了哪些内容？”

　　“好多种，查血啊什么的。”

　　在后来的资料调查中，我了解到，由于职业病的鉴定和危害与一般的疾病差别很大，所以职业病防护法上规定：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在王大姐她们的指点下，我来到红砖楼的八楼。可是房门紧锁着，曾令凯的妻子不在家。

　　从门外的面积测算，这是一间不到12平米的小屋，黄色的门漆已经斑驳，门口晾着女式衣服。

　　八楼通往外面的天台上，远处是奔腾而来的长江，近处是雾蒙蒙的白色厂房。曾令凯就在那里工作。如今那里应该已经紧锁大门，原有的86名工人也安排到其它地方去了。

　　然而曾令凯的妻子始终没有出现。有邻居说她和姐姐出门去了，也有人说她上晚班去了。她家没有电话，也没有人知道刚来动力车间上班的她的手机号码。

　　第二天再访曾妻也没有结果。总而言之，等候曾妻的努力失败了，我临走前留下的电话号码也始终没有被她拨通。

　　带着这个遗憾，我回到了北京。在向职业病研究学者、法律专家、药物专家咨询之后，我发现随着卫生部对其它KP车间职业病危害调查的愈加深入，更深一层的疑问慢慢浮现出来：一旦卫生部调查结果表明，职工健康损害确实与劳动环境危害有直接关系，那么已经死亡的曾令凯是不是可以认定因职业病死亡？如果可以认定为职业病，那么后期的赔付问题又如何解决？

　　根据职业病防护法，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企业在职业病事故中不仅要承担罚款等行政责任，还要对受害者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所副主任金英杰指出，现行法律体制下对职业病赔付体系还没有建立。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职业病的赔付先例，只在矿山事故中有工伤赔付事例。

　　离开山城的时候，窗外林立的高楼飞快地后退，出租车里正在广播“直辖十周年”节目。主持人说重庆这个最年轻的直辖市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感谢那些“棒棒”。

　　是啊，曾令凯就曾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但是，在企业为了获得发展而把内部成本外部化为社会负担时，这些曾经的功臣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