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翻新过期药转卖外地

　　中央电视台4月30日《经济半小时》播出节目“上海阻击药品黑市”，以下为节目实录：

　　不少人家里都备着个小药箱，平时有个头疼脑热，自己就解决了。时间长了，药箱里不少药品会慢慢过期。有人统计过，一年下来，平均每个家庭会攒下一斤左右的过期药，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年产生的过期药至少有数万吨。

药品过了使用期，不仅疗效降低，有的还会产生毒副作用，威胁生命安全。那么，数量庞大的过期药最后都去哪儿呢？前段时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展开的一场，整治非法收售药品行动，揭开了一个秘密。

　　上海药检部门重拳出击打掉非法窝点

　　2006年11月20日，上海市药监、公安等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前期摸底和周密策划，调动了近200人的精兵强将，分为四个小组，从下午两点开始，就埋伏在早已瞄准好的几个窝点附近，蓄势待发。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和公安局配合，一起就在四个窝点的外面等好，然后由市公安局统一指挥。”

　　当天17时15分，位于上海宝山区的小组率先行动起来，在纬地路88号弄后门，抓获了正收药回家的胡某，胡某车上的几个大纸箱内，装满了刚刚收回来的药品。

　　办案人员将胡某秘密控制以后，来到了胡某位于某小区101号楼501室的家，但打开房门时却发现，胡某的家里没有一点儿药品的痕迹。

　　办案人员：“应该有，应该还有其它地方的。”

　　就在办案人员犯愁的时候，胡某钥匙链上的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501室正下方的401室，才是胡某存放药品的仓库。当办案人员打开401室门的时候，胡某的妻子，还正在房间内整理药品。

　　办案人员：“你叫什么名字啊？”

　　办案人员：“你叫陈凤琴啊？”

　　陈凤琴：“什么事啊？”

　　办案人员：“你是叫陈凤琴吧？”

　　陈凤琴：“嗯。”

　　办案人员：“我们公安局的。”

　　陈凤琴：“怎么回事？”

　　胡某位于401室的药品仓库是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房间里各式各样的药品堆积如山，药品空包装盒、说明书更是应有尽有，甚至连衣橱、抽屉里都堆满了药品。在厕所里，还发现了大量本应冷藏储存的针剂药品。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四个窝点统一，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一起开始敲门。”

　　同一时间，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办案人员也行动起来，在水泉路88弄7号的地下车库将徐某秘密抓获，并在一楼大厅抓获其携带两大箱药品的妻子。

　　随后，闸北组第二路人马赶到徐某的上家余某住处，抓获余某之妻，而嫌犯余某跳楼逃跑。

　　当晚23时30分，另一组人员对谷某水泉路住所及少年村路药品仓库实施取缔。

　　21日凌晨1时，位于普陀区的刘某夫妇也被擒获。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民皓：“应该说，当时的行动是很有效的，对上海这一个人群有一个非常大的威慑力。”

　　根据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各窝点查获情况的统计，1120行动当天，共查获药品种数351种，共计103箱，药品单包装数52047盒，总价值270.91万元。

　　在1120行动之后，药品稽查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上海市药品回收市场动向的关注，在掌握了一些新线索之后，又成立了305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摸底行动。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民皓：“我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们一共组织了三次大的行动，捣毁了13个违反的窝点，大概涉及到违法经营额大概是两千九百万，三千万左右。同时呢，我们公安机关依法对18个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了拘捕，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药品黑市的倒卖网络

　　在药监、公安部门重拳之下，上海的地下药品黑市遭到迎头痛击。其实，专门回收旧药的药贩子，我们并不陌生，在马路边上、小区门口，就经常能看见他们，他们要么四处张贴小广告，要么立块纸牌子。药贩子看似不起眼，但上海市药监部门告诉记者仅1120行动中抓获的那四对夫妇，四年时间银行帐户上累计进帐竟高达9000多万元。他们是怎么从过期药和旧药上赚到如此惊人的利润呢？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陈滨告诉记者，目前在上海，约有数百人专门从事非法收售药品的活动，他们分为三个级别呈金字塔型。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把他们这些药贩子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在路边上，蹲在那儿收药的，他们从老百姓手里边收一些过期的药，多余的药。这一级的人呢，人特别多。收到的药呢，品种多，量很少，比方说一盒也要，两盒也要。收好了以后，他们把手里边的药呢，分类，然后他们就会卖给中间的这几个药贩子。中间这几个药贩子呢，就是把从各个不同的人手里边收的同样的药再整理，再打包，打成中包装，这个层次的人是以整理打包为主业的。”

　　记者：“改换头面。”

　　陈滨队长：“嗯，改换头面。整理打包为主业的。他们弄好了以后，那么就卖给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药贩子。”

　　陈滨所说的最高层次的药贩子，就是处在“金字塔尖”的高端药贩，也是上海药监部门目前重点打击的目标，而在1120行动中抓捕的谷某、胡某、徐某、刘某四对夫妻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份类似“批发商”，主要以“夫妻家庭”形式活动，起早贪黑，行动相当隐蔽。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都发现，他们也是都做了几年了。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路边的马仔，但是慢慢慢慢了解了整个体系，他就慢慢发家了。现在他们住宅，住房，车都是很不错的。”

　　目前已经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刘某夫妇的药贩“生涯”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他们在家附近的菜市场以低价收购药品。

　　罪犯刘某：“就是你放块牌子。他就有那个，什么退休工人什么东西，他都会拿过来卖给你。”

　　刘某告诉记者，多年来，收购的药品全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手，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利用医保卡购买药品。

　　刘某：“都是用医保卡的。还有什么。”

　　记者：“是什么样的的人有医保卡？”

　　刘某：“五、六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反正都是退休的。”

　　陈滨也告诉记者，在查获的药品中，用医保卡购买的药品占很大一部分。因为在大多数药品的包装上，医院的标签还贴在上面。而除了医保卡购买来的新药，还有一部分的过期、假冒药品，药贩子们便需要进行改头换面的工作。为了翻新的药品不被识破，他们甚至到某些医疗机构回收废弃的药品说明书、药瓶、药盒和封签等药包材。

　　陈滨队长：“空的包装盒里边没有药品，那么这个就是有比较大的危害了。我们担心他呢，就是把一些不合格的药，或者是回收过来的，外包装已经被污染的，不太整齐的这种药，换到这种新的盒子里边。然后再进行包装。”

　　除了回收来的废弃的药盒，一些生产日期已经过期了的药盒，药贩子们也不放过。

　　陈滨队长：“过期的药盒就可以换成新的包装了。把过期的去掉，还有他们有打号机。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打号机。”

　　记者：“但是他上面已经有号了，他怎么再打？”

　　陈滨队长：“他可以把这个，原来的批号擦掉，因为把这个油墨擦掉，用熨斗熨一下，基本上是可以看不出来的。”

　　记者还注意到，稽查人员几乎从每一个窝点里，都搜出了电吹风、电熨斗、塑料薄膜之类的东西，药贩用它们干什么呢？

　　陈滨队长：“比方说，正规的药厂生产的这个品种，如果是十条一盒的话，那么他就把这种，这十盒放在一起，用这个包装袋包好，包好了以后呢，用这种电吹风，它有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是热压的，热压的，成袋的，热压，压断，压断了以后给它包好。这是热的，包好了以后，剪刀给它剪掉。然后它这个不是不是很光滑嘛，不是很光滑，实际上用这个电吹风一吹，它就绷起来了，它就绷得很光滑了。”

　　而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刘某和妻子，他们已不再需要亲自沿街去收药，也不再需要亲自对药品进行改头换面，而是四五家中间商每天定时向他们提供药品。他们再通过托运站将手中的药品发到外地。刘某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他3天左右就会向外地购药者发一次货，每次为3箱，交易金额一般在2、3万元。

　　罪犯刘某：“多的时候十万也有。”

　　而刘某发货的上家主要是武汉的王玉军和郑州的秦维献。从2006年6月至11月，刘某夫妇先后44次，将各类药品销售给王玉军，再由王玉军先后38次将货款共计295万余元，直接通过银行存入刘某的银行卡内。而从去年7月至11月，刘某夫妇还先后21次，将各类药品托运至郑州，销售给秦维献，秦维献先后23次将货款87万元存入刘某的银行卡内。

　　记者：“他们拿着这些药是做什么用途呢？”

　　罪犯邵国英：“全部销往外地医院了。”

　　众所周知，国家对托运药品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和明确的规定，那么刘某夫妇又是如何频繁的将大量的药品托运到外地的呢？

　　记者：“你托运的几家叫什么名字呢？托运的地方？”

　　刘某：“一个叫佳吉公司。还有一个叫舒立。”

　　记者：“那你每次托运的时候，在托运的那个单上，你们会写什么呢？写什么样的类别？”

　　刘某：“一般都写配件。”

　　记者：“他们不会检查吗？”

　　刘某：“谁检查？”

　　记者：“就是托运那边他们会检查吗？”

　　刘某：“我们都写配件，他们不检查的。”

　　如今面对漫长的刑期，刘某夫妇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记者：“后悔吗？”

　　邵国英：“我怎么不后悔啊？我后悔。”

　　刘某 ：“人就是一个字，说到底就是一个，侥幸心里，还有一个贪婪心里。做大了，认为不要紧，总有这种心里。”

　　药品回收渠道运转不畅

　　调查中记者发现，药品回收和倒卖原来环环相扣，站街收购、集中改头换面、打包卖到外地，组成了一条利益链。按照国家废弃药品处理办法，过期药品应该在各地药监部门监督下，进行无害化销毁。可如果大量过期药流到了药贩子手中，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不会把高价收来的过期药白白销毁掉。这条黑色琏条严重威胁大家的安危，可它的起点恰恰就是那些把过期药卖给药贩子的普通市民。那么，正规的药品回收渠道又运转如何呢？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　盛国远：“基本上每个药房都放了一个叫回收药品的箱子，随时你有什么过期的，失效的东西，就扔进去可以。”

　　盛国远告诉记者，上海市药监局倡导每一间药店开展不合格药品回收的服务，设立不合格药品回收箱方便群众清理家庭不合格药品。但是记者走访了市内十多家药房，却发现回收情况并不容乐观。

　　记者：“请问有放不合格药品的药箱吗？”

　　药店售货员：“没有。”

　　记者：“请问有放不合格药品的药箱吗？”

　　药店售货员：“没有。”

　　开展不合格药品回收，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倡导建议，显然在一些药房还处于“真空”状态。而在位于南京西路的这家大药房内，当记者询问药房工作人员回收箱在哪里时，工作人员一脸茫然，好像从来没听说过一样。

　　药店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去其它家看看吧。”

　　而在另一家药房里，不合格药箱随意得扔在一个高高的空调上面，很难被人看见。记者把药箱拿下来时，发现药箱满是灰尘，打开药箱，里面空空荡荡，竟然没有一盒药。

　　药店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在抓这个事情。他有社会责任，不是我药卖出去赚钱就可以，应该这个社会责任也是蛮重的。”

　　记者又访问了一家药店，虽然药箱放在进门很显眼的位置，但里面却只有一盒药，记者拿起来一看，这还是一盒3年前就过期了的药品。

　　还有的药房，回收不合格药品的药箱，也早已成了摆放其它产品的工具。

　　药店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在抓这个事情。他有社会责任，不是我药卖出去赚钱就可以，应该这个社会责任也是蛮重的。”

　　针对药品回收“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盛国远认为，药品回收作为非强制性的公益活动是目前药品回收难以执行的原因。应当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

　　盛国远：“像白云山，还有其他好象也有什么公司，组织了我们上海24间大的药房，当然他有时间的，一天，一天里面，希望他们把过期的药品，可以换成他们的药，做这样的事都是好事，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大的企业搞这样的活动，对老百姓有利益，对你这个企业创造这个品牌，应该是双赢的。”

　　但是目前企业回收的多是针对性的药品，而且时间也非常有限，并不能达到对所有不合格药品进行回收的效果。所以过期药品回收“冷场”，还应该从科学的用药习惯到对药品回收的理解、支持，提高群众的认识度。

　　盛国远：“药品它本身就是一种化学物质，在没有条件的温度储藏的条件下，它会变型，有的变型把含量下来，但是有害物质就产生了，这些有害物质人们在用了以后，实际上对你的伤害很大的。”

　　据统计在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存有备用药品，其中30%-40%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82.8%的家庭并没有定期清理药品的习惯。这么大比例的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而要想和药贩子的“高价回收”相抗衡，就必须尽快为不合格药品回收立法，建立起长效机制，否则，地下市场便会随时随地乘虚而入。

　　建立长效机制，杜绝药品黑市死灰复燃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固然重要，但现在国家对市民私自卖药并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这就很难彻底切断黑市上的药品来源。而贩卖过期药，平均利润高达300%，暴利诱惑下，那些药贩子即使面对政府部门的严厉打击，也不会轻易收手。在上海专项治理行动尚未结束，一些利益熏心的药贩子们就又开始行动了。

　　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菜市场门口，立着一块收购药品的招牌。但记者等了半天，也未见任何药贩子的踪影。正当记者要离开时，药贩子赶紧上前拉住了记者。

　　记者：“这些药都收吗？”

　　药贩子：“收啊。”

　　记者：“价格呢？”

　　药贩子对记者带来的几盒合格的药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给出了自诩为很高的价钱。

　　药贩子：“达喜13块钱是最高了。我给的价钱全都是刚配来的新的药，过期的就不是这个钱了。”

　　当记者发现，药贩子开出的价格基本都是市场价格的50%左右，药贩子突然拿出笔和纸，给记者指点起迷津来，教记者如何利用医保卡赚钱。

　　药贩子：“你就到前面这个xx路，这个你只能拿2盒，达喜，吗丁啉2盒。这些总共配出来是154.1。卖给我我给你90块钱。”

　　药贩子很遗憾的告诉记者，现在由于政府对医保卡消费做出了限制，每天消费的金额有限，所以已经不如过去好赚钱了。

　　药贩子：“每一次不能超过200块钱，一个月不能超过八百元。一个月拿药不能超过5次。去年四百五百，一张卡四五千块钱，我们一天就拿回来了。现在可不行了，一天最多200块钱。”

　　而当记者询问他是否回收过期药品时，药贩子居然表示，附近小区内很多居民都将过期药品交给他。他不光收过期药品，就连过期的针剂也收。

　　在离药贩子不到20米的地方，另一个人也在这里等着收购药品。和其他人相比，他的收药活动显得更加隐蔽，因为他的周围没有任何招牌，而他是靠手里攥着的一把药盒来吸引人的注意。

　　记者：“收药是吧？”

　　药贩子：“是的。”

　　记者：“这些收吗？”

　　药贩子：“收。”

　　半小时观察：立法比空洞的号召更靠得住

　　过期药不能治病，反而可能会要命。

　　表面看起来，在地下药品交易的链条上，不外乎三个环节，收购、包装和批发。也就是说，只要老百姓能将家里的过期药品交给正规的国有药店处理，就能将过期药的源头堵住，地下交易的整个链条就断了，“药贩子”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

　　每一个人都需要担当起社会责任，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固然是谁能明白的道理。可要要解决药品黑市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最近几年各地不合格药品回收箱经常“饿肚子”的现实表明，仅靠空洞的号召远远不够。

　　上海对药品黑市的重拳出击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应该受到严厉打击的不仅仅是药贩子，对那些转手倒卖不合格药品的医院、药店也应该一查到底，而且类似的检查也不应该只是一两次突击行动，还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解决机制。毕竟，药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主编：马洪涛　记者：李想 摄像：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