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季度经济数据再论宏观调控的运用

　　４月１９日，国家统计局如期向全社会发布了我国国民经济一季度的运行数据。最新统计显示，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１１．１％，为去年二季度以来最高增速，ＣＰＩ总水平同比上涨２．７％，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１．５％，其中３月份大幅上涨了３．３％，超越央行３％的“警戒线”，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３．７％，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４％，为近年来的较低增速水平。

　　　　一、经济运行之研判

　　毫无疑问，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的运行仍然延续了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认为，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速加快主要表现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全面上的加快，除了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之外，其他的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指标都出现了加快的势头；二是高位上的加快，经济增速的加快是在过去四年连续保持１０％及以上增长速度基础上的加快，起点是高的；三是结构调整中的加快，随着国民经济运行的加快，投资消费结构有所改善。这些特征不仅与去年“增长快、运行稳、质量高”的发展格局相吻合，而且更凸现出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又好又快”的成长通道。

　　各机构与经济学家对一季度数据的评价大都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例如，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认为：“投资增幅下来了，经济的协调性比过去有所改善。”亚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指出：“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存在问题不容忽视。”事实上，由于前两个月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先行指标走势强劲，近期诸如汇丰银行、高盛公司、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与国家信息中心等纷纷上调经济增速预测。同以往相同，尽管各方对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迅猛的增速是否意味着经济已经过热，各方作出的判断却大相径庭。国家信息中心报告认为，投资等各项指标目前还处于合理区间，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仍处于健康发展的轨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陈东琪新闻,陈东琪说吧)却忧虑地表示，经济过热的风险正在积聚，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继续宏观调控。国家统计局也不认同经济过热的判断。发言人李晓超只是承认经济运行存在着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但又表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需要综合考虑，否则判断难免有失偏颇。明确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显然不是容易的事，许多表明经济运行趋近过热的迹象也同样不容忽视，这其中以今年以来ＣＰＩ水平走高、房地产市场、股市的走势最为显著。

　　　１．ＣＰＩ水平走高

　　我国经济持续数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一季度ＣＰＩ水平同比上涨２．７％，一举超过去年全年１．５％的涨幅，处于近年来的高位水平，其中３月份更是大涨了３．３％，突破了央行３％的“临界点”。根据李晓超的解释，在一季度ＣＰＩ２．７％的上涨幅度中，有１．５％是由去年第四季度粮食价格上涨后的“翘尾因素”引起的，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核心价格指标并不高。ＣＰＩ这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测量指标在今年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在经历数年的高增长后，所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显现。目前ＣＰＩ有较大的上行压力，央行及有关部门必须高度关注未来ＣＰＩ走势。

　　　　２．房价继续上行

　　我国房地产市场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和若干次调控后，２００７年以来的走势依然火爆。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７０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报告显示，今年１月、２月，全国７０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分别为６．１％、５．９％。深圳、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依然“名列前茅”。根据有关方面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房价的调查，大部分项目都已跨越了万元大关，万元房业已成为成主流房源。４月１６日，国家发改委在《２００７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直陈楼市存在的五大问题，表示了对楼市调控效果的强烈不满。在网络上，甚至也有人用“空调”一词形容此轮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对此，发改委在报告中也再次要求各地方、部门要认真抓好３７号文的落实工作，确保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３．股市回暖飙升

　　与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不同，我国股市在经历多年“熊市”之后，突然迅速飙升，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上证综合指数近日升穿４０００点，继去年暴升１．３倍后，上证综合指数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４０％。５月９日深沪股市总成交额更创３８００亿元的天量。虽然中国央行行长发出了警告，但投资者并不理睬，反而把股价推到一个极度乐观、近乎癫狂的水平。据统计，仅今年首季新增股民就比去年全年还多，令股民总数逾９０００万户，四月最后一天更出现新开户人数达１０８万户。虽然有人以前几年我国股市处于“熊市”时，我国的经济还能高速增长为例，说明股市的上涨与经济过热并无完全的相关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经济增长处于低迷状态，股市是断然不可能大走“牛市”的。

　　尽管各方面对近期经济冷热的判断并无统一的结论，人民银行还是很快对一季度的数据做出了反应。央行于４月２９日、５月９日先后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０．５％至１１％以及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自目前的４％上调至５％。这是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人民银行第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第二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述举措表明了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国民经济高速、稳健增长的决心。

　　　　二、宏观调控的运用

　　世界银行在今年２月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所面临挑战仍需要且可以管理。”在中国经济前景依然看好的背景下，继续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学者把现行调控措施的特点总结为：“微量、小步、频调”，其目的就是防止经济的“硬着陆”。针对中国体制转轨的特点，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应当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等有机结合，不断提升调控措施的执行效率。近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不断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所长。我国政府在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６年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相比而言，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时效性和全局性，在当前对处于高位运行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和总量控制时，政策当局应当更多考虑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用（非财政政策不需要和不重要）。事实上，近两年出台的货币政策的确远多于财政政策，但这还不够，货币政策必须在运用过程中持续改善执行效果。

　　　　（１）央行加强与市场沟通

　　过去，各国央行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势总是守口如瓶，一些央行甚至以出乎市场意料的加息或降息为荣。如此操作的经济学基础在于传统的预期理论认为只有意料之外的政策才会生效。然而，由于人们对货币政策作用方式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认为货币政策总是通过影响市场预期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走势问题上，央行正在尝试与市场加强沟通。例如，欧洲央行在利率上的表态几乎等同于承诺，而挪威和新西兰两国的央行甚至直接预测未来的利率。今天，货币政策已成为央行影响市场预期的重要手段。人民银行可以借鉴这种做法，通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其政策等手段来引导市场的预期，使市场、企业按照央行的想法采取行动，从而有效实现政策目标。

　　　　（２）优化金融环境

　　任何优良机制都是依条件而运行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与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出台时机有关，更与货币政策运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没有理顺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周小川行长用“金融生态”一词来概括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这一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即中国的金融体系绝非是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还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因此，必须深化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以改善金融环境。诸如培育市场主体、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等金融生态要素均是实施货币政策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合适的催化剂。

　　　　（３）以“双轨”思路推进利率改革

　　利率政策是调控宏观经济的有力杠杆。每当经济和投资过热的迹象出现时，政府的第一选择往往都是加息。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四次加息。一季度数据浮出水面后，外界均作出了加息预测。尽管央行选择了提高准备金率，让加息传闻暂时破灭，但是人们还是纷纷推测再次加息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推迟而已。当前，束缚加息工具效率的一大障碍是我国利率水平的变动还未市场化。虽然利率市场化一直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这一进程迄今仍未结束。这里提出一种“双轨”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回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间，我国的价格改革便是以“双轨”思路进行的，即把定价分为市场和计划确定两部分，逐步扩大前者的比例直至改革完成。这种方式与我国整体上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自去年以来，央行似乎已采用了利率双轨制的货币政策，即将利率分割－存贷款利率实施一个定价机制；货币与债券市场利率又采用一个定价机制。主要表现是通过法定存贷款利率（主要是贷款利率）来抑制宏观经济过热；而货币与债券市场的利率央行力求其平稳并保持一定的低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率的上调等政策手段吸收流动性的同时，稳定债券市场利率，同时采用“利率平价”来抑制热钱的流入。显然，这种“双轨”运行思路可用于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以保障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平稳性。

　　　　２．以房价调控稳定整个经济运行

　　房地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社会经济的拉动和辐射作用很大。据统计，近几年房地产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保持在３０％左右，对钢铁、建材、化工、服务等几十个上下游产业都有巨大的带动作用。２００６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明年国家在继续发挥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将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房价过快上涨”。不言而喻，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关乎整个宏观调控的大局。政府部门要在总结前期调控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房价的平抑和稳定。

　　　　（１）改革土地供给制度

　　土地是房地产建设的基础。我国城市土地由国家拥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各级政府集中控制了城市化土地的供给。现行以行政审批权为基础的土地供应控制使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批租制度。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供应，市场规律就无法起作用。在土地供应奇货可居的大背景下，政府为了追求ＧＤＰ和财政收入实行拍卖价出让土地（这一点也与现行财政体制有关），结果就是土地价格越抬越高。土地价格的畸高从源头上抬高了房价。因此，调控房价要首先从控制土地价格抓起。要逐步改革目前的土地供给制度，规范土地出让行为，维护市场公开、公正、公平。严格控制土地出让的地块面积。对成片土地，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分块出让，防止企业圈地、囤地。加大土地批后监管力度，终极目标是在清楚界定土地转让权的基础上培育一个完善的土地市场，归还土地的商品属性。

　　　　（２）完善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政策

　　政府调控政策的重心不能全放在高档住宅的限价上，还应增加住宅市场的供应种类，即是增加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完善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政策。政府手中规划为住宅的土地要保证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使经济适用房成为最主要的房屋供给方式。具体来说，政府采取直接划拨或者收取土地征用成本的方式提供土地，由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建筑企业直接签约建设开发，银行参与开发过程融资，免除各项税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补贴由“补砖头”变为“补人头”，让符合条件的住户得到实惠。在廉租房政策上，可考虑采取新旧结合的办法。所谓新就是由政府统一新建一批廉租房并封闭运行。所谓旧就是由政府将中心区小、旧户型房源集中，统一房源统一租赁，这样既能满足住户改善住房的需求，又能照顾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方便上下班和缓解交通压力。

　　　　（３）引导大众消费观念转变

　　客观地说，目前大众的房屋消费模式与观念对房价上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突出产权制度改革，促成了大众消费模式、消费观念的快速变化。有关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住房故事一度盛传于大街小巷，推动了各种中国人加入购房大军的队伍。因此，合理引导人们转变住房消费观念也有助于缓解房价上涨。一要引导正确的住房观。居者有其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产权房，租房也是有其屋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主要形式之一，住房租赁和购买同等重要。当前应促进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其次要引导住房消费观，量力而行，不要过分超前消费，不要盲目攀比跟风，在这方面大众舆论的作用非常重要。

　　　　３．以节能降耗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３０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我国ＧＤＰ名列世界第四。但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目前经济增长还主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进。如果不及时转变这种粗放型方式，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２００６年初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期间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的目标。温家宝总理在４月２７日举行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表明该问题的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认识。

　　　　（１）依靠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

　　“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移性因素密切相关。从阶段性因素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源消耗增长的爬坡阶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资源需求总量和消耗强度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转移性因素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相应地加大了资源消耗总量。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但是，我国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一时还难以逾越。因此，近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单位ＧＤＰ能耗的难度很大。所以，当前我国更需要依靠建立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来促进能源节约。一是对能源（也包括各种资源）价格进行合理调整，理顺国内市场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协调。今后基本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我国能源价格，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能源节约。二是强制淘汰落后的、能耗高的生产能力，利用政策手段，鼓励采用先进的、能耗比较低的技术，提高我国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三是要制定相关政策，控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鼓励高耗能产品的进口。

　　　　（２）可供选择的财税政策

　　依据现代经济学理论，能源节约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常常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表现在市场价格不能反映长远利益等。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政府在节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据世界银行研究，市场力量对实现能源节约潜力的贡献率只有２０％，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对于能源节约，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在能源节约中可以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干预和调控，而财税政策是政府能源节约管理和调控中最灵活、最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其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综合的体系。其中有税收减免、政府投入、政府采购、科研资助、开征能源税等。这些政策措施从不同侧面对节约能源、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产生作用。

　　准确预测经济周期的长度历来是令经济学家头疼的事情。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成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一再改写记录，预言中的拐点迟迟没有出现而令分析家们数次大跌眼镜。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等多重有利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经济正在延续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长繁荣期。按照有关专家的统计，本轮繁荣到去年已经５年，超过以往经济繁荣期的持续时间，而目前仍在延续繁荣的惯性和趋势。然而，经济增长总有尽头，越增长就越靠近其顶点，惟有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方式与进行制度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持经济增长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之不同，总共进行了六次宏观经济调控，基本保证我国经济长达近３０年的连续增长。随着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渐次深入和对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使用的日益娴熟，我们有理由相信，宏观调控的适时运用可以使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不断突破极限而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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