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将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从而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不断提高
4.81亿非技术工人，每月120美元
根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中国总就业人数为7.64亿。
中国的4.81亿农村劳动者和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呆在农村，或者去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找份工作。如果他们呆在农村，他们只能维持与其他农民一样的只够生存的生活标准，如果选择去城里打工，他们就必须与其他民工竞争有限的工作。这种全国范围的竞争市场，通过新完工的城际公路、手机、长途公交、铁路而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已经把非技术的劳动力工资降低到一个极限，即与一般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当。
没有人会羡慕中国农村劳动者和民工，无论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城市居民都不愿意进入他们的劳动力竞争市场。
近些年，中国政府正致力提高民工和农民的收入。2006年，在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后，民工的工资增长了12％，靠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增加了17％，但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1.2％。如同上面的解释，民工和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可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选择工作而紧密相关。要想提高一组人的收入，那么两组人的收入必须都提高。
正是由于这一非技术工人市场的庞大无比导致了中国非技术工人工资增长的缓慢，也是由于这一群体未能充分就业，导致了中国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由于人民币以15％的速度升值而开始减慢，我们将看到通货紧缩和大量的失业，原因就是这4.81亿仅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非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的低工资也反向影响环境和公共卫生——使用非技术工人倾向于鼓励低成本生产，在政府和边际利润低的行业没有足够资源和动力采取保护和防治措施时，环境和公共卫生就会遭到破坏。尽管找不到可靠数据，从我访问过多家乡镇企业的经验看，在中国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它们产生的污染和浪费带来的成本要高过他们产出的微薄利润和低工资。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未找到有效途径限制能源使用效率低、环境危害大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往往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中国政府需要国际组织的帮助来识别并停止这些社会效应为负的产业及企业，使其避免对人类和环境永久性的伤害。
中国怎样才能增加消费？
为什么亚洲开发银行要建议印度、巴基斯坦在通货膨胀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而建议中国这样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减少投资呢？比较经典的回答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的建议不会错，但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要控制在每个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们已经在面对各种约束下尽量使他们消费达到最优化，不需要政府告诉他们怎样花钱。
因为中国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中国人都不得不为防御大病存一大笔钱。在助学贷款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家庭也只好为孩子上学存一大笔钱。一些新开发的住宅区的道路、地铁和学校等配套设施不足，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虽然购买了房产，并期望在房产增值时获利，可是他们选择不装修、也不搬进这些空置的新楼，大大影响了家用电器的消费。这些都是消费者在目前经济结构约束下的最好选择，而中国家庭的这些选择导致了消费低、储蓄高。
中国怎样才能增加国内消费？
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为了鼓励消费，中国需要建立完整的健康保险体系、建立助学贷款或者奖学金项目、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和学校。所有这些办法无疑需要投资。但这些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因为这些投资将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不幸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不能区分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投资。当投资率统计数据过高时，政府就开始限制投资，这使两种投资同时低迷。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长速度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导致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中国所需要的是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同时减少无效率的重复建设投资。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如控制货币供应量、汇率、利率、银行准备金率都不能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运用老办法：行政控制、产业政策甚至包括反腐败运动的政治纪律。
总之，由于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投资的难度，中国中央银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必须处理无效率重复建设投资失控而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率的投资将受到影响，进口增长赶不上出口，就要想办法处理经常账户盈余的问题。
为推动中国物价水平追赶国际水平，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中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减少对增加的外汇储备的冲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产生稳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必需的，而较低但稳定的通胀是促进人民币平稳升值而不产生通缩风险的必要条件。为了使中国采取这一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帮助中国发展更有效率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以使其能够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的投资。
如何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的投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完善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识别出好的项目并为它们进行低成本融资，同时拒绝差的项目。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就具备这个功能，中国的金融业还不具备这些功能。
现代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的一个本质功能是减少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结合创造出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没有这个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中国将不能为4.81亿农民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可能会产生许多社会成本高的乡镇企业。这些无效率的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工资，可能会小于他们产生的污染和社会不稳定等后果。如果没有这个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中国的进口将无法与出口保持平衡，这将继续剥夺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工作，并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保护措施，中国潜在的购买力将形成它庞大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变成有效率的投资和能够为美国工人带来订单的消费。因此，我认为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上海就中国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的草案可以帮助中国改善金融业，为中美在21世纪带来双赢。
美国金融部门的优势与中国金融部门的弱势对比强烈，在强大的金融体系下，美国公民可以维持较低的储蓄率，因为他们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可观的资本增值。在金融体系较弱的中国，消费者维持很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消费(因此必然是较低生活水平)，中国庞大的储蓄(剩余资本)却不能有效地雇佣本国的剩余劳动力。今天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如十年前香港人的担心一样，但今天，香港人意识到中国增长越快，为香港带来的机会越多。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将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从而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不断提高。当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使得交易成本趋向于零时，供给就会创造需求。(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电子邮箱brooking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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