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当选IPCC主席的印度人帕乔里（RajendraKPachauri）有多重身份，他本人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美国任教，同时也为世界银行工作，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顾问之一。在印度国内，他的身份是塔塔能源研究院的院长。
他在IPCC的同事谈起他时都会提到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帕乔里做事深思熟虑，非常谨慎，这也是当年美国看重而提名他的原因。5月17日，刚刚在德国波恩参加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会议的帕乔里博士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据说在布鲁塞尔，您是凌晨站在一个蓝色的扶手椅上向媒体宣布各国政府最后共同通过了报告的决策者摘要？这个过程总是那样艰难吗？
帕乔里：的确，这个过程很漫长，像一场马拉松赛。因为是100多个国家坐在一起，对决策者摘要逐字逐句进行审核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所以要达成一致意见，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其实这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平常，这次三个工作组的报告都是这样。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了这份报告是不是足够“优秀”？
帕乔里：是的，没错。因为跟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相比，这次评估报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这次报告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检测在空间尺度和气候变量等方面更为科学和完善，所以可信度也更高。这份报告汇聚了最权威、最科学的观点。我们有超过2000多名各专业的科学家共同工作。比如说到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一个人会了解所有的事情，你还必须听取了解极地海洋环境和赤道系统的科学家的观点。
《商务周刊》：气候变化发生了上万年，其中又涉及那么多的因素，这些研究是一种有根据的猜测吗？有多大的可信度？
帕乔里：气候变化的确有上万年的历史了，但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的近150年，气候变化才出现了加剧的现象。它们是科学家们耗尽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他们过去30年一直是在猜测，然后就这一课题发表确定性的论文，那恐怕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有猜测的成分。
《商务周刊》：您怎样看待那些对气候变化提出质疑的人？
帕乔里：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凡是这种质疑背后，都必然隐藏着某种利益。你应当看看确凿的证据在这其中所占的分量。看看今天的科学界就此问题达成的大量的共识吧，这里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质疑”。我也并不想质问他们的动机。
《商务周刊》：IPCC的报告是预测了一个最坏的结果并夸大了地球变暖的危害了吗？比如报告说，到2080年，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洪水可能将造成东京和纽约700万人死亡。
帕乔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亚洲的三角洲吧，广州、孟买甚至湄公河三角洲，在报告里被我们认为是高度脆弱的地方。这些都是海平面升高以后会遭受毁灭性灾难的地区。两年前我们发生了海啸。如果海平面再升高一英寸，你能想象会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吗？
所以我们并不是预测一个最为糟糕的结果而耸人听闻。事实上，IPCC本身并不进行科学研究，也不做任何预测，它的内容是从那些同行评审（peer-reviewed）期刊以及已出版的最权威的学术期刊里挑选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一个平衡的评估。
《商务周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编纂？
帕乔里：是的，但同时也是一个评估。它是一个知情下的评估。在曼谷，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对报告的内容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进行评审。所有国家的政府代表都坐在那里，你认为他们会允许任何的夸张吗？
《商务周刊》：那是否有一些预测由于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而进行了某些淡化处理呢？
帕乔里：没有。当然通过代表团的辩论和讨论，有一些表述的措辞会调整，这样最后得到的其实是一个用词更为准确的文件。得出的结论是各国政府都接受了的，因此没有人能事后说：“我不支持这份报告”。
《商务周刊》：所以这还是有妥协的成分在里边？
帕乔里：我想将它称作是“知情下的妥协”，因为它并不是恣意妄为的。一个国家赞成，有可能10个国家都反对。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操纵这些，因为必须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我们的制度是公开而且透明的。
《商务周刊》：您所在的印度和我们所在的中国都是未来的排放大国，现在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发达国家是在利用这份报告让我们为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吗？
帕乔里：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过去150年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负责。即使今天，如果按人均排放水平来看，中国和印度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正像联合国框架公约中所说，这里的确是一种“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但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据共同的责任以及所能够承受的程度，在不伤及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可能的承担减排义务。
《商务周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怎样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又不会对全球变暖造成危害呢？
帕乔里：如果你看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发展模式。比如法国人均GDP的排放远远低于北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法国有更好的公共交通体系，而且他们还大范围地使用了核能。但是你看看中国和印度迅速增长的私家车数量吧，这些都是问题。其实，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有很多方法能够通过我们所说的“无悔措施”实现，比如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商务周刊》：现在后京都的谈判已经启动，您认为新的减排目标中应该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吗？
帕乔里：我不这样认为，但是这是谈判国政府间的事，我也不好评论。
《商务周刊》：您认为最大的困难将是什么？
帕乔里：现在最重要的是各国要达成一个协议，但就是这个协议很难达成。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不愿意妥协。所以要想达成，各国必须要找到共同利益，而不是只顾及本国的利益。这不会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印度和中国的立场也将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商务周刊》：您对后京都谈判的结果有什么预测？
帕乔里：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说。今年年底在印尼巴厘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暗示。但未来这个话题一定是各国都非常关注的。
(责任编辑：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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