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风暴后的问责风暴何时到来

　　　李金华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06年度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审计发现，发改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所属的92个单位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27.54亿元。（新华网6月27日）

　　在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我注意到这么一组数据：“2005年度审计发现的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后，有94人被逮捕、起诉或判刑，17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只要做一个简单的除法，就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在106起重大违法犯罪案件中，平均每一起案件，只有0.9人受到法律惩处。案件性质与问责力度严重失衡。

　　我们曾经对审计风暴寄予了很高期望，对“铁腕审计长”李金华的严厉作风深表赞许，但我们却忽视了，审计风暴虽然掀开了一道帘子，让长期以来密不透风的“公共财政内部运作”情况初步暴露，但审计风暴依然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是一个行政部门对其他行政部门的同体监督，它受制于权力授予机制的先天制约。

　　因此，在审计风暴的行政效力之外，我们必须等待法律问责风暴的到来。法律问责风暴的威慑力，体现在对于当事人责任的追查到底，它不仅让违法犯罪官员丧失政治前途，丢掉官职与权力，也断送了基本的社会尊严和公民权利，并且将 “集体问责”、“部门问责”，转化为切实的“个体问责”。

　　“个体问责”在法治中国中的意义重大，正是由于某些执法者心中存在着“不要波及面太广”的投鼠忌器心理，使得问责成为象征性的点缀符号，并且这种安全性越往级别高走越能得到保障。在审计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肆无忌惮挪用公共资金的，往往是位高权重的“要害部门”。而因2005年审计被移交司法机关的94人中，究竟有多少处级、局级乃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李金华的审计报告没有提及，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惯性认知，那就是没有多少高级别官员受惩。

　　恒定的法律信仰培育民众恒定的守法预期，法律信仰一方面来自社会对法律“扬善”功能的保护——每个守法者都会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惩恶”机制的日常显现——每个违法者必将为非法所得付出对等的代价。而如果这一切颠倒过来，就会形成典型的逆淘汰。在连续几年的审计报告，我们看到了令人忧心的“劣币驱逐良币”：去年赫然在榜的政府部门今年依然“名列前茅”，曾经遵纪守法的政府部门又成为“新生力量”。如果风暴过后的法律问责如此温柔，让违法成本几乎忽略不计，那我们依靠什么来捍卫公共财政不容侵犯的管理原则？（毕舸）